他的大雪般的才华下下来，覆盖了一座西厢房。让我们相信：他来这世间，只为说一场爱情。
每个人，在一生里差不多都至少要经历一场爱情，就像演一场大戏；他说的那一场爱情，是最好看的一场大戏——那是一场神授，语言和思想的密度顶得过一个一套十二部的剧作选编丛书，或恋爱指南全本。
他说了一场爱情，其实就是说了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成住坏空。跟爱情一样——它教会我们一切，成全了我们精神和身体的一切外求与内省。我们藉它一夜长大成人。
在不冷不热的小夏天，沦陷在圆沙发里像沦陷在他的后花园，看一场入戏过深的伶人泼命出演的爱情大戏，领受了他们的呢喃、呜咽、欢乐、尖叫和醉意，而手边有茶，案上有墨，窗外，小夜曲一样的水仙开在那里，绿葱葱的小叶发散出若有若无的体香，就是春山青云，含了些脑袋上顶的花儿呀朵儿的，以及它们的气息，在小南风里，轻轻摇动着大地，觉得自己也成了一条河流，跟着他的笔端流走了……这实在是世界上再好不过的事了。
他说：“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这是多么著名的曲子！有谁不会念诵一二？有谁？大师们的文字总在增强人们对文学的信心与信念，而不是相反。让我们一再地怀疑而后坚信：真正的心灵震撼，真正的精神震撼，来自文学，至今无可替代，以后也将无可替代。
大师们一定有着一般人所不能及的感受力和想象力，才生成了言人所不能言的大能——他能感受到一般人只有潜意识里感受到的某种情感——这种情感既是源于大师个体内心，也是源于作为人的一种普遍的情感——而后他又用他那厚重的感受力和想象力来幻化成各种形象和意象并加以描绘，这就给了人一种实体、真切的感受，当这种感受获得大众的共鸣时，就成了道德家们眼中的“妖言惑众”。这种言语文字就是一种原始的神秘思维——一个事物的名称和这个事物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单纯的语词或意象包含着一种魔力，通过这种力量，那个事物的本质呈现给了我们。因为这种力量，我们比别人多出了一个审美的人生——真正的人生。
再看这一支[滚绣球]：
恨相见得迟，怨归去得疾。柳丝长玉骢难系，恨不情疏林挂住斜晖。马儿迍迍的行，车儿快快的随，却告了相思回避，破题儿又早别离。听得道一声去也，松了金驯；遥望见十里长亭，减了玉肌：此恨谁知？
如果说前面两支曲子文采清丽，那么“见安排着车儿、马儿，不由人熬熬煎煎的气；有什么心情花儿、靥儿，打扮得娇娇滴滴的媚；准备着被儿、枕儿，只索昏昏沉沉的睡；从今后衫儿、袖儿，都揾做重重叠叠的泪。……久已后书儿、信儿，索与我凄凄惶惶的寄”和“霎时间杯盘狼藉，车儿投东，马儿向西”则显然是白话口语。优美和朴素它们两个就这么偎依着，像一对他剧本里写的好爱人，融合得妥妥帖帖。
里面不消说是说的一位小姐和一位公子相互思念的事情——自然少不得一位伶俐的丫头穿针引线做成了好事。他们注定要驻扎进彼此的心魂里去，无论这中间有多少的阻碍和错失。年岁久了，我们都已经把他（她）们当成了真人，当成了大学师兄或自家表姐的爱情，在夜里十二点，电话里或枕头边，听他（她）笑着或低声啜泣着、说起过的那一场爱情一样，去真心欣羡，去唏嘘叹惋。
总有些神秘而一定美好的事物将我们导引——一部《西厢记》，装载了我们青涩纯稚许多人，跟着他，好像跟随高原上泻下来千年冰川的融水，一路奔腾，然后无论是激流险滩，平原沙洲，不能停止，心绪奔涌，情难自已，即便碰到横了心的峰棱尖角，也还是一心一意去到我们想要的地方——爱情的乌托邦。就像那懵懂无知贾宝玉，在梦里被警幻仙子带走，给醍醐灌了顶，然后，童年的大梦醒来，才迎来了生命里的第一缕晨曦，在暮气沉沉的生活里斑斑点点洒下些阳光和香氛。
不过，平心而论，开始时读他，是总有些不适应的，太绿太浓，春色过了，觉得别扭——尤其是对张生，还有讨厌他的成分在——哼，像个浪子。我们的十八岁，所需要的香气根本用不了那么多。也许是因为彼时的小小心灵还有没到过的地方吧？现在再看，生厌处是怜惜处。现在懂得了，他好或他坏，以及结果好或坏，都不必骄傲或沮丧，因为跟轮胎呀、鞋子什么的一样，万物都有定数，耐心等下去，阴和阳、正和负也许刹那之间就转换了，好的变坏了，硬的变软了，浅的变深，烦的变喜欢……爱情也逃不出这个壳子。戏里戏外莫不如此。
如你所知，史上有许多著名的文学作品是经过长期流传，才水气凝成露珠似地成为巨著杰构的。如《三国》、《水浒》，如《孔雀东南飞》、《木兰辞》，莫不如此。《西厢记》也有个演变到凝定的过程。他是有野心的，有野心将一个平庸故事，打造成一部盖世经典。这经典不讲究灵魂，只看到肉体——那灵魂于是从肉体而来。这几乎接近真理，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这有些悲哀，掺和了悲哀才是生命和爱情真相……哦，这种纠缠的话题以后说。
唐德宗贞元末年，约公元802—804年，诗人元稹写了传奇小说《莺莺传》，说的就是张生与崔莺莺的恋爱故事。这是《西厢记》情节的源始。传中有莺莺的诗《明月三五夜》：“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这也就是《西厢记》名字的由来。故事中的张生，有诗人元稹自己的影子，同时代人杨巨源写过《崔娘诗》，李公垂也写过《莺莺歌》……不一而足。可见这个故事在当时还流布很广。
一接触文本，我们的眼前自然打开了一幅旷远的画面：张生一天到蒲州普救寺游玩，巧遇崔氏孀妇携女也寄居此寺，崔氏还是张生之姨母，值当地驻军将领去世，军士四出骚扰。崔氏因家财较多，颇见惶骇。张生因与蒲将杜确有过交情，设法护卫，使崔家幸免于难。崔氏酬谢设宴，让女儿莺莺拜见张生，张生从此迷上莺莺，而两个各有酒意。张生私求于莺莺的婢女红娘，红娘为他献策，可以以诗喻情。张生大喜，写了《春词》两首，让红娘转交莺莺。莺莺则写了上面引用的《明月三五夜》作答。张生猜出含义，于十五日晚上逾墙赴约到了莺莺所住的西厢房。不料莺莺“端服严容”将张生训了一通。张生绝望之余，却在几天后的一个晚上被红娘推醒，原来莺莺主动来了。此后张、崔二人经常“朝隐而出，暮隐而入”，直到张生到长安赴考，终于诀别。张生科举未中，留在长安，曾寄信莺莺，莺莺回信凄婉，并捎来玉环、青丝等物——“玉取其坚润不渝，环取其终始不绝”，但张生却将信拿给朋友们看，还发了一通议论，认为女色是祸水，自称“予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为自己抛弃莺莺造舆论，在座的朋友也都说张生“善于补过”。一年后，莺莺嫁了人，张生也别娶。故事结束。
由于元稹的《莺莺传》文辞华艳，哀婉动人，情节也曲折有致，所以不过数千字的传奇吸引了后世多少文人，以此为题材进行再创作。如宋代秦观、毛滂的《调笑转踏》和赵令畴的[商调]《蝶恋花》。赵作是采用民间说唱文艺中的鼓子词形式写的，又称《蝶恋花鼓子词》，让这一故事“播之声乐，形之管弦”，使二人走向民间，并对故事由传奇过渡到戏剧起了桥梁作用。宋金时期，终于产生了《西厢记诸宫调》，因为作者是董解元，所以又叫《董西厢》。
《董西厢》的意义，首先在于思想内容的突破，“始乱终弃”的主题变为追求爱情的年轻人获得圆满成功，“负心汉”张生成了与莺莺共同反抗封建礼教的斗士。除了《董西厢》，当时南宋与金代都有各种有关说唱和戏文流传，如《莺莺六幺》、《红娘子》、《张珙西厢记》等。
正如他虽身为当时盖世大儒姚燧的弟子，却不拘藩篱、自成日月一样，他也正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拘藩篱、写出他那“天下夺魁”、好到没有水分的名剧的。首先，他从正面提出了“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主题，对男女主人公的首次结合进行了毫无掩饰的描写：“我将这纽扣儿松，把搂带儿解。兰麝散幽斋，不良会把人禁害，怎不肯回过脸儿来？”“我这里软玉温香抱满怀，呀，阮肇到天台。春至人间花弄色。将柳腰款摆，花心轻拆，露滴牡丹开。”“半推半就，又惊又爱，檀口揾香腮。”这种描写就是今天看来也还是充满了荷尔蒙气息，完全突破了“发乎情，止乎礼义”等传统观念，人性和爱情之美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反传统精神可谓惊世骇俗。在他的心目中，男女主人公的情欲和性爱是符合人性的，因而也是美好的、幸福的、合理的，应该理直气壮地予以歌颂。正如奚海先生所言，人欲和性爱是“人类蓬勃奔放、创造生命的永恒活力，是每一个人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因而是美，是善。人们不应被‘天理’、‘礼’的伪善说教所欺骗而对‘人欲’、‘性’遮遮掩掩，噤若寒蝉，而是要勇敢地去拥抱‘人欲’，理直气壮地去享受性爱的美和幸福”。而其笔下的相国小姐崔莺莺，也因此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以贵族少女的身份反抗封建礼教的叛逆者典型。虽然我自己不怎么喜欢里面的露骨讲叙，嫌过于烟火气，但也不得不承认，干净的情色和不干净的色情有时仅有毛发之隔——他显然一直站在干净这一侧。
细细打量一下人物吧，那些让春风吹送来的主人公：
春天里的少女是个谜。莺莺一上场就是个怀春的少女，她深婉迷离地唱道：“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肃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
春到最盛大，也就到最凋零，最好看和最伤感从来都是一母同胞、结伴而来的好姐妹。这种天气，在屋子里真是待不住啊，即便她不是个伤春的少女也一样，何况她又是个伤春的少女？
她踩着曲笛的长吟，慢慢走出来，圆融幽静，温润如玉，没有詈责，也没有烈响。因此，当她在佛殿第一次见到张生，便明对红娘实际上是向张生口诵了“寂寂僧房人不到，满阶苔衬落花红”的诗句。这几乎成了这场恋爱的导火索。当红娘唤她回去时，她临下场还做了个“回顾觑未（未是男角）”的动作，张生的反应便是“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自此，爱情的种子播下了，然后，海草一样，浓密地长了起来。
然而，莺莺毕竟是个受过良好教养的大家闺秀，哪里可以轻易就动了心？他淋漓尽致地揭示了她一团乱麻的心态，明明是她利用红娘传书递简，但当红娘带来张生的回帖时，她竟会说：“小贱人，这东西是哪里将来的？我是相国小姐，谁敢将这简帖儿来戏弄我！我几曾惯看这东西？待我告过夫人，打下你个小贱人的下截来！”喏，明明是她用“月明三五夜”的简帖约了张生来私会，但当那人真个逾墙来践约时，她却又说：“张生，你是何等之人，我在这里烧香，你无故至此，若夫人闻知，有何理说？”简直岂有此理，其实不过是羞涩。然而，她对爱情的渴望终于使她战胜了“教养”和羞涩，主动地与张生结合了，离恨总成欢。而当老夫人打发张生上京考试，活生生要将她与他拆散时，她大胆吐露了对张生的真挚爱情……心情越矛盾，性格越复杂，道路越曲折，形象就越动人——无论是不是描述爱情，哪怕描述叛徒叛变前的心情，也都几乎是一定的。他以忠实于客观的笔，婉转蛇道，为我们送达了一个最有艺术生命力的丰满形象，闪着明亮而和煦的光芒，至今耐得上下打量。
其实，《西厢记》里最光彩照人的形象应该是那个伶俐的丫头——红娘，映得那小姐反成了绿叶陪衬。他对她的外形描写只很吝啬地勾了几句：“可喜娘的庞儿浅淡妆，穿一套编素裳；胡伶渌老不寻常，偷睛望，眼挫里抹张郎。”禄老，就是眼瞳；胡伶，本字当作“鹘鸰”，有云：“这双鹘鸰也似眼中睛”，可知是形容眼珠子的灵动，所以下面会写她“眼挫里抹张郎”——只用眼珠儿斜了张生一眼。这眼风传出红娘伶俐且颇高傲的神气儿。的确，红娘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你别想瞒过她什么，而且好像迟早要冒冒失失做出点什么，叫这个世界大吃一惊。
莺莺一见张生，两人眉来眼去，红娘可都看在眼里了。正是她，将张生自报家门“年方二十三岁……并不曾娶妻”的讯息以闲谈形式告诉了莺莺，并说：“姐姐，我不知他想甚么哩，世人有这等傻角！”实际上她很清楚张生这“傻角”“想什么哩”！同时，她也明白“相国小姐”心里“想什么哩”。她深知“相国小姐”脸皮儿薄，所以，当张生托她将诗简传递给莺莺时，红娘心想：“我待便将简帖儿与她，恐俺小姐有许多假处哩。我只将这简帖儿放在妆盒儿上，看他见了说甚么。”果然，莺莺见了便闹将起来，要“打下你个小贱人的下截来”，红娘便反唇相讥，唱：“分明是你过犯，没来由把我摧残；使别人颠倒恶心烦，你不惯，谁曾惯？”于是便闹着要将这简帖儿向老夫人出首去，弄得莺莺做假不得，只好说“我逗你耍来”，再三央求。
当然，红娘可爱之处不仅在伶牙俐齿——光那样，也就成了个女痞子——更在于她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当她看到老夫人背信弃义，要赖掉张生与莺莺的婚约，便决心成全这一对有情人。正是她，主动为张生献策，让他用琴声打动了莺莺，使有情人成了眷属。在“拷红”一戏里，面对老夫人的责打，她一面说：“夫人休闪了手，且息怒停嗅，听红娘说。”先缓和气氛，一面揭出老夫人的丑来：“……道老夫人事已休，将恩变为仇，着小生半途喜变做忧。”她索性实话实说：“他俩个经今月余只是一处宿”，“他们不识忧，不识愁，一双心意两相投。夫人得好休，便好休，这其间何心苦追求？常言道：女大不中留。”她深知老夫人怕出乖露丑的心理，便进一步进攻道：“目下老夫人若不息其事，一来辱没相国家谱；二来张生日后名重天下，施恩于人，忍令反受其辱哉？”这字字句句都击中了治家严肃、势利的老夫人的要害，不得不承认“这小贱人也道得是。”可以说，没有红娘，张崔的爱情便要流产。因此说，红娘的戏是“戏胆”，一点不错。这丫头，聪明果断，能撒娇，会压事，还有霸气——这尤其是招人喜爱的，光彩夺目。
再看看那位集文魁、傻角于一身的张生。他将《莺莺传》中的“负心汉”改造成一个多情却又颇为憨厚的才子——张生一见红娘就自报家门：“小生姓张，名珙，字君瑞，本贯西洛人也，年方二十三岁，正月十六日子时建生，并不曾娶妻……”惹来红娘的一顿抢白：“谁问你来？”后来，当红娘来请他赴宴席，刚说了个请，张便连不迭地说：“便去，便去！”又惹红娘的一阵嘲笑：“‘请’字儿不曾出声，‘去’字儿连忙答应；可早莺莺根前，‘姐姐’呼之，喏喏连愿声。秀才每闻道‘请’，恰便似听将军严令，和他那五脏神愿随鞭镫。”张生的“傻”字中不是隐含一个“痴”字吗？当老夫人赖婚时，张生在应付事变的能力上显得有勇无谋，只会恨天恨地，想寻个自尽……然而在这一“痴”字下面，就又凸显了这个男人的可爱。
像哈欠连天看着的黑白电影中，忽然出现了那么一点玫瑰红，提人精神。《西厢记》其实不小心正成为了元人的切口，从而引起了文学史上的“多米诺”效应——续作的、仿造的，纷至沓来，历久不衰。什么《续西厢》、《翻西厢》、《锦西厢》、《新西厢》、《后西厢》、《西厢印》、《南西厢》、《不了缘》……略有附会的，凿枘不合的，不一而足。尤其明末，经过了一百多年的个性压抑之后从前代借来了人性火种，类似于欧洲经过了中世纪的黑暗之后见到了古希腊文明点曙光，不免惊喜，从身体性革命开始，发起了轰轰烈烈的情性和人性的大复苏，时人为之疯癫了都不足为怪。其中明人李日华的《南西厢》适应南曲演出，至今昆剧所演的《西厢记》就是依据他的本子改变的。《西厢记》的研究也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单明、清两代对它作过评点或校注的，就有很多，其中不乏徐文长、汤显祖、唐伯虎、金圣叹这样的文化巨匠。可是，很多东西不能够过分地说光它，需要留一点意犹未尽下来，它就像是画面里的东西，意境就是因为缺了那点东西，才能够滋生出来。它被剥光，这是好事，也不是好事。
说是好事，最重要的是，通过一代代文人的不断推崇和广播，它从“学问”的宝座上走下来，走向市井民间，成为了一个爱情的经典意象，甚至成为了传递爱情的火种。譬如，《红楼梦》最动人的篇章之一“黛玉葬花”的前奏，便是两玉合读《西厢》：
早饭后，宝玉携了一套《会真记》（即《西厢记》），走到沁芳闸桥那边桃花底下一块石上坐着，展开《会真记》，从头细看。正看到“落红成阵”，只见一阵风过，树上桃花吹下一大斗来，落得满身满书满地皆是花片。宝玉又抖将下来，恐怕脚步践踏了，只得兜了那花瓣儿，来到池边，抖在池内。那花瓣儿浮在水面，飘飘荡荡，竟流出沁芳闸去了。回来只见地下还有许多花瓣，宝玉正踟蹰间，只听背后有人说道：“你在这里做什么？”宝玉一回头，却是黛玉来了……黛玉道：“什么书？”宝玉见问，慌得藏了，便说道：“不过是《中庸》、《大学》。”黛玉道：“你又在我跟前弄鬼。趁早儿给我瞧瞧，好多着呢！”宝玉道：“妹妹，要论你，我是不怕的。你看了，好歹别告诉人。真是好文章！你要看了，连饭也不想吃呢！”一面说，一面递过去。黛玉把花具放下，接书来瞧。从头看去，越看越爱，不顿饭时，已看了好几出了。但觉词句警人，余香满口。一面看了，只管出神，心内还默默记诵。
就这样，《西厢记》在民间站住时，每个人心里都有了一座“西厢”，恨不得住进去，醉进去，别醒来。谁不喜欢美好的东西呢？尤其是美好里的美好——爱情？谁也不喜欢用自己的牙齿咬到小沙粒和自己的嘴唇，谁都喜欢牙齿咬到抹了糖霜的小甜饼。说到底这是人性里具有共性的东西。因此，一时间，这爱情“西厢”，压过了经济“东厢”，甚至压过了政治“正房”……这样下去如何了得？在一个跋扈而喧嚣的小小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个沉默的大多数——就像每个文化废墟上都有精神原子弹一颗又一颗地炸着，没有大多数说话的份儿。难怪封建卫道士要视之为移人性情的洪水猛兽，明、清两代统治者都曾明令禁毁，甚至道光二十四年浙江学政还在省城设局收毁之，后来类似情况还不断重演——那些政客、道德家都变成了伪君子——他们也未必不动情。因此，他们越动情才越“伪君子”。一些帮闲还大造舆论：“《西厢》、《玉簪》等，诸淫亵之戏，亟宜放绝，禁书坊不得鬻卖也。”他们说《西厢记》是“淫书之尤者”，“看了《西厢记》，到老不成器”……听上去，简直是声嘶力竭、耍无赖的宵小了。竟然还有人瞎编什么《西厢记》作者“嚼舌而死”，死后被打入阿鼻地狱不得超生……怕到这个地步。无耻文人们还不择手段假造了郑恒与崔莺莺的“合葬”故事和墓志铭作伪证，以便证明崔莺莺是郑恒之妻，“四德兼备”、“与郑府君白首相庄，生六子一女”，并无与张生的一段恋情。他们无非想以无稽之谈来抵消《西厢记》在青年男女心中的深刻影响。当然，这是徒劳的，《西厢记》像个潜伏日久的密探，在蓄积了三个季节的能量之后，以春风的形式，集结起席卷一切的艺术感染力，催发着那黑暗年代青春的种子，以及文学的种子——譬如后来颇负盛名的《家》、《春》、《秋》等，都因它而怒放。
他到底写得有多好？听一听后世的赞辞就知道了：“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鸯花寨明飓飓排剑戟，翠红乡雄赳赳施谋智。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这种赞美，结结实实，八风不动，像皮锤落在沙袋上，一听就是发自肺腑。
以上这首词是明初的贾仲明为追吊他而写的。其中的“风月营”、“莺花寨”、“翠红乡”云云，指的便是所谓的“勾栏”，那是元代官妓聚居的地方，是演出杂剧的地方。可见王实甫是个“书会才人”，与关汉卿同样是为伶人编写剧本的人。从中还可看出他擅长写“儿女风情”一类的戏，为当时文人所称服。不幸的是，他的身世比关汉卿更渺茫，只知道是大都人（今北京），甚至真名也不甚了了，只有天一阁本的《录鬼簿》（明抄本）上写：“王实甫，德名信。”有的专家认为这是倒置了，应作“名德信”；有的专家则认为“德名”，等于“尊讳”，也就是说王实甫大名是“信”，王信。这就是封建时代轻视剧作家的结果，没有任何“正史”一类的记载所造成的遗憾。根据一些专家考证的结果，大致有这么个轮廓：“王实甫，名德信，元易州定兴人。……曾作过某地县宫，声誉很好。后来升任陕西行台监察御史，由于‘和台臣易不和’，四十多岁就弃宫不做了。他在弃官后不久就完成了不朽的剧作《西厢记》。在六十岁时，他用散曲套数描写他退隐后的生活。生活颇为优裕，诗酒琴棋，笑做林泉，但在恬静淡泊的情怀深处，蕴藏着久难平复的政治创伤。”
以上文字摘自冯沉君《王实甫生平的探索》一文，把他的一生写得算是写意而辽阔，也还并不是定论。不过，看来他的生活似乎要比关汉卿好些，虽同处异族统治下的元代前期，但没有留下像关汉卿那么多的激愤。现在我们来看看他晚年退隐之作——套曲中的几支曲子：
[商调·集贤宾]
捻苍髯笑擎冬夜酒，人事远，老怀幽。志难酬，知机的王粲，梦无凭，见景的庄周。免饥寒桑麻愿足，毕婚嫁儿女心休。百年期六分甘到手，数支干周遍又从头。笑频因酒醉，烛换为诗留。
[全菊青]
想着那红尘黄阁昔年羞，到如今白发青衫此地游。乐桑麻榆酬诗共酒，酒侣诗侍，诗潦倒酒风流。
[梧叶儿]
退一步乾坤大，饶一着万虑休，怕狼虎恶图谋。遇事休开口，逢人只点头，见香饵莫吞钩，高抄起经纶大手。
从曲文中知道，此时他已年过六旬，儿婚女嫁，衣食充裕，然而最后一首说了不少消极话，这是把悲愤与牢骚寄寓在退隐生活中。特别是“见香饵莫吞钩，高抄起经绝大手”两句，明显有不与统治者合作的情绪。
然而，这些也大多是些推论而已，其身世还是不甚了了。更遗憾的是，关于他的创作，我们还得再说声“不甚了了”。据《录鬼簿》记载，他著有十四种杂剧，以《西厢记》为首。现在尚存完整的有《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吕蒙正风雪破窑记》、《四丞相歌舞丽春堂》三种，外加残篇《苏小卿月夜贩茶船》、《韩彩云丝竹芙蓉亭》两种。《破窑记》写宋代吕蒙正的发迹故事，富贵人家女儿刘月娥，抛绣球给穷书生吕蒙正，结果被父亲赶出大门，随吕蒙正在破窑中度日。后来吕蒙正中了状元，父女方才和好。虽说是“大团圆”的模式，但有些动人的场面，如吕蒙正得官后，刘氏还叫丈夫不要忘了过去的苦日子：“那时节寻不得一升儿米，觅不得半根柴。兀的不误了斋。麻鞋破脚难抬，布衫破手难揣，牙关挫口难开，面皮冷泪难揩。呀，你记得满头风雪却回来？”此剧曲词相当本色，与《西厢记》秀雅的风格全然不同，天一阁本《录鬼簿》他的名下并没有这剧目。《丽春堂》写金代右丞相乐善与右副统军使李圭在朝廷上明争暗斗的故事，剧情松弛，水平与《西厢记》相去甚远。难怪明代的戏剧理论家王骥德会在《曲律》中说：“王（实甫）于《西厢》、《丝竹芙蓉亭》之外，作他剧多草草不称。”问题还在于作为他的代表作的《西厢记》，到底是不是他写的也有争议。虽然，元代钟嗣成《录鬼簿》与明初朱权《大和正音谱》都说《西厢》是他写的，但明代前期百余年，社会上流行关汉卿作《西厢记》的说法。明中叶以后，又有大文人王世贞诸人倡“王作关续”说，一直影响至今。此后，《西厢记》关作、王作、王作关续、元后期集体创作、无名氏作……不一而足。
与其说，这是他的不幸，毋宁说是中国戏剧史的不幸——从中反映了戏剧这一来自社会底层的形式如何为封建统治者所轻视，演员与剧作家如何为封建统治者所鄙视。人和人之间的鄙意和恶意，那种强大的制约力、阻力，在关于《西厢记》或者其他名著的真正作者的猜测上给抖落得淋漓尽致——不同的心怀鬼胎，相同的小肚鸡肠。而他们，那些作者们，是大石头下求生存的小草，或是弯弯曲曲地挣扎、生长，或是无声无息地自生、自灭。直到荒芜连天，连作者的名字都语焉不详了才算完。这是悲剧落幕后的悲剧，是不可以预见的荒芜。
万幸的是，目前大多数研究者认为，《西厢记》是他一人所作。
我宁愿这样信了，唉，就这么信了吧——过了这么久，到今天，虽则说曲声阑珊，更阑珊，都快听不到叫人听了“连饭也不想吃”的好戏文，但不可改变的现实是：是不是的，他已经和《西厢记》长在一起了，呼吸在一起，像一对最好的、在坠机起火的一刹那紧紧拥抱而逝的爱人，任何人不得把他们分开。
[曲人小传]
王实甫（1260—1336），元代杂剧作家，名德信，河北省定兴县究室村人。他的生平事迹不可考，钟嗣成《录鬼簿》将他列入“前辈已死名公才人”，但据推测其活动的年代可能比关汉卿等略晚。
在杂剧创作中，王实甫善于运用古典诗词酝酿环境气氛，描摹人物情态，创造了诗一般的意境，风格婉丽优雅，其作品被誉为“花间美人”。《西厢记》为元曲压卷之作，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不朽名著。
王实甫所作杂剧中名目可考的有十三种，今存五种，还有少量散曲流传：小令一首，套曲三种（其中有一残套），散见于《中原音韵》、《雍熙乐府》、《北宫词纪》和《九宫大成》等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