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与一个城市和一面湖水的结缘似乎是他自己和我们都永远不能忘怀的。那面湖尽管是他的一个伤口，却还是一面挺好的湖，如同一面丝绸的被面，使得一个城市一辈子都在度蜜月。
没有比西湖更熟悉他的湖了，也没有比他更熟悉西湖的诗人了。没有。到最后，他们已互为了镜像，像一对双胞的兄弟。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这半阕《江南忆》是他任杭州刺史期满时的临别赠言，写在水上，至今仍供我们临风凭吊。是凭吊，凭吊那时的水和路——那时的水一定碧绿可爱，满储着浩浩荡荡的和平，清得好像没有人影倒映在它的怀里过，而路也一定没有如今随脚跟而起的浮尘。而他，也必定是根据这个特征来寻找他自己的真理的——每一个都有每一个的真理，而个个不同。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荫里白沙堤”；“谁开湖寺西南路？草绿裙腰一道斜”；“到岸请君回首望，蓬莱宫在海中央”；“慢牵好向湖心去，恰似菱花镜上行”；“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还要历数吗？怕是听不完你就要醉过去，怎么摇也不醒。
宋代大诗人王安石说：“世间俗语言，已被乐天道尽。”今天看，西湖的好句子，也已被乐天道尽。
单以流行风尚而言，他当然冠绝唐代，李杜也不能敌。说起来简直可笑：当时的旅舍、码头、伎馆等公共场所，男女老少都在吟诵他的诗歌。有个歌妓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抑或真的以此自恃，曾可爱地夸口说：“吾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荆州则有位狂热的“白迷”，脖子以下都纹上他的诗，体无完肤。有人相问，他都能一一反手指点，洋洋得意……他是他们那一代人的文化殖民地，我们已经和他隔了一道又一道的代沟，却仍旧可以毫不犹豫地在第一时间爱上他，你来说说看，他到底厉不厉害？与“功夫”、“工夫”、“规矩”相对的“天然”或“朴素”当然是艺术的理想境界，是艺术语言的最高级运用形式。他做到了，就像爱情与激情、德行与幸福的兼美，他也都得到了。我自己觉得，灵魂和人生完满结合的果子，只有极少的人和更少的诗人有幸摘取下来，送入口中。贺知章是一个，他是另一个。诗人呐，诗人呐，好像生来就是灵魂和身体受苦的货。
在货币流通和文化传播还不十分方便的条件下，他的诗在国外的流行状况已经极为可观。据同代人、他的好朋友元稹说，国外要用百金才能传抄一篇他的诗。而耶律阿保机的长子耶律倍是契丹的著名才子，因了崇拜他，居然仿照他的字“乐天”的名号给自己起了个“黄居难，字乐地”的古怪名号。传到日本就更不得了，当时日本嵯峨天皇就亲自抄写，藏之秘府，暗自吟诵，还把《白氏文集》置于宫殿之上，作为范本来考试其臣民，后来的醍醐天皇也说：“毕生所爱，《白氏文集》七十五卷是也！”而有一个家族，因研究白诗，而几代显贵，竟历百余年之久。在欧洲，他与大艺术家贝多芬齐名；在韩国，古代鸡林宰相以百金换一首他的诗，且能辨明真伪；而宇宙行星以中国历史文化名人命名者有二十四位，他为其中之一，名列第四——嘿，是比今天的“红学”还粗壮一圈的庞然大物……那真是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啊。
就这样，虽然他读书读得口都生出了疮，手都磨破了茧，年纪轻轻的头发就全白了，换来个少年得志，“大雁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年最少”，风光无限，而此时的他也是以天下为己任、希望以一枝弱笔扶起这个正走向生命暮年的王朝的时期。
“白堤”就是市长政绩之一——是他为杭州大笔如椽写下的最得意的杰作。大概人人知道杭州的“白堤”，其实，在他随后调任的苏州也有一道“白堤”，也是同一个兴修水利的效用。虽然而今已老成了一个地址，乃至一个传说，可毫无疑问，它仍完好无损地高架在人民心上。
少年时，他曾随父亲白季庚避乱江南，到过杭州，对杭州的印象非常好，“余杭乃名郡，郡郭临江汜……闻有贤主人，而多好山水”。长庆年间，河北一带发生兵乱，体制内朋党之争也已泛起，政治、经济都开始动荡不安，粗大的国家机器把人民毫无表情地碾在了磨盘上……而诗人是不可能没有表情的，尤其是当他是个真正的诗人时。看到百姓的惨状，他不能不直抒胸臆，喷吐出大量讽喻诗歌，譬如《轻肥》一首，开头以“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起，用整整十四句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用短短一句反差语猝然低吼出：“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戛然而止，对比鲜明，没有心理准备地读，心脏病都要给吓出来了。这样的诗其实就是一份讼词，记录下的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他因此多次上疏，却无一被皇帝采纳，“济世终无益”，他便请求“外任”，盘算着做点力所能及的实事。于是，他被任命为杭州刺史。这其实是一次降格的任命。
虽说杭州是他久已向往之地，然因一颗温柔天下的心怎么可以欢乐起来呢？什么大谋略也没有用了，而民众仍横遭涂炭。所以，在《舟中晚起》一诗中他这样说：“退身江海应无用，忧国朝廷自有贤。且向钱塘湖上去，冷吟闲醉二三年。”
原本想到杭州“冷吟闲醉”一番，谁知到了那里，却于不知不觉间爱上了西湖的山山水水，于是，钱塘湖堤筑成了，堵塞多年的六井也疏通了……他做成了一个勤政为民的好市长。
勤政在他看来是应该的，在其位谋其政嘛，而清廉则是必须的，他在一篇文章中援引“官清民自安”的谚语也有警醒自己的意思在里头，这与他的诗歌主张一脉相承：他一直坚持，诗歌必须担负起“补察时政”的历史使命，并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观点，从而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目的。这实在是一名最好的诗人才可以有的境界——不这样主张可以做好诗人吗？可以，一流的也可以做到，但一定做不成顶级的诗人。这样的理由你可以从历代诗人高大、矮小的分别上找到出处。一个人的精神优势可以帮助他（她）升高一厘米，成为一群人的领袖。
他清廉得过了，拿在当下看都有些傻气了——他有癖：性喜泉石。在平日居住的地方，他以石支琴、以石贮酒、以石作诗……这等沉迷，还曾招致时人潘子义所谓的“风流罪过”的讥诮。他不在乎，仍旧喜欢着石头，痴心不改。
一次，他看到家中的两片石头，感到自己还是做了错事。原来，他到杭州天竺山游览时，在山上发现两片山石玲珑可爱，便顺手把它们带回家。现在想来，如果每个游人都像自己，带两片喜爱的石头下山，如此天长日久，天竺山将变成什么样子？自己认为没有碰杭州的一丁点儿东西，难道这石头不是杭州的东西吗？他越想越不能原谅自己，悔恨万分，忍不住提起笔来，作了一首自我检讨的诗：“三年为刺史，饮冰复食蘗。唯向天竺山，取得两片石。此抵有千金，无乃伤清白。”《三年为刺史》为两片石头自责，其为官之清白实在天地可鉴。
而与之相互映照的、我所知道的现今一个真实的故事是：某要员去泰山游览，看中了某国家一级文物，喜欢得恨不能一口吃下去，有意无意暗示给陪同的当地官员。当地官员心领神会，在要员离开泰山后，这名可爱的当地官员巴巴儿地千里捧献到了要员府上……佩服那样气吞山河——气吞我们共有的、无价的山河——的胆量：他敢送！他也敢收！要知道那是多么严重的犯罪！
就这样，为了两片也许没有什么货币价值的普通石头，他内观自省，满含歉疚，“处处回头尽堪恋，就中难别是湖边”地离开了杭州。他离任时，下属和百姓沿河而立，拦路相送，哭喊着随船送行了十多里。他在《别州民》诗中感动和担忧地写道：“耆老遮归路，壶浆满别筵。甘棠无一树，那得泪潸然。税重多贫户，农饥足旱田。唯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他把一面湖水留给了杭州，像撇下一个因为嫁了人而带不走了的女儿。
离开杭州之后，他仍念念不忘自己的杭州，那思念细小而辽远：“官历二十政，宦游三十秋。江山与风月，最忆是杭州。”尽管他仍旧有些难过地念叨：“三年为刺史，无政在人口”；“不才空饱暖，无惠及饥贫”；“更无一事移风俗”等等，可谁又能指责他对杭州的惠泽微薄呢？即便走了，他还把自己多年积攒的俸禄中的大部分留给了杭州府，作为公用经费的补充，使用了五十多年。他的政绩，他的诗文，除了苏东坡，几乎没人可与匹敌。所以有人诚实地评价：“杭州若无白与苏，风光一半减西湖。”这话说得丝毫不过。
不能忘记的是，在他七十三岁那年，还倾尽全力为杭州做了一件事，像给褴褛的它补了一个补丁：那时他已经以刑部尚书的身份致仕，退休了两年多，拿着一半的俸银，脱去了官累。他一生虽居官近四十载，都以清廉自守，积俸并不多，还要养一大家人，已经很吃力。尽管如此，他还是做了这件事——他是一个人，不是集团代表；他心里装着人民，不像有些人心里装着人民币。
洛阳龙门潭的南面，有一段水路，叫做“八节滩”、“九峭石”，是一些天然的石滩，有一些尖锐的礁石阻碍着舟楫上下的去路。往来船只经此，常有触石遇险，在大寒的时节，舟船夫也要赤足下水推拉渡筏，常是“饥冻有声，闻于终夜”。听到这种声音，他总是很难过，于是他便在这年倾己资财，以比电报还快的工作效率，开凿了龙门石滩——那些开凿的声音多么大啊，都像雷鸣一样，惊扰得他无法安睡，但是，终于，那些尖锐的石头被铁錾子凿得平整，再也听不见了船夫的号子和哑了声的西风。
然而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他的身体每况愈下，生活的沉重通过时间的管道粗暴地输入他的身体，变成了一块一块的病灶，他没法再要求自己是一枚钢铁。当年八月，这位一生平易写实的伟大诗人、亲民爱民的优秀官员便离开了人世。他晚年曾多次提出，一定要把自己葬于故里新郑。可是，因为他把所有积蓄全部花在了龙门河滩的治理上，已经没有一点能力回归故里。那一年的十一月，他被简简单单就地葬在了洛阳的龙门山——尽管现在看，那里距离他的家乡只有一滴眼泪的距离。
在他人生的后半段，一段一段被贬谪的苦难行程让他日益认识到官场的黑暗，尤其是目睹了杀害六百多无辜清官的“甘露政变”之后，更觉得做翔天的麒麟不如泥里打滚的乌龟来得安全和祥和。他退出那些厚厚黑黑的倾轧，从一旁冷眼相观，佞小为用，忠直被弃，更认识到宦海险恶，把官职看成了泥沙。既然仕途冷淡，不妨寄情山水，先佛后道地，写些个闲句子，听些个渔歌子，依偎些杨柳小蛮腰，再忽而遣散了杨柳小蛮腰，清虚着心地修德修学问……一生也就混过了。因此，他不希望自己的后代再步自己的后尘，去官场耗心耗血耗生命。想开了，官衔不过是一件脏了不洗的衣服。丢开也罢。
于是，他叮嘱自己的后代：从今后，要代代相传，不要再出去做官——做好官，气白了头；做坏官，吓白了头。读书窗下，乐天知命，吃一碗干净、素净饭也就罢了。他还为此专门研究了风水学，看到琵琶峰前面陡峭，下临阔水，是块绝地，是选墓址的忌讳之处，就故意舍弃北邙那人人向往的葬人的风水宝地，将自己的墓址选在这前临绝地的琵琶峰巅，以断掉自家的官气——多么决绝！
他的后代，不知是自觉遵守祖训，还是真因为凑巧应了所谓的断掉官气，从此往后，历代耕读，出仕的还真是几乎断绝。
这真是他们的福气。
[原作欣赏]
钱塘湖春行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寄题余杭郡楼兼呈裴使君
官历二十政，宦游三十秋。
江山与风月，最忆是杭州。
北郭沙堤尾，西湖石岸头。
绿觞春送客，红烛夜回舟。
不敢言遗爱，空知念旧游。
凭君吟此句，题向望涛楼。
[诗人小传]
白居易（772—846），唐朝诗人，字乐天，晚年又号香山居士。祖籍山西太原，后迁徙下邽（今陕西渭南），再迁新郑（今河南新郑）。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
白居易自幼聪颖，读书十分刻苦，至今还有他出生百余天“略识之无”和初到长安“顾况戏白居易”等典故。他还与元稹共同发起了“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白居易晚年官至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他在文学上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写下了不少感叹时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对后世颇有影响。曾任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因得罪权贵，贬为江州司马，晚年好佛。他一生作诗很多，以讽喻诗最为有名，语言通俗易懂，被称为“老妪能解”。
他的诗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晚唐皮日休、宋代陆游及清代吴伟业、黄遵宪等都曾受到白居易的诗的启示。白居易的诗歌在日本的影响最大，在日本的古典小说中常常可以见到引用他的诗文，可以说在日本人的心中，白居易才是中国唐代诗歌最有代表性的风云人物。
他晚年与“诗豪”刘禹锡友善，称“刘白”，提倡歌诗发挥美刺讽喻作用。其词极有特色，以风格明丽见长，为后世词人所推崇。
著有《白氏长庆集》，共有七十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