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讽刺人的诗人不少，敢讽刺皇帝的人不多。他敢。他沿着同一个路子走下去，一条大道走到黑，也没有改变方向：他的《咏史七绝》也真堪称唐末一绝——平心而论，比他如今滥觞、小孩子口中说蜂说老师的“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好上不知多少倍（这实在是他最糟糕的一个制作）。他这个人简直也可以入了传奇——不是作为诗人，而是作为斗士。
他和那个我们至今常常想起的、域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类的人，都乐于和善于逆风而行。
就这类题材，他不仅写得多，而且首首精辟，个性十足：既不同于杜牧、李商隐、温庭筠的或评史论人、抒发己见，或借史抒怀、讽时谕世，也不同于胡曾、汪遵、周昙等人的无甚兴寄，只是作为传播历史故事的歌诀，而是借史讽刺现实人事，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战斗性，并寄寓对现实的忧患意识，且富有卓越的史识，看似平淡却笔挟风雷，极尽吞吐之妙。他的警策的本事就像一朵花开在他的身体，他以此飘香，死无休。
一个一个朝代强壮了、病弱了，老去、死去，皇帝们同百姓们一样老去、死去，没有一个人能够例外。例外的是，有讽刺的诗歌远远近近地追随他，追杀他，像白旗一样覆盖了他，还把自己殉了葬。他一个都不饶恕，绝不。
动刀子当然要从始皇帝开始，而最可恨莫过于杀人如麻。他与他双目相对，他给他“进献”了一首《焚书坑》，像一计板子打在多么金贵多么远的屁股上：
千载遗踪一窖尘，路旁耕者亦伤神。
祖龙算事浑乖角，将谓诗书活得人。
他直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之举。当年统一大业功成，秦始皇怕儒生明事理，而书籍也会传播一些不利于统治的知识，为杜塞天下口，以至糊涂天下心，便干脆将儒生活埋，书籍烧毁，希冀愚民成功，以求国家的长治久安。为此，他把这个秦始皇指为“乖角”。在唐代的俚语里，“乖角”就是不会动脑子、不会思考的人，一般就指为违背事理，只知蛮干的人。这还不够，“乖角”之前还要加一“浑”字，更加强了语气，这个“乖角”之名是无疑的。事实也正如此，秦始皇是如愿做了皇帝，可再加上秦二世与孺子婴，有秦一朝，前后不过短暂的十九年时间。当然，秦朝之短命还有其他，譬如暴政，“焚书坑儒”只是其中之一。他抓住这一点指出其凶残的手段不可能使国家长治久安，只不过是留给后人一堆可供指点的尘土。
于此，他还有一首《秦纪》，尖声辣气，直捣始皇帝命脉：
长策秦鞭及海隅，鼋鼍奔走鬼神趋。
怜君未到沙丘日，肯信人间有死无。
这诗中的“沙丘”，就是秦始皇的死亡之地。据传，秦始皇可能死于中暑，也可能是谋杀。那个曾经叱咤来去、统一全国、连鼋鼍鬼神都要听他指唤的人物，居然怕死怕到相信方士徐福的“长生不老”之说，去求什么仙丹妙药。在这里，他指出秦始皇的迷信方士，以求肉体的长生不老，与上诗中的“焚书坑儒”以求国家的长治久安一样，都是极端愚蠢的行为，千古骂名不说，还留下千古笑谈。尖声辣气不好，可是，跟那个不知多少年以后的鲁迅一样，他不那样，又能哪样呢？对那些人那些事，他只能把诗歌当成杂文作。
有一首《黄河》，全诗八句，句句紧扣黄河，而又句句别有所指。在里面他刺到了汉代的开国皇帝刘邦。他指出：“高祖誓功衣带小。”据记载，刘邦平定天下，封赏功臣时，发过誓言：“使黄河如带，泰山若砺，你们的爵位才会失去。”就是说保证你们世代簪缨富贵不绝。这样，就开创了世袭贵族，即只凭父兄的功劳，儿子，孙子，以至曾孙，玄孙，都可以坐享其成，不事生产——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生产。这就为国家和民族造成了一群寄生虫。这种寄生虫孳生繁复快速，正是国家和民族的累赘，是一大祸害。现代曾有闲人说它平淡无奇，并“失之大怒，其词躁”，岂不知，质木无文，深蕴涵咏，这正是由于事实本身具有极其坚强的逻辑力量，才使得读者感觉锋芒逼人而已。怒时鲁迅，笔笔峻词，也没耽误了人家其他文字的温雅敦厚。误读先贤，读不出好，不是误尽苍生，实在是自己的损失啊。
他还有《铜雀台》一诗，是写曹操的。全诗为：
强歌强武竟难胜，花落花开泪满膺。
只合当年伴君死，免交憔悴望西陵。
这里的“西陵”，就是指曹操的葬地高陵。据《三国志·武帝纪》：“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据有关记载，曹操死时遗命诸妾多居于铜雀台，每日设祭，必要奏乐上食。这事，后来《三国演义》里也有记叙。一个帝王不仅生前享尽欢乐，就是死了之后，还要责人歌舞为他服务。这是何等的贪婪与荒唐。对这位“强歌强舞竟难胜”的侍妾说来，只有为死人的欢乐而佯作欢笑以至于死的一条路，又该是何等的怨苦，而又无处倾诉，只有眼看“花开花落”而“泪满膺”而已。
他还有一首《筹笔驿》，是送给三国时蜀国第二代皇帝刘禅的。他在诗中指出，刘禅身为蜀国之君，却并不知热爱蜀国。当“抛掷南阳为主忧，北征东讨尽良筹”的诸葛亮去世之后，他竟宠任宦官黄皓，又听信谯周的虚妄之言，朝政日益腐败，终于是“千里河山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投降曹魏，把孔明与自己的父亲用血汗建立起来的国家轻易断送了。那样的君主，想来当年神勇子龙在长坂坡前不揣在怀里救出虎口也罢，倒救了一害。
还有一首与《筹笔驿》相似的诗：《春日上元登石头故城》。其中有两句是：“太平寺主惟轻落，却把三公与贼人。”这里的“太平寺主”指梁武帝萧衍，他是南朝梁的开创者，他残酷剥削农民，信仰佛教，动用大量人力建造寺院和石窟（为此，无数工匠一生辛苦奔忙，甚至死于雕刻、绘制同一座石佛、壁画的父子工匠也大有人在），并三次舍身入寺。后来接受了北魏大将侯景的归降。这个侯景曾对人说过，要捉住他，让他去太平寺当寺主。结果，他毫无警惕，两年之后，便被侯景围困在石头城，饿病而死。像这样昏庸残酷、只因怀揣一己私利便将人民当筹码随便丢来丢去豪赌的人，佛也不会佑他得道的。
接下来，他一个所刺的对象就是陈后主陈叔宝——这个宝贝怎么舍得漏掉？且看《台城》：
水国春长在，台城夜未寒。
丽华承宠渥，江令捧杯盘。
宴罢明堂烂，诗成宝炬残。
兵来吾有计，金井玉钩栏。
台城，在南京鸡鸣山下南乾河沿北，此指南京，是陈的都城。这个陈后主，生活奢侈縻费，经常不理政事，日夜与华丽的嫔妃、无聊的文士饮宴，沉湎于醉生梦死之中。据说，隋兵南下，仍是不以为意，终于被俘而去，死于洛阳。这些历史上的秕糠微细在他的笔下发酵，终至粪土之臭。真是痛快。
最后，他还着重刺了隋炀帝，居然为之一口气写下三首诗。先看《江南》：
玉树歌声泽国春，累累辎重忆亡陈。
垂衣端拱浑闲事，忍把江山乞与人。
这里的“玉树歌声”，就是陈后主亡国前夕所唱的《玉树后庭花》之类靡靡之音。这自然让人想起亡国的陈后主。这个隋炀帝杨广，骄奢逸佚，不理国政，在他当政后的第十四年便被禁军将领宇文化及缢杀于江都。隋代的“江山”自然便也调换了主人。
再看《炀帝陵》：
入郭登桥出郭桥，红楼日日柳年年。
君王忍把平陈业，只换雷圹数亩田。
诗一开头，讲的是隋炀帝在江都大举兴建华丽宫苑，终日优游逸乐，在红楼绿柳中登桥乘船，荒淫无度。终于被缢身死，埋葬在扬州城北十五里的泗桥，旧称雷圹。一个帝王，什么业绩也没有，到头来只不过占着数亩田的坟墓而已。
最后的一首《春日独游禅智寺》：
树远连天水接空，几年行乐旧隋宫。
花开花谢还如此，人去人来自不同。
鸾凤调高何处酒，吴牛蹄建何处风。
思量只合腾腾醉，煮酒平陈一梦中。
可谓是《炀帝陵》的姊妹篇。此处曾是隋代的宫殿，隋炀帝与妃子们就在这里欣赏“鸾凤”高调，对酒当歌，享尽欢乐。如今呢，自然景物依然如此，然而，主人换了，宫殿已成了寺院。昔日帝王们在这一带的盛事，如汉代吴王濞的煮盐，隋文帝的“平陈”，那些无稽的以梦取乐都如梦般过去了，而先天下之乐而乐、后天下之忧而忧的人，早像下而又下的粪便，浊浪排空。
时光恒久悲怆，他就这样作为唐朝派去的刺客，一个底层的代表者，非但实施了话语干涉，还图穷而匕现地，把历代帝王一个个拉下了台——他们或迫害文化，或压榨人民，或肉山酒海，或美人歌舞……并分别予以绝不妥协的袭击。他们都在他的金钟罩、铁布衫下现了原形，小了下去。
更为可贵的是：他不仅秉匕首的笔遍地开花，刺了历代的帝王，还有胆子顺带着刺了他自己同一朝代的唐代帝王。不，他不是不知道活在体制内的舒服，但他不进入那个金光闪闪的安全地带，去领取薪金，更不领取“车马费”、“辛苦费”乃至“封口费”，他只领取良心。
关于唐玄宗李隆基，他在《华清宫》一诗中写道：
楼殿层层佳气多，开元时节好笙歌。
也知道德胜尧舜，争奈杨妃解笑何！
华清宫在长安城东七十里的临潼，北向渭河，南倚骊山，上有温泉。秦始皇时就开始在此修建温泉宫。唐玄宗李隆基在历代修建的基础上，以长安城为蓝本，大力经营，改建成自己的离宫。这是一个宫苑成群、寻欢作乐的处所。这首诗，重点是讥刺李隆基的男女关系。这个杨玉环，原是李隆基儿子即寿王李瑁的妃子，但李隆基看中了，便抢了过来，作为自己的妃子。虽然，他“也知道德胜尧舜”，自己这种行为，在我国传统道德上是一种“逆伦”行为，是违法的。但是“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杨妃，他实在忍耐不住，总得取来作为自己的宠物，更何况，他自己是皇帝，谁又能惩罚他呢！应该说，这首诗写得是相当大胆的，意义也十分深远。
他在他的当代史的册页上也有胆子作下了眉批，眉批不算，觉得话没说透，还另纸附上，笔墨淋漓——《帝幸蜀》：
马嵬山色翠依依，又见銮舆幸蜀归。
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
这里的“帝”指僖宗李俨。在他继位后的第七年，黄巢率军攻入长安，他逃入四川。这事与玄宗因安史之乱而逃入四川是同样的性质。前有玄，后有僖，都要离开好端端的京都长安而奔逃入川，直到事态平定之后，才又经过马嵬坡而归？这到底为了什么？关键何在？曾经有过一种普遍论调，认为是杨妃“误”了玄宗，即所谓“女人祸国”。他深恶这种为皇帝开脱罪责的歪理，所以，通过舞女谢阿蛮之口反责一句：“这回休得怨杨妃”呀！意谓，玄宗身边固然有个杨妃，而你这个皇帝身边却没有杨妃呀，为什么也要与先皇一样呀？这里的阿蛮曾有人指为玄宗“小字”，本文则根据唐郑处海《明皇杂录》：“新丰市有女伶曰谢阿蛮，善舞《凌波曲》，常入宫，杨妃遇之甚厚，亦游于国忠及诸姐妹宅。”他运用这个杨妃好友阿蛮的一句怨言，就把祸国的责任轻轻推回给这些皇帝了。且看玄宗，把杨妃取作自己的宠物之后，“从此君王不早朝”。一个管理天下的皇帝，连会见文武百官的十分钟早会都不参加了，何谈勤政？他委大权于小人杨国忠，官僚贪黩，政治腐败；僖宗李俨，政权全在宦官田令孜手中，自己抽身专注于嬉游逸乐……这不正是皇帝自己祸国吗？他这首《帝幸蜀》一箭双雕，两代本朝皇帝穿心而过。
为了否定“女人祸国”的歪理，公正地还责于应该遭到天谴的人，他还另写过一首《西施》：
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
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
所谓“女人祸国”，历来已有不少所谓事例，如妹喜祸夏桀，妲己祸纣王，褒姒祸幽王，以及西施祸吴国之类，这都是为皇帝的无理辩护。就吴国来说，主要在于吴王夫差自己沉溺于逸乐，又杀忠臣伍子胥，偏信奸臣伯嚭等，至于越国灭亡也在于它本身愈来愈衰弱，到句践第五世无疆，又被楚夺去钱塘江以西国土，以致不久被强秦收降了。他这诗中提出：“家国兴亡自有时。”这“时”，在于一国之君来掌握，春秋时代吴、越的败亡，当时玄宗与僖宗的“幸蜀”，关键在于这些君王自己以及他们的帮闲们。这里写的是才情，更是见识。
他曾有一首《感弄猴人赐朱绂》说到谄媚买官的史实：
十二三年就试期，五湖烟月奈相违。
何如买取胡孙弄，一笑君王便着绯。
在此也有一段史实。据《幕府燕谈录》：“唐昭宗播迁，随驾伎艺人止有弄猴者。猴颇训，能随班起居，昭宗赐以绯袍，号孙供奉。”这个唐昭宗李晔，做皇帝到第七年上，藩镇李茂贞攻陷长安，他“播迁”到华州。这个“弄猴者”跟随着他，因有一只能“随班起居”的猴子，便赐以六品以上的大红官服，即封为六品以上的官。他自然要联想到自己，才华横溢，相别“五湖烟月”，参与科考十几年，仍是白身一个，因而气愤地表示，也去买只猴子来弄弄，只要博得“君王”一笑，便是峨冠到手。历史大浪淘沙，留下来的都是实话——我们把这些话叫做真理。
就这样，他对自己所生活的唐代帝王也毫不忌讳，尤其是僖宗和昭宗，还正是与他同时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的主宰者呢。还有一事更值得注意，就是当他潦倒大半生之后、终于受到吴越王重用时，他看到吴越王的缺失处，照样也写诗讥刺，并不绕着走。且看《题磻溪垂钓图》：
吕望当年展庙谟，直钩钓国更谁如？
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须供使宅鱼。
这“使宅鱼”实际就是吴越王向西湖渔民抽的“鱼税”。按照规定，这“使宅鱼”即使捕不到鱼，也是要交的，这就加重了渔民的负担，所以他便要刺他一下。至于是否会使自己与吴越王之间的感情受损害？或者引发难以估计的后果？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虽然他也深知自己早负讥刺之名，乱世残生，自己随时都有可能成第二个汉末祢衡。
“温柔终益己，刁唆是祸胎”，如同民间所传，他出口成谶。在武人称雄的唐末乱世，出言不慎都会招致杀身之祸，何况是明目张胆的讥刺？尽管唐朝那个时代的“上”比较宽容，可他也还是因为“刺上”而使自己受到了伤害。据《唐才子传》载：“唐昭宗欲以甲科处他，有大臣举隐《华清宫》诗云：‘也知道德胜尧舜，争夺杨妃解笑何’，其事遂寝。”这分明是招惹了昭宗的前辈玄宗而得的结果。如无此事，他本人很可能朝九晚五、进入体制，还可能得一生甜睡，天明天暗都不必醒来。然而，他并不因此而后悔。他只要醒着。一直醒着。
首先，他是一个“九州有鼎终须负”（《淮南送李司空朝觐》）、自觉承担价值的大文人、大人，深知最重的担子和最远的路都属于大文人和大人。这几乎是不可拂逆的命定。“有其位，则执大柄以定是非；无其位，则著私书以疏善恶”（《谗书重序》）。可见，他非常负责，十分关心世事，要积极干预社会生活。然而，像他这样有情怀、有温度的人，似乎反而成为了冷血冷心肠的、“执大柄”的障碍。只有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才有了资格证。可是，所谓科举又并非是真正地依靠真才实学，正如《黄河》一诗中所揭露的，“解通银河应须曲”，往往要通过旁门左道才可以。他在人间至艺难得的感叹声中，在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四川、湖北、湖南、江西、江苏等大半个中国之间颠沛流浪，消磨了可贵的青年与壮年时期。
也正因了脚步和眼界的襄助，对于世事的沆瀣腐气，他才观察得多也感受得深，并出语惊人，直达他们“行奴役人民、供其享乐之实”的命门。如果说中国人对暴力革命是无比熟悉的，那么对权术之争和腐败行径则堪称更加了如指掌。唐代自李隆基任用宦官高力士参与政治，掌握大权以来，宦官与朝官或争斗，或勾结，弄得朝政日非。到了晚唐，穆宗李恒、敬宗李湛和文宗李昂这几个在位时间很短的皇帝，大权都操在宦官手中。其后，武宗李炎、宣宗李忱、懿宗李漼、僖宗李儇、昭宗李晔等，也都先后受制于宦官，致使政局更是乌烟瘴气。另有藩镇专横跋扈，都凭借自己手中的武力，夺地拢民，肆意横行。再加上王仙芝、黄巢等先后起义，与官军转战中原，世事横流，生灵涂炭。这时，在他的笔下，自然便喷发出大量悲愤交织的诗篇，如一个个大水隔开的孤岛，抵死抵抗：“五年苛政甚虫螟”（《送前南昌崔令替任映摄新城县》），“陋巷满蓬蒿”（《秦中富人》）、“疲甿赋重全家尽，旧族兵侵大半无”（《送王使君赴苏台》）等等。世事如此，他自己的身份地位又是如此。该怎么办？别无选择，自然就是“著私书以疏善恶！”
对谁“疏善恶”？毫无疑问，首先是君王。他毕竟是一国之主，如果能够分“善”“恶”，去“恶”扬“善”，有所作为，也许世事可挽，生灵可救。为此，他可以不顾安危，不计利害，无论前代君王，还是当朝天子，只要是恶疮就要去剜除。目的就是为了让当朝的天子能够间接或直接地有所觉悟，起到治病救人的作用。这与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希望是一致的。
“国计已推肝胆许，家财不为子孙谋。”（《夏川赠胡常侍》），这是他对别人的期望，同时，也正是自己的一种意志。有此意志，他可以放胆，可以无畏，为生民社稷直刺其“上”——那些威风的、强大的、残暴的、生杀予夺的“上”们。这不容易。其实他原不必“刺上”，也不用为历史乃至当代史写眉批的——刀笔吏、刀笔吏，吏笔如刀常伤及自身，这谁都知道。他只在一幅幅红色的“倡导……”“欢迎……”“热烈庆祝……”的巨型条幅上，用毛笔、钢笔、羽毛笔、圆珠笔、签字笔、水彩笔……随大溜儿签下自己的名字、淹没在里面、欢呼在里面也就足够吃一碗安稳饭了。可是他不。
阅读他的全集，可以发现，与其他晚唐诗人相比，他虽也与僧人交往，但诗中却殊少佛教痕迹；他也与艳丽诗风的代表吴融交往，但诗中也丝毫不见这方面的内容，想来还是这种意志的坚定所致；他也写景，可是写个雪也忘不了说上“尽道丰年瑞，丰年事若何。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雪》）。也因为他的坚定意志、出奇胆量，当然更少不了他温柔天下的那颗心，所以，尽管他讥刺了许多真皇帝，民间却竟将他传说为真皇帝——他是浙江人，所以他的故事在浙江一带广为流传，他被传为皇帝身、圣旨口。看看记载，会惊讶地发现，其实远到福建、广东，在客家人的传说中，也有很多有关他“圣旨口”的故事，而且还当他是个神仙。有些景点，还叫罗隐潭、罗隐湾、罗隐脚印啊什么的，可见一个民族英雄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是不可小觑的——是的，“民族英雄”，那样甘冒杀头危险、高大健壮、秉剑怀锥、一路唱着大风歌来、就没想着再回去的我们的诗人，配得上这样一个正大光明的封号。
虽然后来几乎所有的皇帝、宰相、大臣、强藩、百姓都无不钦仰他的诗名，乃至于现代大儒鲁迅发现了他的小品文，诗人和政治家毛泽东发现了他的诗歌和人格，并加以推崇，可在其当世，他一生都不得志，学业、仕途一塌糊涂，像塞外春风一场场吹不红桃花的脸，连个苞也含不得。也许他的诗歌精神严重违背了古来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和做人做事的雅正观吧？他以“审丑”为己任，尖锐凌厉，锋芒毕露，入骨入髓，面面俱到——他讥刺的范围上至皇帝、宰相、藩镇，下到贪官污吏、恶劣文人、社会陋习，“虽荒祠、木偶，莫能免者”（《唐才子传·罗隐》）。可以说，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以辛辣讽刺为主要特色的作家，首推他了。就像中国画到了齐白石才实现了文人画由高雅向着亲近人生的转变、到李苦禅才实现了文人画由阴柔之美向阳刚之美的转化一样，他的意义不在于他比前人写得更坏还是更好，而在于他开辟的一个方向——中国的诗人、中国的士人阶层的注意力从关注个人的悲欢得失之痛，被对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关切之殷牵引，部分地夺去了心神，而泼辣射击出了火药——是的，中国诗歌左手玫瑰右手枪，到他这里，火药才真正由制作天上好看的烟火成长成了身边打击敌人的枪弹。也正是那种历史背景下的风霜满地，才孕育诞生了他多么骨格清奇的“刺上”诗，伤口一样，不喊一声痛地“噼啪”炸开，挺着不谢。我想，文学的高贵也许正在于她的炸开并挺着不谢吧？炸开是因为心痛，不谢是因为挺着。基于此，他——罗隐，以及罗隐诗歌的意义和价值值得给予重新裁定。
唉，没有伤口就没有物证，像来自远古的甲骨文——那载体，它的一身血肉筋腱只为养块好骨头一样，也许一个真正的诗人必须受苦、死去，将脚步深深埋进泥巴，才能证明卑微的痛苦和窒息曾经存在，也才能喷发出光芒，去照耀大地，让她心生芬芳。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感谢他的牺牲，还将致敬。
[诗人小传]
罗隐（833—909），唐朝诗人，字昭谏，新城（今浙江富阳）人。他一生经历了晚唐文宗至哀宗七个朝代，目睹并身历唐王朝从衰败到灭亡的过程。据《旧五代史·罗隐传》载，他早有才名，“诗名于天下，尤长于咏史，然多所讥讽，以故事部分中第”。这“讥讽”，显然出于他对现实的不满。
事实上，不仅是诗，他的文章也饱含讥讽。罗隐的诗歌在他之后的一千多年中是有很大影响的。且不论文人学士对他的评论，就是明清小说家们也常常引用他的诗句，如《西湖二集》、《金瓶梅词话》、《拍案惊奇》等书中，都曾引用他的《雪》和《偶兴》等。
罗隐的著作有：《江东甲乙集》、《淮海寓言》（已佚）及《谗书》等。雍文华校辑的《罗隐集》（中华书局出版）收集罗隐现存作品（也有个别伪作）较为完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