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蝉的命运是什么？是歌唱。
从钻出泥土的第一天开始，他就怀着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和理想而歌唱，展开绿绿的、潮湿卷曲的小翅膀，并尝试着以稚嫩的声音唱得响亮。
那第一声的歌唱是：“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这是他七岁那一年在稻谷登场的节气里作的《咏鹅》诗，是在数鹅的数量，又像鹅纯稚的叫声；是鹅弯弯着脖子仰望着天空高歌，又像孩子弯着脖子学习天天向上。这是小小的他对自然的朴素认识，和平、蕴藉，一时间传遍了乡野，他因此而被誉为“江南神童”。大概几年以后，十岁左右吧，父亲在山东博昌那个地方做了县令，他就随同母亲到那儿去了。从此，他接受了齐鲁学风的熏陶，刻苦从师，广交益友，由江南神童成长为齐鲁的才子。
少年才子自然是自恃的，何况神童？在自传体长诗《畴昔篇》的开头，谈到进京考试的情事，他曾有这样的描述：“少年重英侠，弱岁贱衣冠。既托寰中赏，方承膝下欢。遨游灞水曲，风月洛城端。且知无玉馔，谁肯逐金丸！”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自己早年崇拜的是英雄侠义之士，轻视的是官场得意的权贵显要。但正当自己“承欢膝下”的时候，由于客观环境的驱使，却匆匆上京求取功名。于是就利用考试前后的余暇，尽情地游览京城的胜迹，领略洛阳的风月，明知处境艰难，也决不追逐权门，乞求赏赐……从诗里，我们能看得出当年的他多么不把权贵放在眼里。既然看不起他们，当然也就不愿向当道干谒、行卷——人家忙忙碌碌进行院外活动，他却悠闲自得地饱览京、洛名胜，总以为考试凭实力何愁试场不中，雁塔留名，自然是唾手可得。然而考试的结果竟是名落孙山。这对一向听着表扬长大的他，打击无疑是巨大的。
然而什么也不能改变的，是歌唱——这个时候，任凭风寒雨冷，他还是拼力把翅膀长成漂亮强壮的黑色纱翼，把小鹅似的嘎喉咙变声为清亮勇敢的美声。
因为格外出色的歌唱，还因为他性格的耿介，敢想敢说，出仕也带着浓浓的诗人气质，因此难免有时特立独行，同一些人搞不好关系，受到官场宵小甚至不好不坏的普通同僚的排挤，所以他几次做小官，几次被罢官，还锒铛入狱，但一颗文章济世的热烈的心意始终不减。如你所知，文章到底是济不了世的，但面对呼啸而来压城欲摧的时局，谁又能忍心不挺起那一副副小小的铁肩膀？
所以684年徐敬业在扬州起兵，私下找他，他马上就去了。面对大唐的现状，他心焦如焚，拿起笔，写下了著名的讨武檄文《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题目有多个版本，这里以《古文观止》所刊为准）。“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一声含了剑气的壮阔啸歌，内心的悲愤情感在文中尽数抒出，如出鞘难收的冰凉利刃“仓啷啷”作壁上鸣。才高为下，国家易色，这是他不得志的累积和政治上的激进主张的一次总爆发。
据说檄文传到武则天手中，她没愤怒，见了斥她“包藏祸心，窥窃神器”也不愤怒，而是带着欣赏的兴致来读这篇文章。读到“一掊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时，竟对左右怫然作色，说：“如此人才不用，是宰相的过失啊！”读完之后又反复赞叹，说：“骆宾王的文章固然了不起，但徐敬业的武功却未必匹配得上。”后来果然如此，徐敬业兵败身亡。武则天很想将字字皆刺客的他罗为己用。她的反应让人不得不想到三国时陈琳写《为袁绍讨豫州檄》呈上后曹操悚然汗出、拍案而起的旧事。由此看，这个非凡女子的胸次也可见一斑了——比后来历史上“你杀我的马，我杀你全家”、棋桌上也要抖三抖的那位骂街泼妇怎么样？不，不是，不是隐忍不发，隐忍不发不是这个样子的——是喜，假装的喜悦，那才可怕。
其实，她对他的重视和爱惜早有表示，他也有所回应，但站在一个相对正义的军事集团、尤其是国家命运的高度，他不得不做出坚定的选择。
一纸檄文天下动，那次行动在短时间内就集中了十万军队，形成了起义军的主干。部队出发了，将士们甚至在去战斗的途中，还大声地唱着他临时写就的诗歌《在军登城楼》：“城上风威冷，江中水气寒。戎衣何日定，歌舞入长安。”不消说，他的歌唱的号召力实在是体现了诗歌本身所存有的“刺”的作用——只是“美”而不“刺”会使诗歌少了一半的美。这篇檄文几千年来光芒不衰，可见文化的力量几乎与山河同在，与日月光辉，不是其他力量能扼杀的。同时，赋予文化光芒的人格力量，其影响更是无时、无处不在。在他的家乡义乌，历史上的达官显贵该有多少？都给忘掉了，只有他没有被忘记——一抬头就可以碰着一个叫做“宾王”的酒店、中学或者马路。
所以他生命的最后时光是非常辉煌的，正因为他的那篇斑驳淋漓的战前总动员传下来，王勃的《滕王阁序》与他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应当是历史散文的双璧高悬。然而，由于兵力悬殊，随后起义军同朝廷军队决战于扬州下阿溪，全军溃败。
这天晚上，他与徐敬业等人连夜奔赴润州，准备入海逃往高丽，徐敬业怎么也未料到，黑暗中一把尖刀伸向了他。徐敬业的部下王那相带头反叛，将徐敬业等二十五人杀掉，把人头献给了朝廷。
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记述了这个场景。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官方对骆宾王的下落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说法，《旧唐书》和《资治通鉴》都说骆宾王被诛杀，成书于北宋的《新唐书》却说骆宾王逃跑了。难道在这不同的记载背后，隐藏着某种不为人知的秘密？
插一句：比起欧阳修、宋祁等诗人们修撰的《新唐书》，我更信任史家正传。那些可爱的诗人们，看到前辈记录的奏折写得啰唆，也动手精炼了，看到古人对话不优美，也将文字理顺，添加文采，只将大意托出。这样的史书，只可当文学课上吧？
围绕着他扬州兵败后的行踪，史学界众说纷纭，而这一谜团也成为千古未解之谜。
然而有关他的生平记载很少，史籍只是对他扬州兵败后的最后时刻有寥寥数语的记录。也罢，少有少的好处和有趣。
他交友很广，在与他交往的人中三教九流都有，有普通百姓，也有宋之问这样的诗人。旧唐书说他“落魄五行，好与博徒游”这个话实际是对他的一种贬低。我倒不觉得：一个所谓的诗人如果把自己当宝贝贮藏起来，自己搂着自己的肩怜惜和佩服自己，还加上最要不得的势利，只与达官贵人相交好，那么离腐烂也就不远了——一有了那样的心思就已经开始腐烂了，谈什么创作。
唐朝的一位小说家张鷟在《朝野佥载》中明确写道：骆宾王兵败后投江水而死。张鷟与骆宾王同时代，是个笔记小说家，他喜欢写那种听到的稀奇古怪的新闻。他可能听说那天晚上失败逃亡的路上，王那相叛变的时候骆宾王已经跳水了。张鷟就把它记下来了，恰好和《资治通鉴·考异》的有关记载互为表里。《资治通鉴》中这样写道：“伪将王那相斩之（指徐敬业）来降，余党赴水死”，说明当时在慌乱的场景中，的确有很多人选择了跳水。
想来他跳水而死的说法很可能就来自当时的脱逃者之口。一代诗人就这样消失在滔滔的江水中，结束了曾经辉煌的生命，张鷟不禁感慨万千地说，这让他想起了其曾经写下的著名歌行《帝京篇》。
这个说法比较可信，或者至少比官方的记载来得可靠。因为《旧唐书》和《资治通鉴》成书都晚于张鷟的《朝野佥载》。
而《帝京篇》确实是他的诗歌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当时被称为绝唱。写这首长篇歌行时，他刚刚从大漠边塞从军回来，虽然这已是他第三次回到长安城，四年一别，却还是震惊于长安的繁华。亲眼目睹了大漠将士的出生入死，他无法平静于达官贵人夜夜笙歌的奢华生活，在《帝京篇》中他入木三分地描写了这种浮华。因此在诗里他笔锋陡转，“倏忽抟风生羽翼，须臾失浪委泥沙”，意思是，警告这些统治者：你们不要忘乎所以，风浪一起来的话，很快可能就完了。
他的爱着国家的心都快燃烧殆尽了，那样泣血的尖利的歌唱也快叫人不忍卒听——在一次一次的蜕皮过程中，是疼痛的，而疼痛也有极限。
虽然他投江而死的传闻更多地带有小说家的浪漫假想，但是，至少张鷟提供了一条十分重要的线索：他有可能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选择了投江。当时，王那相一共杀了二十五个人，二十五颗人头带到洛阳去投降报功，王那相自己说他也在里面。这个也是一种可能性。因为当时他影响那么大，骂武则天骂得那么厉害，如果来投降的时候，他的人头在里面，那功劳就会很大，得到的奖励也就更多。所以他跳水自尽或被杀都有很大可能。否则，按照后来的多种猜测我们无法想象，一个60多岁的老人，一个名震大唐的文坛巨星，在血雨腥风的统治下，他又有可能逃往何处、终老何地呢？
当然，也有那样的传说说明着另一种可能：公元705年，气节和人格上有瑕疵的诗人宋之问忽然在灵隐寺遇到一个口吐珠玑的老僧，由于战争，还有岁月，面貌已经无法辨认，可凭着对昔日好友的熟悉和优秀诗人的敏感，宋之问觉得那充盈在诗句间的灵性酷似当年的他……这个风烛残年的僧人难道就是曾经声震大唐的大诗人吗？在那个千年古刹演绎了一个怎样曲折也动人的故事？而一个不停鸣唱的蝉的一生，在哪个时刻，被时光机器割断了歌唱的喉？
唉，放下追思和怅惘，来读一读他的文字：“不汲汲于荣名，不戚戚于卑位”，他一生都像一个口唱《大风》的武将和侠士，一生都在义字当头、拔刀相助，就连自己的好朋友犯了始乱终弃的错误他也不原谅，作长歌行《艳情代郭氏赠卢照邻》进行深刻的批判：“不复下山能借问，更向卢家字莫愁。”可谓不顾情面。我一直认为，在处理恩人和朋友的关系上人存在有三个层次：恩将仇报，知恩图报，以及超越了恩情友情之上的、压制了自己的矛盾和痛苦、只为正义而歌的勇敢者。人人都可以对号入座。
他当然属于最高境界的那一个——不会多，这样的人怎么会多？多了还有什么可贵？因为这样的人分明是吃亏的，并且也许最终没人可以理解他。不过，他对诸多人对诸多事情的不理解也是有担心在的，但那担心到底掩盖不住清贵的、骄傲的心——看他写蝉的诗中说：“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一个“重”字背负着漫天的露水，露水是这么地重；一个“多”字，承载着呼呼刮着的风，风又是这么地多。而“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全部脱去了前三联罩裹诗句的“蝉身”，使人看到了那颗洁白的诗人心，这颗心恰如其《序》所说：“有目斯开，不以道昏而昧其视，有翼自薄，不以俗厚而易其真。吟乔树之微风，韵姿天纵；饮高秋之坠露，清畏人知。”它不以世俗更易秉性，宁饮坠露也要保持“韵姿”。正是这裂帛一声，才使《在狱咏蝉》成为唐诗的卓荦名篇，超然在了初唐诸宫体艳诗之上，成为唐诗的一块极其厚重牢稳的奠基石。
虽然他命运的结局是，不知所终，但他的歌留下了——每年的八月九月，去听那算上土里的时光也总共只有几个月生命的小生灵在枝头的高唱吧，那是他——初唐司号手为大地祖国谱写的国歌。
[原作欣赏]
在狱咏蝉（并序）
余禁所禁垣西，是法厅事也，有古槐数株焉。虽生意可知，同殷仲文之古树，而听讼斯在，即周召伯之甘棠。每至夕照低阴，秋蝉疏引，发声幽息，有切尝闻。岂人心异于曩时，将虫响悲于前听？嗟乎，声以动容，德人以象贤。故洁其身也，禀君子达人之高行；蜕其皮也，有仙都羽化之灵姿。候时而来，顺阴阳之数；应节为变，寄藏用之机。有目斯开，不以道昏而昧其视，有翼自薄，不以俗厚而易其真。吟乔树之微风，韵姿天纵；饮高秋之坠露，清畏人知。仆失路艰虞，遭时徽纆。不哀伤而自怨，未摇落而先衰。闻蟪蛄之流声，悟平反之已奏，见螳螂之抱影，怯危机之未安。感而缀诗，贻诸知己。庶情沿物应，哀弱羽之飘零；道寄人知，悯余声之寂寞。非谓文墨，取代幽忧云尔。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侵。
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
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诗人小传]
骆宾王（约627—约684），唐朝诗人，字观光，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人。与王勃、杨炯、卢照邻合称“初唐四杰”，又与富嘉谟并称“富骆”。唐龙朔初年，骆宾王担任道王李元庆的属官，后来相继担任武功主簿和明堂主簿。唐高宗仪凤四年，升任中央政府的侍御史官职。曾经被人诬陷入狱，被赦免后出任地方官临海县丞，所以后人也称他骆临海。
在“四杰”中他的诗作最多。尤擅七言歌行，名作《帝京篇》为初唐罕有的长篇，当时以为绝唱。骆还曾久戍边城，写有不少边塞诗，皆豪情壮志，见闻亲切。唐中宗复位后，诏求骆文，得数百篇。后人收集骆宾王诗文集颇多，以清陈熙晋之《骆临海集笔注》最为完备。
《骆宾王集》最早为中宗时郗云卿所辑十卷本，其书已佚。明、清两朝流行的有四卷本、六卷本和十卷本，所收篇目大致相同，均为后人重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