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牢权势，树立威信势重者，人君之渊也。君人者，势重于人臣之间，失则不可复得矣。简公失之于田成，晋公失之于六卿，而上亡身死。故曰：“鱼不可脱于深渊。
——《韩非子·喻老》
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柄者，杀生之制也；势者，胜众之资也。废置无度则权渎，赏罚下共则威分。
——《韩非子·八经》
强势与重权是君主的深厚凭借。作为君主，权势落在臣子之间，失去后就不可能再得到了，如同鱼离开了深潭。齐简公的权势失落在田成子手中，晋国领导的权势失落在六卿手中，结果是身死国亡。所以，鱼不可以脱离深潭，君主不可以失去权势。
君主掌握政柄并据有势位，所以能够令行禁止。政柄是决定生杀的权力，势位是制服众人的凭借。废除什么，建立什么，如果无章可循，政权就不神圣了；如果和臣下共掌赏罚大权，君主的威势就分散了。
韩非子认为，法和术是君主统治臣民最重要的工具，而势则是能够运用法和术的前提和条件。在抱法任术的同时，韩非子很强调”势”，权柄是决定生杀的太极，权势是制服众人的凭借。
韩非子强调，君所以能为君，就是由于有势，离开了权势，就不成其为君。君主之所以能够制服臣下，并不是由于君主的品行、才能高于臣下，主要是君主手中掌握着势。因此，权力是决定社会政治地位的根本条件，道德与才能都不起作用。
所以，韩非子告诫君主，一定要把臣下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控制之下，一旦君主一日失势，君主将反为臣下所制。势对君主来说，只能“独擅”，绝不允许与人臣共有，独有则尊，稍失则危。“势”是君主统治人民、驾驭臣下的强大权力和权势。
桀为天子，能制天下，非贤也，势重旦。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
——《韩非子·功名》韩非子在《五蠹》一章中谈到：鲁哀公是个才智低下的君主，他面南而坐，统治着国家，国境内的民众没有哪一个敢不称臣服从。民众本来就屈服于权势，而权势也确实容易用来制服人。所以，孔子虽然是圣人，反而做了臣子；而鲁哀公虽然才智低下，反而做了君主。孔子并不是被鲁哀公的仁义所感化，而是屈服于他的权势啊。所以，根据仁义，孔子不会屈服于鲁哀公；但是，依靠权势，鲁哀公却可以使孔子称臣。韩非子批判了行仁义而王天下的观点，说明君主不能依靠仁义，必须依靠权势才能治理天下。
西汉自武帝以来，虽然重儒，但实际上是王霸兼施。正如宣帝所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宣帝曾经对太子刘爽的“纯任德教”的俗儒主张非常不满，并深为之忧虑。他说道：“乱我家者，太子也。”为此，宣帝曾欲以“明察好法”的淮阳王刘钦代替刘爽为太子，只是由于顾念其母许氏的旧情才没有实现。
汉宣帝病死后，刘爽即皇帝位，即汉元帝。元帝愚弱，史称“柔仁好儒”。即位后，他“征用儒生，委之以政”，儒生相继为相。元帝为政，动则引证《诗经》等儒典，迂腐地推行“纯儒政治”。放弃了对豪强地主进行打击、限制的政策，实行所谓的宽政。宽政之下，土地兼并愈发不可遏制，吏治腐败等社会积弊也随之恶性发展。
结果让宦官石显专权，政治日趋黑暗，致使吏治腐败，纲纪失序。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小官员，贪财慕势，纷纷经商，掠夺百姓，敛财聚富。他们互相间钩心斗角，陷入于罪，以至于连元帝都不得不承认“在位多不任职”。
最后元帝43岁时病死在未央官，留下一个烂摊子。宣帝的“乱我家者，太子也”果真应验了。儒生不晓法度，自然误国。柔仁也是有限度的，只执其一端，丢掉权势，必然引发动乱。这是汉元帝给后世的教训。一个领导者，切勿轻易放弃自己的实权，否则一旦失去，要再索回，为时已太迟了。
鲁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国，境内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于势，势诚易以服人，故仲尼反为臣而哀公顾为君。仲尼非怀其义，服其势也。
——《韩非子·五蠹》权势对于管理者，就像水对于鱼儿那么重要。失去权势，管理者的命令就没有人服从。因此，管理者必须抓牢权势。鱼离开水，任你有翻江倒海的力量，如同巨鲸搁浅，虎落平阳；任你有震山的威风，也难免被犬欺。
如果一个管理者能够执掌权柄，那么这个管理者就占据了有利的地位，就能做到令行禁止。什么是权柄呢？那就是生杀予夺的法治；就是掌握了人的生死的权力。虚名是无法领导好下属的，管理者必须要有实权。管理者能够决定员工职位升迁，拥有物质奖励与惩罚开革的权力，对员工的管理可以根据需要恩威并施，这样就具备制服众人的条件。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王道与霸道两种政治路线。王道者先正其身，再以仁德感化对手；霸道者则以权力征服对手，使之屈服。这是两种完全相反的政治路线代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政治倾向。
在中国历史上，大讲仁义礼智的儒家极力倡导王道。孟子说：“满口仁义道德，却以武力压制百姓的是霸者；反之，施行仁德的即为王者，王者不倚仗原来国土的广大。”孟子还对权力与仁德的关系作过重要论述，主张弃武力，用德操治天下。世界上唯有“仁德”才能与权力对抗，权力本身并不能征服任何人。这就是孟子的忠告。
中国古代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皇帝的旨意无论是否合理，臣下和百姓都必须恪谨遵守，无人胆敢稍加违抗。“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一语，足可道尽皇帝的权威。然而，依靠独裁、至高的权力来维持自己的权威，在现代社会已经行不通了。作为领导者必须学会应用民主的方式统领部下。任何领导者要想让下属服从管理并接受你的管理措施，就必须要有威信。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以德服人者，心中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孟子》领导者的威信来自于两方面，一是权利所赋予的；二是以自身能力、品质争取的。威信是一个合格领导者的基础，没有威信的领导者是无法行使权利的。会管理人的领导者，个人威信远远超过权利行使。领导者是把威信发挥到极致，影响他人，从而实现目标的一种人。
曾有一位员工这样推崇他的上司：“和他在一起呆上一分钟，就能感受到他浑身散发出来的光和热，我之所以卖命努力，是因为他的威信深深吸引我。”我们不得不承认，领导者真正征服下属的不是他的权势，而是他的人品。既要做一位实权在手的领导者，更要做一位威信服人的领导者。神秘莫测，保持距离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虚静无事，以暗见疵。见而不见，闻而不闻，知而不知。
——《韩非子·主道》
体道，则其智深；其智深，则其会远；其会远，众人莫能见其所极。唯夫能令人不见其事极，不见其事极者为保其身、有其国。
——《韩非子·喻老》
君主所掌握的道，不能被臣下知晓，运用道的时候，也不能让臣下觉察。君主虚静无为，在暗中观察臣下的过失。看见好像没有看见，听到好像没有听到，知道好像不知道。
按照根本规律行动，他的智慧就一定很深；智慧很深了，他的计谋就一定很高超；计谋很高超，一般人没有谁能看到他的究底。只有那种能让人看不到究底的人，也才能保全身体、拥有国家。
韩非子认为，君王要保持自己的权势和对臣下的威慑力，就应该表现得神秘莫测，与臣下保持距离，使之无机可乘。
韩非子在《主道》中的一段议论把“无为而治”的要旨讲得非常明白。无为之术是君主驾驭臣下的一种特殊手段，君主在驾驭臣下时，要处在虚、静的地位，以虚制实，以静制动，大智若愚，以“无为”而达到“无不为”。
所以，有的君主深居简出，神出鬼没，隐蔽自己的行踪，使自己在臣下的心目中充满着高深莫测的神秘感，这种神秘感会对臣下产生巨大的威慑力量。在这方面秦始皇最为典型。他经常变换居住的宫室，严禁侍从把他的言行透露给大臣。侍从违令，泄露了他的行踪，就要被处死。汉武帝经常潜游离馆，外朝官难以面见帝王，凡请奏机宜，多由宦官充任，这就增加了汉武帝的神秘性。
韩非子告诫君主对任何事情都不要事先表态，不要流露出自己的意向。只要君主有任何意向性的表示，臣下都会钻空子，或乘机使诈，这样一来，君主就难免受到迷惑。君主应该尽量让臣下发表意见，让他们尽力去做，自己则冷眼旁观，不露声色，不置可否，在暗中观察臣下的一举一动，伺机捕捉臣下的过失。这就是“虚静无事，以暗观疵”之术。
独明者，天下之利器也；独断者，微密之营垒也。
——《管子·霸言》
古人讲究做事含而不露。所谓喜怒不形之于色，做官尤须为此。从积极意义上看是必须要有大将风度，大事当前，反应敏捷，决断利索，镇定自如，愈是风云变幻，愈能做到波澜不兴，心如止水。从消极角度来看，深沉多指有城府，多心计，遇事往往不明确态度，见风使舵，两面三刀，惟命是从。
《官经》上说：做官以英明决断为用，深沉老成为本；才气过于显露，不仅会招致同事的忌恨，上司也认为你涵养还不够，不予重用。这种做官权术与韩非子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韩非子认为，君主喜怒无常，变化莫测，不见端倪，才有神圣感，神圣化才可畏，可畏才有威。对待属下，要时近时远，若即若离；时而暖如春风，时而冷若冰霜。做到这些，管理自会渐入佳境。
韩非子主张，君主除了保持高深莫测的神秘感来制造威慑力之外，还有把握上下级之间的距离分寸，有必要摆起官架子，制造距离感。官架子似乎就很是让人讨厌，有脱离群众的表现，但实际上，它既然存在，就必然有其内在的理由或者说合理性，成为许多人领导和管理下属的一种十分有效的艺术性方法。
许多领导正是通过有意识地保持与下属的距离，使下属认识到权力等级的存在，感受到领导的支配力和权威。而这种权威对于领导巩固自己的地位、推行自己的政策和主张是绝对必须的。如果领导过分随和，不注意树立对下属的权威，下属很可能就会因为轻慢领导的权威而怠惰、拖延甚至是故意进行破坏。所以，领导通过“架子”来显示自己的权力，进而有效地行使权力是无可非议的，对于领导很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也是必要的。
“摆架子”会给领导带来威严感，会给下属这样一种印象：即他可以随时行使他的权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威严感会使领导形成一种威慑力，使下属感到“服从也许是最好的选择”，而“不服从则会给自己造成不利”。
有“架子”的领导就仿佛是一座云雾缭绕、幻象纷呈的大山，看上去高深莫测，不可捉摸。其实，这种效果正是树立权威的需要。因为领导处于各种利益、各种矛盾的焦点上，他若想实现自己的目的，就必须懂得掩藏自己，使上固闭内扃，从室视庭。
——《韩非子·扬权》自己的心机不被窥破。如果下属很容易就揣摸到领导的心思，他就很可能利用它来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从而危及或破坏领导意图的实现。而不暴露自己的最好办法，莫过于与下属保持一定的距离，减少接触，使自己保持一种神秘莫测的状态。
领导的“架子”绝不仅仅是为了炫耀，而是一种因为害怕下属而采取的防范性措施。“架子”产生的距离感不仅会给领导带来心理上的安全感受，而且还为他处理人际关系及政务提供了一个回旋的余地。许多领导正是靠着这种距离感的调整来实现着自己的目的。只要做得不过分，它无疑会使领导显得更有魅力。
城隍爷不跟小鬼称兄弟。
——民间谚语没有神秘就不可能有威信，因为对于一个人太熟悉了，就会产生轻蔑之感。没有威信就不会有权威，而除非他与人保持距离，他才会有威信。所以，领导的“架子”绝非是一个简单的道德问题，它还包含相当的领导艺术的奥妙，更有着心理学上的微妙含意。
圣人孔子说过一句话：“临之以庄，则敬。”这句话意思是说，领导者不要和下属过分亲近，要与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给下属一个庄重的面孔，这样就可以获得他们的尊敬。作为一名领导，要善于把握与下属之间的远近亲疏，使自己的领导职能得以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一点非常重要。以权统人，调动部属权不欲见，素无为也。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虚而待之，彼自以之。
——《韩非子·扬权》
夫马之所以能任重引车致远道者，以筋力也。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威势者，人主之筋力也。
——《韩非子·人主》
权势不应表露无遗，而应保持本色，无为而治。政事在地方，要害在中央。圣明君主执掌着要害。四方臣民都会来效劳。只要冷静地对待臣下，臣下自会办好事情。
马之所以能负重拉车达到远方，凭的是肌肉力量。大、中国家的君主之所以能统治天下讨伐诸侯，凭的是威势；威势也就是君主的肌肉力量。
韩非子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
韩非子主张神圣君威必须保持，因为人们多不能接受“看起来与自己同等”的人的领导。因此，领导者就要善用这种心理，在部属面前塑造一个强者的形象。韩非子把君主的“威势”比作马的“筋力”和虎、豹的“爪牙”，说明君主掌握了威势，才能“制天下而征诸侯”，建立霸王之业。
领导者的权威是属下对上级的尊敬与信任，领导者的权威愈高，领导者的影响力也愈强，这样，领导者对属下就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向心力，使其领导更具有效性，由此推动事业的更大成功。任何一个领导丧失了权力，都不可能行使领导的职责。这在企业中依然如此，作为一个企业管理者必须拥有企业管理权，管理者有了权力，员工们不得不服从，因此权力就是管理者的力量，就是进行管理的保证。
明主在上位，有必治之势，则群臣不敢为非。
——《管子·明法解》法家的代表人物慎到曾提出了值得我们今天管理者借鉴的“势治”论，他认为统治天下凭借的就是权力。如他的《正论》中所说：“天子者，势位至尊，无敌于天下。”自他的“势治”论提出后，得到了许多学派的响应，并且有的还对此作了更深更详细的论述，使之更趋于完善。韩非子就是其中之一。
韩非子的老师、儒家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荀况在“人性恶”的基础上阐述了“势位（权力）”的必要性，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要统治天下，必须依靠掌握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来实行法制。这也正符合了人类的一种“畏上”的心理，可以说这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事实。无论是原始的氏族制、部落制、封建帝制，也无论是西方的宗教制，还是现今许多国家存在的党派制，都无不证明了权力的必要性，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何尝不是如此。
任何领导之所以能行使领导权，无非都是以权力作为后盾的。在西方的诸管理理论中，也都没有忽视企业管理者所应有的权力，无论是民主型的领导还是专制型的领导都有最高最后的决策权，也正是因为如此，一种放任型领导才会在任何企业中失败。在此，东西方的文化就取得了一致。
从企业内部来说，要使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得到保证，企业的最高管理者必须掌握企业的绝对权，否则无法进行各项管理与决策，则企业的发展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韩非子作的《扬权》可以当作《主道》的补充，讲的也是君主的治国为君之道：首先，君主要保持本色，要无为而治，不要忙忙碌碌，什么事都管，而应该抓大放小，管大事，掌大权，充分发挥下属的聪明才智。这也就是所谓的“权不欲见，素无为也。”
韩非子的这种观点非常精到。因为君主无论多么聪明，毕竟一己之力有限。唐朝张玄素曾很直率地对太宗李世民说：“万乘之主，欲使自专庶务，日断十事，而有五条不中者，何况万务乎！”以一人之力，每天十件事也许就有五件事给断错了，何况万古者圣人之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
——《荀子·性恶》。千的繁琐事呢？这是从经验、见识、才能等方面作的考虑。此外，还有情绪问题。人是感性动物，很难不被情绪所影响。就有大臣上书宋神宗说：“内外之事，多出陛下亲批，恐喜怒任情，善恶无准，此乃致乱之道。”所以，高明的领导者必是一个最善于借力的领导者。他们不参与具体事务的谋划、执行，只在事后视结果而定功过。
讲求高度集权、严密控制是中国固有的一种文化传统，这种传统在现代管理中依然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美的集团董事长何享健就对现代企业的集权与放权有自己的体会：“集中关键权力的同时，要有程序、有步骤地考虑放权。对授权给什么人、这个人具体拥有什么权力、操作范围有多大、流程是什么样的，都应该有章可循。这种对于权力的制衡既能防止权力过度集中，又杜绝放权后的权利滥用和失控。”
依照韩非子的观点，英明的领导者应该这样高举权柄：集权则不专权，放权而不放任；一手软，一手硬；一手放权，一手监督；大权独揽，小权分散；以权统人，调动部属。善于运用权势能使国家安定，不会运用权势则使国家消亡。
现代管理理论都十分强调领导的分权与授权的必要性，表面看来似乎与前面所述的有所矛盾，其实不然。我们知道，任何一个企业家的时间、精力以及能力都是有限的，并不是每项工作都能进行管理与决策的。分权与授权也正是“权力论”的具体运用，体现了权力对于管理的必要性。任何成功的企业家都敢于向下分权，并且善于授权，这正是运用权力的一种艺术。然而，分权与授权本身又有一定的艺术性，这种艺术性体现在一定形式、一定限度的分权与授权，对此，《吕氏春秋·慎势》的“势有敌，则王者废也。”却能给予我们企业管理者以启迪。因此，一定程度的分权与授权，一方面证明了领导者权力的绝对性；另一方面则又是进行有效管理的一种手段。
韩非子身为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可以说他是建立中央集权理论的最杰出的代表，在他的理论中，非常强调君主在拥有权力的基础上树立一种众所欲归之势，这对于我们今天的企业管理者来说，在权力的基础上树立威信建立权威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其势者国危。
——《韩非子·奸劫弑臣》权势要靠权术保障
故国者，君之车也；势者，君之马也。无术以御之，身虽劳，犹不免乱；有术以御之，身处佚乐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所以国家是君主的车，权势是君主的马。君主没有法术驾驭它，自己即使很劳苦，国家还是不免于乱；有法术来驾驭它，自己不但能处在安逸快乐的地位，还能取得帝王的功业。
韩非子主张，君主管理国家，行使权势，一定要有适当的方法，这里所说的方法就是韩非子所说的“术”。权势也不能乱用，要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
为了说明这个道理，韩非子在《外储说右下》里讲了一个“造父御马”寓言故事：造父是春秋末期晋国人，善于驾马。有一天，造父正在锄草，这时有父子坐车路过，马受惊不肯前行，一个儿子拉住马，父子几人推车，还请造父帮他们推。于是造父收拾好农具，停止操作而把它寄放在车上，拽住那个儿子拉的马，然后才拿起缰绳和鞭子，还没有使上绳、鞭，马就一起向前奔跑了。假使造父不会驾驭，即使全力帮忙推车，马还是不肯前行。现在他自身操作得很安逸，而且把农具寄放在车上，又有恩德施于人家，是因为有办法驾驭惊马啊。
韩非子用这个故事说明，君主有了国家和权势还不够，必须掌握治国的方法——“术”。他认为，治国“有术”，君主就能“身处佚乐之地，又致帝王之功”；否则，“身虽劳”，国家“犹不免乱”。所以，势与术要结合起来使用才更有效。
韩非子是不主张仁政治国的，君主治理国家，必须先丢掉妇人之心，脆弱宽仁都不是管人者所应该有的，否则，你必定会自取灭亡。既然你是管人的人，必要的时候，就要敢于施威！施威要讲究方法，分清对象。管人者必须果断，犹豫不得。当断不断，则变为柔断。
孔子的学问是“仁恕”，韩非子的学问是“权术”。学权术不能忘了仁恕，仁恕是道，权术是术，仁恕是阳，权术是阴。韩非子的阴术，学透了，有利于控制权力，防范身边的各种危机，剔除异己力量，让团队保持高度警惕，但过了，就可能会让老板更加孤寒。不少领导者并非看不清时局的态势和发展，也不是不了解问题所在及其症结，也不是不知道该如何施威，而仅仅是由于领导者个人心性脆弱，从而导致失败，或者错过了胜利的大好时机。
有一位小企业的老板，被手下一名有能耐的员工搞得很闹心。他的公司有一位业务员，有一天，这位业务员找到了老板，拍着自己的口袋对老板说：“我这口袋里全是购销合同，但是你应该给我多少多少提成。你给了我这些提成，我就把合同给公司订了；你若不答应我的要求和条件，那么我就把合同永远装在兜里，一个也不给公司签订。”这位老板一筹莫展，不同意业务员的条件，怕他甩袖子走了不干，把公司的销售业务荒废了；同意业务员的条件，又怕公司其他员工不满意，影响积极性。
这位老板，作为一个企业的第一领导，遇到这样的情况，也真够可怜的。为什么当老板的成了这个样子？我们只能有两种解释；要么老板有什么“把柄”掌握在这个业务员手中，不然业务员怎么竟敢有如此大的胆量？要么老板实在没有能力。不然作为公司的头，连自己手下的一个小小的业务员都如此对领导颐指气使，却管他不了，让人无法明白。
不过，从这一个例子里至少我们可以看出，这位老板心理品质十分脆弱。心性脆弱的人常常遇事怕出风险，遇事不能判断长短优劣、真伪是非，即使能够判断，也绝不能做出正确的决断。因为他不敢，他没有足够的承担风险的心理承受力。这样的领导，其管人能力是很差的、很弱的。
慈不掌兵，义不理财，不是说不要仁慈与仁义，而是在处理具体问题上要严苛。说到底，就是一个心法与招法的辩证关系，韩非子有很多招，招法学会了，必须有上乘的内功心法以指导运用。通过这个例子，我们还可以引申出如下的启示：
第一、领导者都是在一定的职位上，都握有一定的权力。如本例中那位小公司的老板，在他所领导的企业中，他应该握有最高的予夺大权。既然有权力，就要敢于使用这种权力。该用权的时候不敢用权，不敢下命令，不敢强制推行，领导的职位就形同虚设了。
第二、对于一个企业来讲，市场是第一线。任何企业的主要领导者都万万不可对市场、对用户，特别是对主要用户，若明若暗。否则，就有被企业营销人员架空的危险，就容易受营销人员、中间商的左右，也容易引发内外勾结、吃里扒外、损公肥私以饱私囊的腐败现象。企业的第一把手要认识到市场无小事，客户无小事，企业外交无小事。当老板、当经理的，对市场、客户要了解，对主要客户（包括主要中间商）要亲自掌握，以防情况不明，被人左右和利用。
第三、对于一个单位的主要的和关键的业务领域，一定不要控制在唯一一个下属手中。也就是说，至少有两个明白人共同管理；或者一主一辅，至少有一个后备人员。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旦主要业务的主管出了问题（有病离职休息，跳槽另谋高就，以内行人和业务权威的身份想“拿”单位和领导一把等等），还有人替补，不会造成业务的混乱。
这些年，不少企业曾经像“供神仙”一样地对待本企业的一些业务尖子或者外聘人员，但并没有太明显的效果。他们感悟，他们仍然动不动就甩手撂挑子，使企业工作不断遭受损失。究其原因，就在于此。
领导者在工作中要敢于发脾气。发怒足以显示领导的威严和权势，对下属构成一种令人敬畏的风度和形象。应该说，对那种“吃硬不吃软”的下属，适时发火施威，常常胜于苦口婆心。
权术、权势都要拿权说话，但有的领导还不会运用自己的权利，他的权势就难以显现，也就没有威信。上下级之间的感情交流，不怕波浪起伏，最忌平淡无味。有经验的领导在这个问题上既敢于发火震怒，又有善后的本领；既能狂风暴雨，又能和风细雨。在平时工作中，适度适时的发火是必要的，特别是原则问题或在公开场合碰了钉子时，或对有过错的人帮助教育无效时，必须以发火压住对方。
但是，发火不宜把话说过头，不能把事做绝，那样的话就起不到说服的目的了，而应注意留下感情补偿的余地。发火应当虚实相间，对当众说服不了或不便当众劝导的人，不妨对他大动肝火，这既能防止和制止其错误行为，又能显示出领导人具有威慑性的力量。但对有些人则不宜真动肝火，而应以半开玩笑、半训斥的方式去进行，使对方不能翻脸又不敢轻视，内心有所顾虑——假如上司认真起来怎么办？
另外，发火时要注意树立一种被人理解的“热心”形象，要大事认真，小事随和，轻易不发火，发火就叫人服气，长此以往，领导者才能在下属心中树立起令人敬畏的形象。做好权力的节制平衡毋弛而弓，一栖两雄，其斗口颜 口颜，豺狼在牢，其羊不繁。一家二贵，事乃无功。夫妻持政，子无适从。
——《韩非子·扬权》
不要放松你的弓，防止一个窝里有两只雄鸟。一窝栖居双雄，必然大事争斗。豺狼在羊圈里，羊就不会增多。一家有两个尊贵的，事情就会没有成效。夫妻共同当家，孩子就无所适从。
在《韩非子·扬权》篇中出现了两个非常生动的比喻：一个鸟巢里不能有两个雄鸟，否则就会不停地打斗；豺狼不能关进羊圈里，否则小羊的数量就不会增加。这两个比喻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比喻的结论是“一家二贵，事乃无功。夫妻执政，予无适从。”中心意思是父母不能共为一家之长。
初读这段文字，会感到韩非子以雄鸟、豺狼关系论父母关系、论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有些文不对题。细心一想，他反对“父母共为一家之长”并非其真正目的，他的真正目的是树立“国无二贵”即树立君王一人绝对权威，反对“夫妻执政”只是文章所需要的基础性铺垫。
韩非子早就意识到，君臣的权力平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君主必须站在统筹的高度，以平衡、牵制的技巧统御臣子。尤其是能臣，更要御之有术，否则就会节外生枝，生出乱子，危害君主的帝业。
权力失去制衡导致高风险。秦始皇严格按照法家思想行事，集权统治，终于取得了一统天下的业绩。到了秦二世时，他同时重用赵高、李斯二人，使此二人相争，自己处于平衡斗争的地位。这是后世帝王控制大臣时广泛使用的方法，秦二世也许具有开创之功。
《周易》六十四卦之中专有《家人》一卦，《周易·彖传》诠释《家人》时，以天地关系论出家长，论出一个家庭之内应该“父母共为严君”即父母共为一家之长。秦二世始终想使二人的势力处于一种平衡的状态，不肯轻易地打破。因此当二人互相攻击对方谋反或者不忠的时候，秦二世往往不置可否。李斯的存在，显然危害了赵高的利益。因此，赵高又利用了二世怕别人危害自己统治地位的心理，设计陷害李斯，将李斯投入了监狱，并严刑拷打，使得李斯屈打成招，自承谋反。秦二世信以为真，斩了李斯一门，自己破坏了这种平衡，使得权力集中于赵高手中。
除掉李斯之后，赵高又陆续把秦二世身边的忠臣挨个收拾，看看条件成熟了，就想作乱。不久他便发动宫变，处死了二世。二世也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大臣处死的皇帝。
到了西汉刘邦时，刘邦采取了“以臣制臣”的平衡策略，自己手中紧紧扯住群臣互相牵制的绳子，时而轻轻一拉就万事大吉。我们知道，张良、萧何、韩信都是人中豪杰，不善于统驭他们，必然会互不服气，甚至相互排挤压制，造成内讧。所以刘邦就根据他们的个性进行管理，使他们协调一致，各尽所能，为他的事业贡献力量。
张良善于出谋划策，刘邦就把他留在身边，充当高级参谋，随时献计献策，咨询顾问。萧何行政经验丰富，为人沉稳，有长者风范，所以就让他驻扎后方，抚慰百姓，随时供应粮草物资，支持前线的战争。而韩信善于统兵打仗，就让他征战沙场，这样就使他们各司其职，发挥各自特长。
这种分工也使他们相互牵制，不会威胁到刘邦的领导地位。张良虽然谋略出众，但是没有军队，也没有粮食物资；萧何虽然坐镇后方，但是没有军队，也成不了什么气候；还有韩信，虽然有大将之才，身边也有一些谋士，可是少了粮食物资的支持，几十万军队照样玩不转。所以，虽然汉初三杰都有独当一面的大才，甚至萧何与韩信都有自立的机会，但是他们在刘邦这种权力制衡的设计下，只有老老实实地为刘邦卖命了。
一个政治家保持权力的平衡非常重要，不懂得权力结构的合理配置，巧妙利用个体的矛盾以达到控制全体和整个局面的目的，就不能够保证一个政权的长治久安。三国争雄的时代，“皇叔”刘备虽然也会用人，手下有一班子能人，但是，刘备作为蜀国的最高统治者，在关羽、张飞屡犯错误时，不能正确及时地加以引导，不忍责备，而是纵容和袒护，这就犯了权力“制衡”的大忌。
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出兵襄樊，水淹七军，威震华夏，擒于禁，斩庞德，吓得曹操一度考虑迁都，以避其锋。无奈功败垂成，以兵败作收，关羽被杀，荆州失陷，诸葛亮《隆中对》的战略布局破局。对此，有些人指责关羽刚愎自用，有些人则认为是刘备（或诸葛亮）在人员安排上失误，而我则认为是权力失去制衡造成的。
现代管理都在强调授权，但很多时候却忽略了对权力的制衡。以关羽和刘备的关系，以荆州军事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不问可知，关羽必然得到充分的授权，拥有相当的权限。但这种权力却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制衡，使权力失去控制，才会有关羽擅自出兵，大意失荆州。
在我们的社会中，听到较多的“监督”一词，哪里出了问题，总是“监督有问题”、“监督没有到位”等等。而在管理制度建设上也往往强调“如何加强和完善监督制度”。但是，细想一下就会发现，我们的监督制度其实是世界上最多的。为什么仍不能有效防止权力的滥用和腐败呢？其原因就在于仅仅是权力的监督而不是权力的制衡。
在现代管理中，权力约束最主要的形式是权力制衡，权力监督只是一种从属性的权力约束。从逻辑上说，权力监督中的权力是一种外在的权力，同时，由于监督权本身也是一种权力，它也必须受到监督。于是就会产生一种监督权由谁来监督的问题。而权力制衡中的权力则不同，它是一种内在的权力。
监督必须以权力、权威为后盾，必须以合理的权力配置为基础，否则权力监督就是一句空话。在权力制衡中，每一个权力行使者都具有权力的行使者和权力的制约者的双重身份。权力的行使者不仅受到其他权力的约束，而且也同时约束着其他权力。因而，在企业管理中，老板在给各部门充分授权的同时，也应当认真考虑如何对负责人的权力进行有效的制衡。
老板如何分派权力，达到权力制衡是个大学问。分派得好，可以形成良性竞争局面，大家纷纷做业绩，靠业绩说话，推动了公司的发展。但如果分派得不好，就可能形成老板被架空，某下属大权独揽，于是老板不放心，或职业经理人叛变。权力分派得不好，还可能在职业经理人中造成恶性竞争，影响团队合作。
老板在分派权力时，要考虑三种权力，那就是建议权、决策权和否决权。一般来说，权力分派的原则很多，但无外乎考虑信息是否充分，是不是为企业负责等要素。科学地讲，把建议权给基层，发挥创新和服务客户的精神；把决策权给职业经理，发挥经理的专业性；老板保留否决权，老是做最后的拍板。
这样就可以形成三级权力体系，把风险尽量减少到最低。否决一个报告是很快的，这样也可以加强老板处理报告的速度。如果公司比较大，事情比较烦琐，老板可以授权一个机构，比如说经理委员会，来完成否决权的实行。也就是说，否决权天生是老板的，经理要得到老板的授权才拥有否决权，来代替老板做决策。古代专制体制没有设计对皇权的制约，有对臣下的权力制衡制度，行政、监察和兵权的各自独立与相互牵制。从秦始皇开始，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足鼎立，有了相权分割，一责多任的官制。禁止结党营私，拆散小集团欲为其国，必伐其聚；不伐其聚，彼将聚众。
——《韩非子·扬权》
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陈言而不当。越官则死，不当则罪。守业其官，所言者贞也，则群臣不得朋党相为矣。
——《韩非子·二柄》
想治理国家，必须除掉朋党；不除掉朋党，他们将越聚越多。
明君驾驭臣下，臣下不能越权去立功，不能说话不恰当。超越职权就该处死，言行不一就该治罪。司守本职，言而有信，群臣就不可能结党营私了。
韩非子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的，处于保护自己利益的需要，人们会分成不同的派别，不同圈子里的人之间会明争暗斗，同一圈子的人会相互支持庇护。于是形成了各种利益集团，势力和斗争必然会威胁到最高管理者的权势和威信，还会因为内耗削弱组织的力量，阻碍组织的发展。所以，一个组织的最高领导者必须警惕结党营私的行为，一旦发现，要立即铲除朋党，除掉相关人员。
韩非子主张，君主不能失去对臣子的控制，更不能让臣子们超越职权，要限制臣子的自我扩张。明君驾驭臣下，手段要严厉，眼光要雪亮，臣子就惧怕，司守本职，不敢结党营私了。韩非子在《难三》中举例说：鲁哀公有些臣子对外阻挡士人到鲁国来，对内结党营私来愚弄君主，而孔子劝说哀公选用贤人，这不是根据功劳来选用贤人的主张，而是要君主选择心目中所谓的贤人。假使哀公知道孟孙、季孙、叔孙三人对外阻挡士人到鲁国来，对内结党营私，那么这三个人一天也呆不下去了。
秦王嬴政是非常接受韩非子的思想的，他刚刚走上前台时，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权力全部抓到自己手中。为此，他必须摧毁两大权力集团：一个是以丞相吕不韦为首的官僚集团，另一个是以宦官嫪毐为首的宫廷集体。后来，嬴政以周密的谋划、铁血的手段，彻底消灭了妨碍他治国秉政的两大集团，为自己的统治扫清了道路。鲁迅先生曾经指出：中国人没有“个人的自大”，只有“合群的自大”，这“合群的自大”指的就是拉帮结派，党同伐异。
中国人有拉靠山，找后台的倾向，这种倾向必然会出现结党营私的行为。一旦联群结党，排斥异己，试图通过小圈子来发展个人私利，这就会出现损人利己的行为，就会有损于国家、单位、公司的发展，不利于客观公允地选拔人才。
一个组织里经常存在一些小圈子，大家因为兴趣爱好而相聚在一起无可厚非，但有些小圈圈纯是由功利而形成，若干人自成体系，经营自己的小圈子，党同伐异，这对于领导的权威是一种公然的挑衅，对于组织的团结是一种严重的破坏。
这种小圈子的目的无外乎是两个：其一是形成自己的派系打击其他的同事，积累更大的力量进行内讧；其二是经营自己的势力，培植自己的死党对抗领导，伺机取而代之。不论哪一种都会危害整个组织的团结，会威胁领导者的权威。
历史上有许多领导者喜欢或故意纵容下属形成小圈子，以便于自己从中控制，坐收渔人之利，但实际上这样做对于整个组织是不利的，而且一旦某个派系变大，那领导者自己就很难驾驭了。上到一个国家，下到事业单位，或者一个企业，团伙的危害性都是显而易见的。
某企业聘请了一名营销总监，这名总监到公司上任后，立即将他在原单位的十几名“老部下”招来，并迅速组织了一个富有战斗力的营销团队。半年后，正当企业的市场局面刚打开时，这位营销总监的狐狸尾巴便开始露出来了。他不仅串通自己的“老部下”吃回扣搞腐败，而且还私刻企业的各种公章。当企业要开除这位总监时，企业驻扎在各地的20多位“封疆大吏”居然全部“起义”，导致整个企业几乎瘫痪。
“结党营私”，成语出处朱熹的《朱文公文集·戊申封事》：“宰相植党营私，辜负任使。”营：谋求。成语的解释：结成党羽，谋求私利。搞小圈子，结党营私，党同伐异往往形成这样的现象：一群人为了使自己的小集团更壮大，就只选用自己的亲信，只选择“靠得住”的人，而排除“外人”。对于有德有能，但不属于自己的同党的人一律弃之不用，甚至百般压制。小圈子用人的标准不是凭个人的才干，更不会通过“公平竞争”，而是看对方是否是“自己人”，是否能认同小圈子中的信念，是否维护小圈子的利益。这样，领导者一旦发现，想动也动不了，处于被动地位。即使采取铁腕措施，也难避免很大的损失。
某大酒店为了提高公司的管理水平，高薪聘请了一位资深管理专家作大酒店总经理，并且应这位总经理的要求任命了他推荐的3名副手。酒店的本意是给这位总经理一个宽松而有效的环境，这位总经理做得也确实不错，酒店的业绩有了提升。可是酒店股东不久发现，这位总经理和下属的3个经理上下通气，4个人形成了一个小集团，牢牢把持了大权，对于股东和董事会的决议有时都敢阳奉阴违），酒店职员们对此议论纷纷。酒店股东为了安抚人心，果断地把这4名经理都解雇了，这才让员工们的议论平息了下来。
可见，小圈子、小集团不可小视。“小”不是指其能量小，人数少，而是言其不正，是针对它只为少数人谋私利，在组织上排斥大部分人，只注重自己群体的利益，不管全局的利益而言的。有时候，“小”圈子实际上人数众多，其成员大多占据要位，活动能量很大。像上面例子中的小集团成员几乎全是高层领导成员。
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性也。
——《韩非子·奸劫弑臣》领导一旦纵容小圈子的发展，任其势力膨胀而不加干预的话，那它就会变大，或割据一方，搞独立王国；或藐视领导，公然向最高领导挑战，这种尾大不掉之势一旦形成就很难处理了。领导即使发现了小圈子的存在，由于气候已成，领导处理时不免投鼠忌器，难以下手。
小圈子和整个组织的关系，就如肿瘤对于人体，一旦肿瘤恶性膨胀，就有吞噬整个机体的危险，就会形成癌症，威胁人的生命。对待如此小圈子，领导者绝不能听之任之，保留他们的权威也就相当于削弱自己的权威，无异于自杀行为。因此，对于结党营私的部下，明智的领导者决不能容忍小圈子变大，一定会毫不留情地砸烂它。
具体做法就是要么去掉小圈子中的头目，要么把整个小圈子一并拔除。总之，不能坐视不理，要及早发现，及早处理。这样，就会避免内部拉帮结派和结党营私给组织发展带来的危害。危害预防了，清除了，内部纯正了，齐心了，组织才可能做大做强。防备下级夺权取代自己万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
——《韩非子·孤愤》
臣闻千乘之君无备，必有百乘之臣在其侧，以徒其民而倾其国；万乘之君无备，必有千乘之家在其侧，以徒其威而倾其国。
——《韩非子·爱臣》
大国的祸害在于大臣权势太重，中小国家的祸害在于近臣太受宠信：这是君主的通病。
我听说千乘小国的国君没有防备，必定有拥有百乘兵车的臣子窥视在侧，准备夺取他的百姓，颠覆他的国家；万乘大国的国君没有防备，必定有千乘之国的大夫窥视在侧，准备夺取他的权势，颠覆他的国家。
历史上臣欺君的现象是很多的，韩非子把手握实权心图不轨的臣子称为“擅主之臣”。
韩非子清醒地认识到君权旁落对专制君王的威胁，于是他向专制者了提出了一系列削弱臣下势力、防止犯上作乱的措施，并提出了加强君王集权的四个美好的东西：身贵、位尊、威重、势隆，如果能用好这四样东西，就能制于人而不受制于人。
韩非子对于历史发展非常敏锐，周朝已败，天下纷乱，诸侯国斗争激烈，从某一方面来说，这也是权力的一个分化与集中的过程。而历史的大潮也是往天下一统的方向发展，所以，《爱臣》这篇讲集权为术的文章也有着历史现实的意义。
在中国的权力格局中，王权和臣权始终是两条相互平行的火车道，既相互依靠，又界限分明。有从小臣到大臣的正当途径，有从小王到大王的正当途径，但从来没有臣到王的正当途径。正统的王位是世袭的，对应的臣位是更替的，所以这就注定了一部分人生而为王，而其余的人就只好生而为臣。
万物莫如身之至贵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势之隆也。此四美者，不求诸外，不请于人，议之而得之矣。
——《韩非子·爱臣》强调绝对至上的王权对能力超群、颇得民心的臣下来说永远有说不完的痛。对君主来说，这样的臣下无论居心如何，是否真想取而代我，其存在就是错误的，这是家天下式政权中的一个原发性的硬伤，并不因君主的胸怀和臣下的出世有方而发生根本的改变，只能是在不同程度上有所缓解。所以，但凡重视自己权力的君主都不会与允许手下存在这样的大臣。即便由于外界因素不得已出现了这样的大臣，也必定等事情完成之后除之而后快。
韩非子毫不客气地道出了人世间的一切道理，残酷地揭开了君臣关系之间温情的面纱，赤裸裸地展示了驭臣之道。后世的许多领导者信奉他的理论，将部下玩弄于股掌之中。以齐襄王与田单为例，韩非子说了“爱臣太深，必危其身”，所以齐襄王就时不时地敲打一下田单，告诉他：你是臣下，我是国王。韩非子又说：“万乘之君无备，必有千乘之家在其侧，以徙其威而倾其国。”所以齐襄王时时刻刻地提防田单，趁机削其权，夺其势。
即便齐襄王在位时田单没有野心，但无法保证齐襄王不在位时田单没有野心，即便田单本人没有野心，但无法保证他的后代、他的部下没有野心。齐襄王看到了这一点，只好削其权，夺其势，以戒其心。
“忠诚”在君臣关系中是一个变量，它会因人主的能力、寿命、部下的野心发生变化。晋文公在位时，晋国六大家族，个个竭忠尽智，晋国霸业遂成，当后世君主软弱无能时，六大家族便个个图谋不轨，拥兵自重。齐国田氏家族也是经历了一个从忠臣到重臣再到国王的一个转变过程。隋文帝杨坚在北周宣帝时还能安心地做一个封疆大吏，宣帝死后，静帝即位，杨坚入朝辅政，面对孤儿寡母，杨坚也禁不住动了撍越之心。当一代英主周世宗柴荣在世时，赵匡胤只是一个有一定军权的将领，但柴荣死后，恭帝年少，无法控制这些手握重权的将领，赵匡胤因机乘便，登基篡位。
所以，明智的君主总是防备身边的权臣，为了制约臣子，可谓煞费心机。刘备在白帝城临死前对诸葛亮说：“如果我的儿子是个好样的皇帝，你就扶持他，如果不是，干脆老弟你就取而代之吧！”。刘备说这话并不是出自真心，而是一种策略。事实上，刘备在提防诸葛亮方面留了一手。
刘备托孤时，文托诸葛亮、武托李严，其用意很深晦。他怕诸葛亮暗中操纵西蜀政权，为了稳妥起见，又令在川中自成一系的李严掌管内务，协助诸葛亮，实际上是让他们相互制衡。李严的人品刘备也是相当清楚的，将内务托给一个奸佞小人，这里有一个微妙的道理：一忠一奸、一贤一佞，相互掣肘，组成了一个稳定的架构。
权力是我的唯一情人，别人偷看一看都会让我妒火中烧。
——拿破仑对比魏、吴两国，我们不得不赞叹这是非常高妙的政治手段。魏国是能人司马氏专权，结果能人及其儿孙把曹家取而代之了；吴国是小人专权，结果两代小人把朝廷弄得帝位更易，内讧迭起。而刘备的这种安排使得蜀汉绵延数十年而内部不乱。所以说刘备的宽厚仁慈不过是表面现象，所谓“刘曹原是一路人”，的确是十分中肯。
当一个政治体系内产生权高震主或对立的势力、党派时，作为帝王或领导者，如果一时无法消除这些势力或其对立状态，那就必须凭借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制造出能与之相抗衡的力量，以控制对立的双方，并使他们在同一政治体系内共存，相互制衡，以达到权力的平衡点。
对于刘备的意图，诸葛亮心中是非常明白的。其实，刘备对诸葛亮也不是很放心，就像前面说的，忠诚在君臣关系中是一个变量，当刘禅幼小软弱时，谁能保证诸葛亮不会取而代之呢？刘备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我们来看看诸葛亮这个人的真实情况。
中国历史上，诸葛亮的人格魅力和道德风范更是被历代统治者以及普通民众抬到了“昆仑”般的高度。有学者通过多年对三国史，特别是对诸葛亮的研究，深切地感到后人对诸葛亮的评价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历史的真实性，诸葛亮被后人大大地神化、圣化了。
生命意志即是权力意志。
——尼采诸葛亮是个权力欲望很强的人，其秉政时，废黜李严，打击魏延，将蜀汉军政大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他不仅大权独揽，且以“太上皇”自居，将后主刘禅置于股掌之中。诸葛亮竭尽全力进行北伐，其目的并非为了“兴复汉室”，而是冀图通过北伐来树立绝对权威，晋爵封王，实现刘备白帝托孤时许诺的“君可自取”。
韩非子强调，大臣权势太重就会祸害国家，君主太宠信近臣就会危及自身，君主不能疏于对臣子的监督与控制。下级控制领导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有些人有野心，只是迫于情势才屈于领导之下，本质上是不甘心在领导权威之下仰人鼻息的，条件成熟了，就会推翻领导，取代领导。
翻一下近期的新闻，时常可以看到：某球队的主教练权力被架空，某机构的领导有名无实权，某企业总裁权力被瓜分。凡是失去权力的，要么被赶走，要么无奈辞职，要么任其自然赖着不走，甘当傀儡。这类人心里是非常痛苦的、无奈的、酸楚的，没人的时候，独自偷偷地疗伤。希望现在的领导们提高警惕，不要步其后尘。韩非子在《爱臣》中通篇根本没有讲忠诚，而只是在讲形势。在他看来，君主的安全不应该依靠来自臣下的不可靠的忠诚，而应该依靠使臣下不得不忠诚的权力格局，即君主在君臣关系中占有压倒性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