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所谓的碑帖，是泛指可供学习书法临摹仿效的范本，几乎包括所有古代著名金石刻辞的拓本和名贤墨迹的刻本、临摹本或影印本。但碑和帖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各自有其不同的特指和泛称。下面分别介绍。
碑
碑，起源于周代，最初是指人为树立的经过加工的石版。或立于宫庙之前，供“识日影、引阴阳”之用；或立于宫庙大门之内，用以拴系将作牺牲的牲口；或立于墓穴四角，用以吊引棺廓进入墓穴。这些碑都还没有文字。大约到了汉代，由吊引棺廓入墓穴的碑演化成了所谓“神道碑”，开始在碑石上镌文刻字，或埋入墓内，或立于墓道，以纪颂死者的事迹功勋。自此之后，镌刻文字的碑碣（方日碑圆曰碣）便兴盛起来。除了为死者立碑之外，也有为重大祭祀、征伐，为寺庙、名塔的修造等立碑纪胜的。所以历代遗存下来的碑碣极多，据清人孙星衍、邢澍《寰宇访碑录》及赵之谦《补寰宇访碑录》所记载，其数目即在一万以上。
古人不论为何事立碑，总是想要垂示后人、传之久远的。因而碑的书手，一般都是当时的书法名家。隋代以前的碑，虽多不署书家之名，但从历史的记载和书法的精美，都能证明其书手均非等闲之辈。唐代以后的碑，依习惯都署有书家姓名，大都是人所共知的名流。所以，可以这样说：古代的书碑，是当时书家表现自己技艺的重要机会；而历代遗存下来的这些碑版字迹，又成了保存我国书法艺术珍贵遗产的宝库。
优秀的碑刻历代都有，但从总体上看，最为人们所重视、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要属汉碑、魏碑和唐碑。下面分别作些简要的介绍。
汉碑汉代时兴碑刻。汉代书法的珍品，除少量见于汉简和帛书之外，大量即保存在汉碑之中。汉代又是汉字书体由秦篆（小篆）过渡到汉隶（通常所谓的隶书）、又从汉隶开始向楷书过渡的时代，作为汉隶书法的最高成就，几乎全部保存在汉碑之中。著名的有：《北海相景君碑》、《乙瑛碑》、《礼器碑》、《郑固碑》、《张景造土牛碑》、《孔宙碑》、《封龙山颂碑》、《西岳华山庙碑》、《史晨碑》、《衡方碑》、《孔彪碑》、《鲁峻碑》、《曹全碑》、《张迁碑》等等。这些碑刻都是汉隶书法的代表作，风格各异，气象万千，同时还可以从中窥探到汉人刻字艺术的高超。由于碑刻文字是石刻文字的一种，在后人的习惯中，往往也把其他形式的石刻文字，如摩崖（将文字刻在自然的石壁上）、墓志铭、石经、造像、石阙等，也都归属于碑刻一类中。汉代著名的摩崖刻石有《石门颂》、《郙阁颂》、《西狭颂》等，其字势宏大，笔力雄强，具有古朴超拔、恣肆放逸的神韵。著名的石经则有《熹平石经》，因立于汉灵帝熹平四年，故名。这是现在所能见到的儒家经典的最早石刻，传为当时最有名的大书法家蔡邕书丹，是汉隶的标准字样。据说此石经初立于太学门前时，人们争相前往观摩，道路为之堵塞。在汉代的石刻中，也有少数仍用篆书的，如《祀三公山碑》、《嵩山太室石阙铭》、《嵩山少室石阙铭》、《嵩山开母庙石阙铭》等，说明汉隶通行之后，篆书亦不废用。
魏碑从汉末经三国到两晋，以碑为主体的石刻文字也很不少，其中著名的有《上尊号碑》、《受禅碑》、《曹真碑》、《三体石经》（用古文、小篆、隶书三体所刻儒家经典）、《谷朗碑》、《天发神谶碑》（篆书）、《郛休碑》、《辟雍碑》、《张朗碑》、《石定墓志》、《爨宝子碑》、《广武将军碑》等，这一时期的碑刻除少数较有特色之外，多数是承接汉碑的书风未能形成一种独标气派的时代风格。而南北朝时代的魏碑，却能独现异彩，成为书法史上又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高标。所谓魏碑，是指以北魏为代表的南北朝时期的石刻书作，它包括造像、墓志、碑刻、摩崖等。作品之多，难于数计，其间最为著名的有：《大代华庙碑》、《吊比干碑》、《龙门造像二十品》、《石门铭》、《郑羲下碑》、《元简墓志》、《元勰墓志》、《元珍墓志》、《皇甫骑墓志》、《刁遵墓志》、《崔敬邕墓志》、《张黑女墓志》、《张猛龙碑》、《高贞碑》、《敬史君碑》、《彳且徕山刻经》、《泰山经石峪金刚经》、《水牛山文殊般若经碑》、《匡喆刻经颂》、《爨龙颜碑》、《瘗鹤铭》等。魏碑的书学价值有三个主要的方面：首先，从书体上说，它体现了汉字书体由汉隶到楷书的过渡，开始了以楷书入碑的新时代，标志着楷书在这一时代已经完全取代了隶书的地位而成为社会用字的正统书体，为唐代楷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其次，从书法艺术上说，魏碑书法的多姿多彩，呈现了百花争艳的景象。魏碑虽然绝大多数只有楷书一体，但其结字、用笔和章法却各具匠心，不拘一格，书家们的个性、情采、气韵得以充分的发挥和展示。这一时期书家的众多、体势风格的多样化，很难象后世那样用一家或某几家作代表来说明。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在中国书法史上就楷书书艺而言，没有哪一个朝代能象这一时期这样天真烂漫、灿如群星的。因此，魏碑是一座很值得重视和研究的书法宝库。第三，魏碑书法的辉煌成就是在我国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时代而造就和形成的，这就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从一个重要的方面说明，包括书法艺术在内的汉字文化，对中华民族具有极其巨大的凝聚力。
唐碑唐代的书法可以说是紧随魏晋南北朝而发展的，因为隋朝立国仅有短短的三十多年，且社会动乱，文未昌而国已败，其碑版书法可观者唯《龙藏寺碑》、《董美人墓志》、《孟显达碑》、《苏孝慈墓志》等为数不多的几家，从体势上看，只是魏碑的余烈。唐代开国之后，四海统一，国力强盛，文化也得以空前的发展。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喜爱和提倡，书法艺术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唐代的碑刻书法也是历史上的最高峰。其可称道者不能尽数，最、为杰出、常为后世师宗的计有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温彦博碑》、《化度寺邕禅师塔铭》、《皇甫诞碑》，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昭仁寺碑》，褚遂良的《孟法师碑》、《雁塔圣教序》、《房玄龄碑》，敬客的《王居士砖塔铭》，欧阳通的《道因法师碑》，薛稷的《升仙太子碑阴》、《信行禅师碑》，李邕的《李思训碑》、《麓山寺碑》，徐浩的《不空和尚碑》，颜真卿的《多宝塔碑》、《颜勤礼碑》、《颜氏家庙碑》、《麻姑仙坛记》，沈传师的《柳州罗池庙碑》，柳公权的《金刚经》、《神策军碑》、《玄秘塔碑》，等等。唐碑的绝大多数为楷书，所以可以说唐碑是唐楷的集中体现。唐楷是楷书的鼎盛阶段，尤其是到了颜、柳时代，从结构到用笔，都形成了严格的法度，就象诗歌到了唐代形成了一定的格律一样。唐楷的法度尽管严密，但从唐碑上看，各家的体势风格，其个性特征还是十分明显的，褚承虞而有异，柳继颜而不同。所谓“唐人尚法”，并不是说为法所囿，形同布算。艺术的法则并非艺术的桎梏，书法自然也不例外。至于康有为的尊崇魏碑而所发“卑唐”之论，是失之偏颇而不足为训的。
唐代以后，特别有名的碑刻不多见，且书碑的墨迹每有流传于世，故不赘述。
帖
古代没有纸，用竹片、木片和布帛为书，人们把写在竹片、木片上的叫简，写在布帛上的叫帖。后来在书学上把所摹刻的古人书法及其拓本也叫作帖。由于这种帖是供人学习书法临摹的法范，所以也称法帖。法帖有单帖和丛帖之分。单帖是只取某一人的某一书迹单刻为帖，丛帖则是兼取多人的多种书迹分卷合刻为一帙的帖，也叫套帖。单帖出现得早，大约在魏晋时期已开始流行，唐宋之后大兴。著名的有王献之《开皇兰亭》、《定武兰亭》、《十七帖》，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智永《真草千字文》，张旭《肚痛帖》，颜真卿《争座位稿》、《送刘太冲叙》，怀素《草书千字文》、《圣母帖》，苏轼《金刚经》，黄庭坚《幽兰赋》，赵孟頫《兰亭十三跋》、《道德经》等等。丛帖兴自宋代，成为宋和宋以后学习书法的主要依据。下面介绍一些重要的丛帖。
升元帖传为南唐李煜命徐铉以所藏古今法帖摹刻而成。因刻于升元二年，故称升元帖。据说这是历史上最早的一部丛帖，今已无传本。
淳化秘阁法帖简称淳化阁帖、阁帖。宋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宋太宗出秘阁所藏历代法书、法帖，命侍书学士王著编次，标明法帖，摹刻于枣木板上，其中包括张芝、崔瑗、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庾亮、李世民、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怀素等历代著名书家及帝王、名臣的书作，共十卷。当时大臣进登二府者皆得拓赐一部。此帖由于王著昧于赏鉴，学识不足，故采择不精，真伪糅杂，标题也多有错误；但是摹刻逼真，精神完具，且古人法书多赖此而得流传，所以被誉为历代丛帖之冠。此帖行世之后，或翻刻、或以之为蓝本有所增删而刻成的丛帖极多。即以宋代而言，著名的《二王府帖》、《修内司帖》、《绍兴国子监帖》、《泉州帖》、《世彩堂帖》、《绛帖》、《潭帖》、《戏鱼堂帖》、《大观帖》、《太清楼帖》、《星凤楼帖》等等，都是此帖的子孙。
淳熙秘阁续帖宋淳熙十二年（公元1185年），奉旨摹刻南渡之后所获晋唐名家墨迹，是淳化阁帖的续帖。此帖摹刻极为精良，可惜原拓今已无完帙。
群玉堂帖韩胄刻于宋宁宗时代，原名为《阅古堂帖》，所刻以宋人书迹为主，兼采晋唐人书，共十卷，摹拓俱佳，今存宋拓残卷。
宝晋斋法帖南宋成淳四年（公元1268年）无为通判曹之格摹刻，在米芾《宝晋斋帖》的基础上增入家藏晋帖及米帖多种，汇为十卷，题为《宝晋斋法帖》。摹刻之精良，不在《淳化阁帖》之下。
真赏斋帖明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无锡华夏编次，长洲文征明、文彭父子钩摹，章简父镌刻，共三卷。后来因为倭乱，石被火毁，又重新据真迹摹刻，因而此帖有火前本与火后本的区别。火前本拓本少，尤为珍贵。此帖刻后二十多年，文氏父子又刻有《停云馆帖》十二卷。这两套丛帖并为明代刻帖的佼佼者。
来禽馆法帖明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临清邢侗撰集，长洲吴应祈、吴士端摹刻，共三卷，其中有王羲之《兰亭序》三种及《十七帖》。历来对此帖的评价颇高。
戏鸿堂法帖明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华亭董其昌辑、新都吴桢镌刻，共十六卷。初刻为木版，后毁于火，又重摹上石。取材于晋、唐、宋、元的名家名迹。因董氏负有盛名，故此帖初拓而得风行一时。惟董氏失于鉴别，所收赝书不少，且摹刻也有所失真，故历来对它的评价毁誉参半。
玉烟堂帖明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海宁陈王献撰集，上海吴之骥镌刻，共二七四卷。取材上起于汉，下迄于元，网罗历代名迹，萃为一编。陈氏精于书学，鉴裁得当，选材虽多而赝书极少，是明代著名的丛帖。
泼墨斋法帖明金坛王秉锌编次，长洲章德懋镌刻，刻年不详，共十卷。取材于前有丛帖，真伪参半，但摹刻精致，评者谓可与《玉烟堂帖》抗行。
快雪堂法帖涿洲冯铨撰集，宛陵刘光踢摹刻，刻于明末清初，上起晋唐，下迄元代赵孟頫，共五卷二十一家。因卷首为王羲之《快雪时晴帖》，故名。选帖精当，摹刻秀润，为世所重。刻石初在冯铨家，所拓称涿拓；后归福建黄可润，拓本称建拓；最后归乾隆内府，于北海建快雪堂贮之，拓本称内拓或京拓。刻石今仍存于北海松坡图书馆，即快雪堂旧址。
式古堂法帖清康熙初年长白卞永誉撰集，漳浦黄元铉双勾，宛陵刘光镌刻，共十卷，摹刻甚精。
秋碧堂法帖清康熙年间由真定梁清标鉴定，金陵尤永福摹镌，所刻为陆机、王羲之、杜牧、颜真卿、宋高宗、苏轼、蔡襄、黄庭坚、米芾、赵孟頫等十家书，诸帖多出于真迹，摹刻精良，诚为清刻之佳帖。
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简称三希堂法帖。清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出内府所藏魏晋至明历代法书，敕梁诗正等编次，历时四年刊成。清高宗得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殉《伯远帖》墨迹三种，名其所藏之室为三希堂。此帖包括上述三种墨迹，故名。此帖共三十二卷，卷帙之多，为历来法帖之冠。摹刻精良，传拓甚多。道光初年，其石增刻万字花边，故可辨别拓本之先后。刻石现在保存在北京北海公园。
自宋代刻《淳化阁帖》之后，帖学大兴，从宋至清，各朝公私所刻丛帖甚多，就现在所能知道的，即有三百五十余种。今人容庚著有《丛帖目》一书，录有二百八十六种。
自从有了照相影印的现代印刷术以后，大量的历代名家墨迹得以影印出版，其中印制精良的与真迹别无二致，有的经过加工处理，甚至比真迹更为清晰。从学书的角度说，即便是摹刻得再精美的刻帖，也比不上真迹的影印本来得便利。因为墨迹所表现出来的古贤的用笔方法、笔墨的情趣和韵味，是刻本所无法具有的。现在人们因习惯也把这种影印本称为帖。印制精良的墨迹法帖，不仅有很高的实用价值，也同样具有很大的收藏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