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汉字，在几千年发展过程中，字体经历了由甲骨文（金文、钟鼎文）而籀文（大篆），由籀文而小篆，由小篆而隶书，由隶书而草书，由草书而楷书（也叫真书或正书），由楷书而行书的演变过程。随着字体的演变，原来的形体笔画渐渐不为后世一般人所辨识和了解，不规范的书写也就随之而生。为了帮助人们辨识已发生演变的字体，规范各种字体的书写，汉代以来，先后刻立了多种字体对照碑、偏旁部首碑等碑刻：这些碑刻对于帮助人们辨识了解汉字的不同字体、规范不同字体的书写起了重要作用。
早在汉末、三国时期，碑刻已被用于辨识不同字体的汉字和规范汉字的书写。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主张“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后，儒家经典成为封建统治者倡导和推行的正统学说。当时尚无先进的印刷技术，儒家经典的传播主要靠传抄，由于种种原因，在传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错讹。为了纠正传抄的儒家经典中的谬误，统一文字，规范书写，东汉熹平四年（175年）由汉灵帝下诏，在著名学者蔡邕的倡导和主持下，镌刻了著名的《熹平石经》，《熹平石经》的镌刻，对规范儒家经典的文字书写，促进儒家学说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
“古文”是战国时通行于六国的文字，广泛使用于六国时期的铜器、兵器、货币、玺印、陶器和竹简上，在秦始皇推行统一文字政策时被废止，由小篆及继而兴起的隶书所取代，日渐不为世人所辨识。在汉武帝时，从孔子住宅壁中发现了用古文书写的《古文尚书》。到三国魏初时“古文”经学已颇为盛行。而《熹平石经》是用“今文”即当时的规范化隶书书刻的，不具备帮助人们辨识“古文”的功能，显然无法适应人们学习“古文”经学的需要。为此，在曹魏明帝（曹叡正始年间（240—249年）又用古文、小篆、隶书三种文字书写镌刻了《尚书》、《春秋》、《春秋左氏传》三种儒学经典，史称《正始石经》。因其系用汉字的三种不同字体对照书刻而成，故又被称为《三体石经》。《三体石经》刻成后，立于洛阳太学三百余年，对于人们辨识“古文”，促进古文经学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
在唐代，随着隶楷通行、草书变化，许多汉字原来的形体笔画渐为一般人所不了解。为了帮助人们辨识和规范书写，著名大书法家颜正卿的叔父颜元孙撰写了《干禄字书》。此书以四声隶字，每字分俗、通、正三体，收录了不少当时已经通行的简化字，考辨甚详，对于当时人们识字及书写规范的建立有很大帮助。因此书为章奏、书启、判状而作，故日“干禄”（意即求禄位），称为《干禄字书》。为了使此书广为传播，颜真卿用楷书书写后勒石刻碑，于唐代宗大历九年（774年）立于浙江湖州东厅院。《干禄字书》碑刻成后不仅在当时广为传播，对后世也产生了很大影响。由于椎拓者众多，到唐文宗开成年间，此碑已损缺，为此，杨汉公在开成四年（839年）又根据拓本重刻于木板。到北宋时，据欧阳修《集古录》称，此木本又多漫漶。因此，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年），成都句咏根据所传拓本再次重新刻石立碑于四川潼川。南宋宝祐五年（1257年）衡阳再次重刻木本。现仅句咏重刻之石传于世，但经历850多年，碑石下截已断缺。碑为两面刻字，一面碑额为“颜氏干禄字书”6个篆书大字，存有颜真卿小字楷书23行，另一面字分5列，每列33行，每行9字，均为颜真卿小字楷书。《干禄字书》，具有很高的书法艺术价值，正如宋代欧阳修《集古录》所说：“鲁公书刻石者多，而绝少小字，惟此注最小，而笔力精劲可法，尤宜爱惜”，而且还是一部有影响的中国古代文字学著作，具有较高的文字学研究价值。
在宋代，碑刻所具有的帮助人们辨识不同字体的汉字和规范文字书写的功能进一步被人们广泛应用，先后出现过许多多种字体对照的碑刻和为规范统一书写而刻立的碑刻。
立于北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年）的《篆书千字文碑》是用篆、楷两种字体对照刻制的，篆、楷两种字体分别由宋初较知名的书法家释梦英和袁正已书写。
刻于北宋太祖乾德四年（966年）的《黄帝阴符经》是仿照三国魏《正始石经》，用古文、小篆、隶书三种字体对照刻制的。经文刻于《隆禅法师碑》碑侧，碑高185厘米，宽87厘米，竖刻21行，每行20字，以小篆体为主，古文和隶书二体分别注刻于篆体下，三种字体均由宋初多才多艺、长于文学、通晓古文字、享有盛誉的书画家郭忠恕书写。因此碑用三种字体对照刻成，故历史上亦称为。《三体阴符经》。
刻于乾德五年（967年）的《梦英十八体诗刻》，是由释梦英用古文、大篆、籀文、回鸾篆、柳叶篆、垂云篆、雕虫篆、小篆、填篆、飞白、英芝篆、剪刀篆、薤叶篆、龙爪篆、蝌蚪篆、璎珞篆、悬针篆、垂露篆等18种篆书字体对照书写的。碑文所书系录自《昭明文选》的惠休五的一首古诗。碑文共分四截，每截行字数及字之大小均不一，正文连款计180字，每5字为一体。每一种字体又均以隶书记其名及其缘起。梦英书刻此碑是欲帮助人们辨识自古以来所流传过的同属篆书范畴的18种不同字体，并以此展现自己篆书艺术的深厚功力，但宋代黄庭坚以为这18种篆体为梦英杜撰，非古实有，宋代米芾亦持相同意见。
刻于北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六月的《篆书目录偏旁字源碑》，系释梦英将汉代许慎《说文》中部首、偏旁分别篆为540字，加以楷书注音，自作序文说明，并把郭忠恕答书一并镌于石上而刻成。碑阳首行为隶书，以下为篆书，共17行，每行33字，每个篆体字下，都刻有注音的楷体字，这对人们辨识篆体字、对研究中国汉字形体演变及篆体书法，都具有较高的价值。
宋代规模最大的多种字体对照碑，是刻于北宋仁宗嘉祜六年（1061年）的《北宋石经》，该石经系用篆、隶两种字体刻制的，故在历史上亦被称为“二字石经”。
在明代，碑刻用以辨识不同字体汉字和规范汉字书写的功能依然受到人们的重视。在北京海淀区八里庄摩诃庵后殿东院的汉白玉壁上嵌有明代镌刻的《篆书三十二体金刚经刻石》。此刻石的32体篆书，系宋僧道肯将五代高僧梦英法师所集的篆书18体扩展而来，全经32章，每章作一体。其原本宋后久佚，明万历初年被黄梅人氏汪中丞访得后请人摹刻在枣木板上。后汪中丞被起用进京，翰林陈万言求取到这一木刻版，让人摹勒于60块汉白玉石上，并请文贞公跋尾，嵌于摩诃庵的金刚殿壁上。此刻石使我国古代篆书艺术的各种字体得以保存至今日，成为人们学习、辨识，研究篆书各种字体的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