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载寺庙宫观创建、重建、移建、扩建、修葺等和某一宗教或某一教派创建、传播、教派斗争、兴衰等有关情况，是历代宗教碑刻的一个重要功用。这类碑刻几乎各种宗教都有，为数甚多，尤其是寺史碑刻在历史较悠久的寺庙宫观中常可见到。
建于东汉永平十一年（68年），称为“中华第一古刹”的我国第一所佛教寺院一河南洛阳白马寺，遗存有宋、元、明、清代刻立的记载白马寺史的碑刻，其中较为著名的是立于山门西侧的由宋苏易简撰书的《重修西京白马寺记》，因碑文分五段写，故亦称“断文碑”：更为著名的是立于山门东侧碑亭、刻于元至顺四年（1333年）、由元著名华严大师沙门文才撰文、由元赵孟頫楷书的《洛京白马寺祖庭记碑》。碑高3.5米，宽1.15米，碑文记载了白马寺的由来。这些碑刻，是研究中国佛教史的宝贵资料。
在著名的北京八大寺庙之一，创建于元至正七年（1347年）、重建于明正统十二年（1447年）的柏林寺，存有立于明正统十二年、由明国子监祭酒李时勉撰写的《重修柏林寺碑记》和清乾隆皇帝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撰立的《重修柏林寺碑记》，两碑都记述了柏林寺史，碑文内容反映了柏林寺在明、清京都的显赫地位。
山东济南市历山区柳埠镇的神通寺，始建于西晋时期，在历史上曾是一个规模相当宏大的佛教寺院，称为“三齐名刹”，是我国佛教圣地之一。现寺内存有明弘治年间（1488—1505年）所刻《张天端神通寺记略》碑，碑文记述了神通寺在遭受兵燹和风雨摧残后于明成化、弘治年间重建的宏伟盛况，为研究神通寺史和山东佛教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天津市规模最大的佛教寺庙大悲院，存有由清著名文人朱彝尊撰写的《大悲院记》碑，碑文记述了禅人世高募捐化缘创建大悲院的经过，为研究大悲院和天津佛教史提供了重要资料。其碑文云：
禅人世高，结茅天津之衢，夏以水，冬以茗果，施往来之人。而予友曹君，实司武备兹士，捐俸钱继之，程工材，筑室三楹，题曰大悲禅院。
在天津市蓟县西门的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著名的佛教寺庙独乐寺内，存有《刘成碑》，为研究独乐寺史、天津地区佛教史提供了重要资料。其碑文云：
独乐寺不知创自何代，至辽代时重修……故尚父秦王请谈真大师入独乐寺，修观音阁。以统和二年冬十月再建，上下两级，东西五间，南北八架，大阁一所，重塑十一面观世音菩萨像。
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城东门里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创建于隋开皇六年（586年）的隆兴寺（原名龙藏寺，宋初更名为龙兴寺，清康熙初年定名为隆兴寺，因寺内有驰名国内的铜铸大佛像，故俗称：“大佛寺”），存有隋以来历代的碑石30多块，其中有称为“隋碑第一”、“碑中之王”的《龙藏寺碑》，是体现汉隶向唐楷过渡特点的著名书法名碑，碑文1500余字，记述了恒州刺史鄂国公金城王孝亻零奉敕率州民万人建造龙藏寺的经过。
山西交城县西北l0公里石壁山中的中国佛教净土宗名刹、在中日佛教交流史上具有显赫地位的玄中寺，存有北魏延兴四年（474年）造像碑、北齐河清三年（564年）造像碑和隋开皇六年（586年）造像碑及唐代的《戒坛碑》、《寺庄山林四至碑》和《铁弥勒像颂碑》等。这些碑刻记载了玄中寺史和中国佛教净土宗的教史，根据碑文可以得知：玄中寺始建于北魏孝文帝延兴二年（472年），落成于北魏孝文帝承平元年（476年）。在北魏孝庄帝永安年间，雁人高僧昙鸾，遇古印度僧人普提流支度化，授以《观无量寿经》，得解脱生死之法，遂成为我国佛教净土宗的始祖。北魏时，昙鸯很受孝文帝的敬重，谥号“神鸾”，晚年在玄中寺住持念佛，当时颇负盛名。隋唐时，道绰、善导两位大师先后在玄中寺宣讲佛教净土佛学，唐太宗曾专程北上拜谒玄中寺，并接见道绰，敕赐寺额为“石壁永宁禅寺”，使玄中寺声誉进一步提高。到盛唐时，玄中寺已成为名扬天下的当时全国佛教三大戒坛之一，与西安的灵威坛、东都洛阳的会善坛齐名。后来，善导禅师去长安香积寺研究和传播净土法学，当时在长安求学的日本僧人很多，净土宗就由此通过日本僧人传到日本。从此，玄中寺和香积寺便成为日本佛教净土宗的“祖庭”。
辽宁沈阳市和平区二段，由后金（清）太宗皇太极于崇德元年（1636年）敕令修建、备受清朝历代皇帝推崇的喇嘛寺实胜寺，存有当年建寺时所立的由两块碑石组成的著名的“四体文碑”，右侧碑亭的石碑正面刻满文，背面刻汉文，左侧碑亭内的石碑正面刻蒙文，背面刻藏文。四种文体的碑文内容相同，详细记述了实胜寺的始末及殿宇规模、供佛排列等情况，为研究实胜寺史提供了第一手重要资料。
河南安阳市西北隅的天宁寺原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千年古刹，由于遭到兵燹、天灾严重破坏，到解放前，仅剩中佛殿及砖塔。现在人们对于天宁寺创建的年代及规模等寺史情况的了解，主要来自于寺内遗存的刻于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的《重修天宁寺图碑记》。其碑文云：
……天宁寺在彭德府治西北里许，始建于隋仁寿（601—604年）初，维修于周显德中。宋元之际相继增修，明洪武间置僧纲司于此，其规模雄壮甲于河北……寺有塔五级，由下而登，逐渐宽敞，其巅则为平台，周可容二百人，远望太行历历在目。
湖南长沙市岳麓山腰麓山寺的《麓山寺碑》，不仅是享有盛誉的书法名碑，同时也是研究麓山寺史的重要史料。碑文1413字（其中271字己剥蚀），历述了该寺自西晋泰始四年（268年）由法崇禅师创建，至唐的兴废变迁及历代禅法传法情况。
广西桂林南门桥外的开元寺，始建于隋代，是桂林最古的佛寺，为旧时桂林八景之一。唐代著名高僧鉴真第五次东渡失败后，大约于天宝九年（750年）转来桂林下榻于开元寺讲授佛学，使开元寺名声大盛，在明清时成为当地最重要的寺庙，凡遇节令，大小地方官员都来寺中祭告瞻拜，演习礼仪，盛况空前，热闹非凡。对于开元寺在明清时代的兴盛情况，从明徐淮记载寺史的《重修宁寿寺碑》（桂林开元寺在宋代曾改称宁寿寺）可以窥见一斑，其碑文说当时开元寺“赭垣四立，金碧交辉，殿宇廊庑，哗然焕然……凡有事于庆祝，鸣者如鸿胪，奏者如仙乐”。
甘肃武威市护国寺、由西夏王朝第四个皇帝崇宗李顺天刻立的《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不仅是一块对于研究西夏文字和西夏历史具有重要价值的碑刻，同时也是研究护国寺史和西夏佛教史的重要资料。从碑文中可以得知，包括崇宗李顺天在内的西夏诸帝均是佛教的虔诚崇信者。碑文概述西夏佛教的盛兴云：“至于释教，无所崇奉，近自畿甸，远及荒要，山林溪谷，村落坊聚，佛字遗址，只椽片瓦，但仿佛有存者，无不必葺，况名迹敞，古今不泯者乎？”碑文对重新修建护国寺感应塔的情况也作了详细记述：“故将是塔，旌乎前后灵应，遂命增饰”，在修建感应塔时“众匠率职，百工效技”，感应塔重新建成后“金壁相同，辉煌日月，焕然如新，丽矣壮矣，莫能名状”。
此类碑刻在甘肃其他地方还有不少。如武威城西北2公里处的始建于晋代的海藏寺，存有由清郭朝祚撰书的记述海藏寺藏经阁历史的《海藏寺藏经阁碑记》。张掖市西南隅的始建于西夏崇宁元年（1098年）的大佛寺，存有明宣宗的《敕赐宝觉寺碑记》和明通政使穆来辅撰写的《重修宏仁寺碑记》等，这些碑刻反映了大佛寺的深远影响及大佛寺历代兴废情况，为研究张掖大佛寺和甘肃佛教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西南20公里的牛首山寺，是一处历史悠久的佛教胜地，称为“四镇之灵镜，朔方之名刹”。现寺内存有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进士、宁夏卫（今银川市）人管律撰书的《牛首寺碑记》，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武科进士、赠进士出身并曾任湖广提督的宁夏广武（在今青铜峡市境内）人俞益谟撰写的《重修牛首山正顶说法台并制藏经碑记》等，从这些碑刻的碑文中得知，牛首山寺明代前早就创建，但“世远莫详创始”，到明代牛首山寺已是“既葺而废，既废而葺，又不知其几更番也”，明代牛首山寺已规模很大：“当山之幽绝，前为罗汉殿，殿北为祖师殿，南为迦蓝殿，中则接引殿，后则如来殿……少北则佛母洞，再北则观音殿，殿之后为迦叶塔，界乎洞与塔之间，则十方佛宝殿。迦叶塔之北，则眼光菩萨殿。殿之北为金牛池……界乎池殿之前，则释迦殿。又北则文殊殿。界弥陀文殊之后，则地涌塔。弥陀之东则普贤殿……”。
台湾省台南市的开元寺，兴建于明末清初，现寺内存有刻立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的《始建海会寺记》，刻立于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的《海会寺碑记》和《东瀛海会寺图碑》，刻立于清嘉庆元年（1796年）的《台湾府僧纲司传临济宗三十八世亦是如公寿塔》等石碑，为研究台南开元寺史及开元寺与郑成功家族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此类记载佛教史、寺庙史的碑刻，在著名的西安碑林和焦山碑林中也收藏了不少。在西安碑林中，有刻于北魏太和十二年（489年）的《晖福寺碑》，刻于宋建隆四年的《重建开元寺行廊功德碑》、刻于宋熙宁元年（1068年）的《善感禅院新井记》、刻于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的《奉元路园通观音寺记》、刻于明天顺五年的《重修弥陀禅寺记》碑、刻于明隆庆六年（1568年）的《古仪门寺碑记》、刻于唐开元九年（721年）的《兴福寺残碑》等。在焦山碑林中有刻于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八月的《重修鹤林寺》碑、刻于明代的《京口鹤林寺残碑》、刻于清光绪元年（1875年）的《移建玉峰庵记》碑、刻于清光绪二年（1876年）的《移建海门庵记》碑、刻于清光绍二十五年（1899年）的《灵鹫寺功德碑》、刻于清代的《润州鹤林寺重修大殿山门记》碑等。
1995年初，在河南登封市西北嵩山南麓的永泰寺中出土了一批记载该寺历史的重要碑刻。其中有刻于唐天宝十一年（752年）的《大唐中岳永泰寺碑》，刻于明万历四年（1576年）的《总持殿》碑；刻于明万历四年七月初一的《重修永泰寺总持阁记》碑；刻于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闰六月下旬的《奖贺重建永泰寺住持肃然大士营造落成七十寿序》碑；刻于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的《明圆寂慈恩师肃然无为讳敬果觉灵立祖普同之塔》碑；刻于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正月的《金装佛像碑》；刻于清道光八年（1828年）五月初一的《重修毗卢圣殿碑》和年代不详的《进佛碑记》等。其中《大唐中岳永泰寺碑》碑文所载唐永泰公主出家始末、北魏至唐代永泰寺的沿革等情况补充了史志之阙；碑文所载隋文帝“忽得舍利一瓶，雪亮灿烂，火焚益固。乃诏天下梵场起塔供养为苍生祈福”之事，与《登封县志》中法王寺、龙潭寺、龙泉寺在“隋文帝仁寿二年（602年）建造舍利塔”的记载相吻合，为证明这几座寺院隋代舍利塔的始建年代提供了新的资料，对于研究该寺历史和中国佛教史具有重要的价值。
全国各地也有许多记载道教史和道教宫观史的碑刻，为研究道教史及道教在中国的影响和地位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在道教全真派三大祖庭之一北京白云观的灵宫殿前东侧，立有民国13年（1924年）刻立的《重修白云观殿宇桥梁碑》，碑文记载了白云观第二十一代方丈陈明霖募化修葺观内中路各殿及窝风桥之事；在玉皇殿前立有刻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分别用汉文和满文书写的乾隆皇帝御碑《自云观重修碑记》；在云集园云集山房西侧立有刻于民国17年（1928年）二月的《白云观碑》。这些碑刻对于研究白云观史均是育价值的第一手实物资料。
山东泰山岱庙，始建于秦汉，是历代帝王祭祀泰山和举行封禅大典的地方，也是著名的道教宫观，现庙内共存历代碑碣157块，其中有修庙碑、祭告碑42块。这些碑刻为研究岱庙庙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如在岱庙配天门东侧，立有高9.52米、宽2.1米、厚0.7米的龟趺巨碑《宣和重修泰岳庙记碑》，系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年）为重修岱庙而立。碑阴“万代瞻仰”4个大字，为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刻制。在泰山南麓泰安市岱宗坊东北梳流河右岸的道观王母池内，存有刻立于宋皇祐五年（1053年）记载王母池历史的《重修王母殿碑》。在泰山天街东首的著名道观碧霞寺中立有刻于明天启五年（1625年）的《泰山灵佑宫铜碑》，刻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的《泰山天仙阁金阙铜碑》，刻于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的《重修泰山碧霞元君祠碑》。这些碑刻都是研究泰山道教史的重要资料。
杭州市西湖边宝石山以西葛岭上的抱朴道院，是全国道教重点宫观之一。当年是著名道教理论家、炼丹家、医学家葛洪修道、炼丹之地。现道院边存有刻立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春、由资政大夫刑部尚书姚沈应撰文、中宪大夫凤阳知府王国桢篆书的《葛仙庵碑》，碑文记述了葛洪的生平及在此结庐炼丹的经过，兴建和历代修葺抱朴道院的情况及祀典之事，为研究道教史和葛洪生平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广东省惠州市西北的罗浮山，是道教“十大洞天”的“第七洞天”。在山上的酥醪观正殿内，墙上嵌有记载观史的《重修酥醪观铭碑》、《重修酥醪观碑记》等石碑。
四川都江堰市西南15公里的青城山，是道教“十大洞天”中的“第五洞天”。山上建福宫，立有刻于唐中和元年（881年）、由徐太亨撰写的《青山丈人祠碑》，碑文记载了唐僖宗于中和元年敕封“青城丈人庙，准五岳真君庙例”之事：常道观（天师洞）存有《龙门派碧洞宗道脉渊源碑》、《彭椿仙真人重修常道观碑》；老君殿立有刻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秋的《重建上清宫记》碑。这些碑刻都是道教的重要历史文献。
四川成都市的青羊宫，相传是太上老君与尹喜相会之处，老子为关令尹喜著《道德经》后，临别约他：“子行道千日后，于成都青羊肆寻吾”。此后，青羊宫便成为神仙聚会、老君传道的地方。现宫内存有唐乐朋龟撰写的《西川青羊宫碑记》，碑文记载了唐僖宗敕命修葺后青羊宫的极盛气象：“冈阜，楼台显敞，齐东溟圆峤之殿，抗西极化人之宫，牵剑阁之灵威，尽归行在，簇峨眉之秀气，半入都城，烟粘碧坛，风行清磬。”
在河南嵩山的全国道教重点宫观之一的中岳庙内，存有著名的“四状元碑”：宋代状元王曾撰写的《重修中岳庙碑》、宋代状元卢多逊撰写的《新修嵩中天三庙碑》、宋代状元陈知微撰写的《增修中岳中天崇圣帝庙碑》、金代状元黄久约撰写的《重修中岳庙碑》。四碑都是研究中岳庙史的重要文献资料。还存有刻于北魏的著名的《中岳嵩高灵庙碑》，碑文记载了北魏成帝太安二年（456年），著名道士寇谦之修中岳庙及传道的经过，是十分珍贵的道教文物，对于研究中岳庙和中国道教史具有重要的价值。
武当山是我国著名的道教名山，山上道观众多，在建于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的玉虚宫门内外的碑亭内，立有刻于明永乐十六年（1418年）、通高9.03米、宽2.35米、厚0.76米的龟趺巨碑《大岳太和山道宫碑记》，刻于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的《重修太和山宫殿纪成碑》；在十方堂的碑亭内，立有刻于明永乐年间的《重修大岳太和山道宫碑》；在金顶太和宫殿门两侧立有制于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的《敕建苍龙岭雷坛设金像》铜碑；在五龙宫殿右山坡大林下，存有刻于元至正四年（1338年）的《大五龙灵应万寿宫碑》等，这些碑刻都是研究武当山道观史的重要资料。
位于安徽省休宁县城西15公里处的齐云山，素有“江南第一名山”之誉，是与江西龙虎山、湖北武当山、四川鹤鸣山齐名的四大道教胜地之一。自唐代乾元年间（758—760年）本山道教发祥以来，到明代为止，历代在全山共建有道教宫观等建筑108处之多，香火极旺。齐云山碑刻星罗棋布，遍及全山，摩崖石刻更是琳琅满目，数不胜数。据查考，虽然由于年代久远，已有不少碑刻风化泯灭，在十年浩劫中，又有不少遭到破坏，但至今齐云山全山仍存有碑铭和摩崖题刻1400余块，其中与道教有关的碑铭和摩崖题刻为数甚多。如：在始建于明正德十年、宫内一大洞内置有玄帝全像（道教称真武大帝为玄天上帝，省称玄帝）、洞壁刻有玄帝生平故事的紫霄岩玉虚宫左侧，立有明代吴门“四大才子”之首、著名画家唐寅撰写碑文、里人汪肇篆额、郡人戴炼楷书的高达7米多的龟跌巨碑《云崖紫霄宫玄帝碑铭》。在齐云岩下始建于宋代宝庆二年（1226年）的玄天太素宫，立有明代嘉靖皇帝因在此求嗣得子，为感谢玄帝而御制的《齐云山玄天太素宫碑》等。这些碑刻为研究紫霄宫、玄天太素宫等道观的历史和齐云山道教史，提供了有价值的宝贵资料。
在中国道教发祥地之一陕西省周至县的楼观台，存有刻于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年）、由欧阳询撰文的《大唐宗圣观记》碑，刻于元代的《大元重修宗圣宫记》碑、《先师碑》、《重修文始殿碑》、赵孟颊所书的《上善池碑》，刻于元至元十九年（1282年）的《终南山宗圣宫主石公道行记》碑，刻于元皇庆元年（1312年）八月、由李道谦撰文的《楼观大宗圣宫重修说经台记》碑及《重修终南山古楼观说经台记》碑、《重修说圣台记》碑、《楼观图碑》，刻于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的《说经台创建救苦殿记》碑，刻于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的《重修楼观台宗圣宫碑记》等；这些碑刻为研究楼观台历史和中国道教史，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陕西华阴市的华山，是著名的道教“洞天福地”，自全真派兴起时，华山即是全真道场。山上道观众多，其中玉泉院、东道院、镇岳宫为全国重点道观，更有西岳庙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玉泉院存有刻于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由贾得升撰书的《建樵碑》及《太华全图碑》；西岳华山庙，存有刻于北周天和二年（567年）的《西岳华山庙碑》，明嘉靖年间重刻的《唐玄宗御制华山碑铭》，刻于明代的《华山卧图》，刻于清康熙年间的《华山图碑》，刻于清乾隆时的《西岳全图碑》等；这些碑刻是研究华山道教史的宝贵实物资料。
西安市东关长乐坊的八仙宫，是道教全真派的十方丛林，现宫中存有刻于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的《八仙庵十方丛林碑记》、刻于民国27年（1938年）的《重修西京万寿人仙宫碑记》等，为研究八仙宫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陕西省户县以西40公里祖罨镇的重阳宫，是元代道教兴盛时期关中全真派的著名胜地，为当时全国72路道教的总集合点，被道教各方门徒称为“祖巷”。原宫中有碑刻72块，现尚存30余块，其中绝大部分碑石内容均是记载有关道教全真派的历史的，是研究中国道教史和元代历史的珍贵资料。
伊斯兰教也有许多教史、寺史碑刻。历史文化名城福建泉州是伊斯兰教最早传入中国的地方、早在伊斯兰教创立初期，伊斯兰教就经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泉州。1200多年来，在泉州留下了大量伊斯兰教碑刻。在我国研究泉州伊斯兰史迹的第一人张星娘教授的启发下，泉州学者吴文良从1928年至50年代先后搜集了近百方伊斯兰教等宗教刻石，于1957年出版了受到学术界高度评价的《泉州宗教石刻》一书：1984年，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出版了《泉州伊斯兰教石刻》，书中收录了已发现的伊斯兰教碑刻二百余块。这两部专著中所收集的大量碑刻，对于研究伊斯兰教在泉州的传播史和泉州回族的发展史，具有重要的文献资料价值。在我国现存最早的伊斯兰教古寺福建泉州清净寺中，存有刻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由李光缙撰写的《重修清净寺碑记》和元至正十年（1350年）由吴鉴撰文、明正德二年（1507年）根据《泉州府志》所载碑文重新抄镌立碑的《清净寺记》。陕西西安化觉巷清真寺，存有阿拉伯文“月碑”《创建清真寺记》碑，和乾隆七年重刻的汉文《创建清真寺碑记》碑（此碑记署唐天宝元年赐进士及第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王铁撰文并篆书，专家考证认为不实，系后人伪托）。在辽代统和十四年（即北宋至道二年，996年）为来自西域的阿拉伯伊斯兰教学者纳苏鲁丁创建的北京牛街礼拜寺中，存有刻于明弘治九年（1496年）、由金口口撰写的《敕赐礼拜寺碑记》碑、在北京东四清真寺，存有刻于明正统十二年（1447年）、由陈循撰写的《敕赐清真寺兴造碑记》碑；安徽省毫州城内清真寺，存有刻于清同治八年（1869年）的《重修清真寺碑记》：河北省定州清真寺，存有刻于元至正八年（1348年）、由当时的地方官杨受益撰写的《重建礼拜寺记》碑，河北省易县清真寺，存有刻于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由金天柱撰写的《重修易州清真寺碑记》碑；广东广州伊斯兰教寺庙怀圣寺，存有刻于元至正十年（1350年）、由当时的地方官郭嘉撰写的《重建怀圣寺记》碑；山西省大同市清真大寺，存有重刻于乾隆七年的《敕建清真寺碑记》（此碑碑记署唐贞观二年赐进士及第殿中侍御史李乾祐撰，专家考证认为不实，系后人伪托）；山东省济南市清真南大寺，存有刻于明弘治八年（1495年）、由刘瓒撰写的《济南府历城县礼拜寺重修记》碑；杭州市清真寺存有刻于清康熙九年（1670年）、由丁彭撰写的《真教寺碑记》碑；在浙江省嘉兴市东门建于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的清真寺里的碑亭中，立有刻于明万历三十年的《嘉兴府建清真寺碑记》和刻于清乾隆年间的《重修嘉兴府礼拜寺碑记》碑；江苏省镇江市西大寺，遗存有1982年12月市伊斯兰教协会从原清真寺旧址、市彩色印刷厂移放于此的刻于明万历三十年、由李一阳撰写碑文的《古润礼拜寺记》碑，从碑文可知古润礼拜寺始建于唐代；在江苏南京最早的一座伊斯兰教清真寺、建立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的昇州路净觉寺中，存有刻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的《重修净觉寺沿街店房捐修碑》等。所有这些碑刻，都为研究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基督教、景教、摩尼教等，也遗存有记载教史、寺史的碑刻。
创建于民国25年（1936年）的南京莫愁路基督教堂的门楼南侧墙角上，嵌有刻于民国25年、由冯玉祥将军题写碑文的建堂碑，碑文为：“因为那立好了根基的就是耶苏基督，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节、主后一千九百三十六年。中华基督教会南京汉中堂敬立。冯玉祥题。”在江苏省镇江市大西路、由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传教士郎登、库思非二人于1889年建立的福音堂里，立有记载建堂时间的石碑，碑文为“耶苏诞辰一千八百八十九年”。在位于镇江银山门口、伯先路西的原浸礼会教堂旧址的迎街面墙上，也嵌有一块记载建堂时间的石碑，碑上镌刻英文“始建于1885年，重建于1921年”。
景教是基督教最早传入中国的一支，即被判为基督教异端的聂斯脱里派，在唐朝时曾一度颇为活跃。现在我国西安碑林中，存有刻于唐建中二年（781年）、由吕秀岩据景教僧人景净口述撰文并楷书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记述了景教传入中国的经过及在唐代的传播情况、唐太宗、高宗、玄宗、肃宗等给予景教的支持和优待，以及景教的教仪、教规、教诣等内容。另外，本世纪50年代，在泉州深门外还曾发现一块元代景教教主墓碑，碑上汉文与叙利亚文并列，其碑文为：“管领江南诸路明教、秦教（即大秦景教）等，也里可温、马里，失里门。阿必思人，马里，哈昔牙。皇庆二年（1313年）岁在癸丑八月十五日，帖迷答扫马等泣血谨志。”这些碑刻对研究景教历史和中国及世界基督教历史具有重要的价值。
摩尼教是世界性古宗教之一，系生于南巴比仑安息的王族摩尼（216—276），在拜火教的基础上融汇基督教、佛教的教义而创立。该教从波斯西传罗马帝国继而传到北非，曾一度成为世界性宗教，在欧、亚、非许多地方流行过，后因遭波斯萨洲王朝取缔，摩尼被处死，而日渐在世界范围内消亡。到13世纪（当时中国为元朝时期，摩尼教在当时被称为“明教”），除中国东南沿海省份外，摩尼教在世界其他地方已绝迹。近十多年来，我国先后发现了一些世界上仅存的摩尼教寺遗址和摩尼教碑刻，从而为研究摩尼教教史和摩尼教在中国的传播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在福建泉州华表山隐蔽于山腰巨石丛中的摩尼教古寺后的岩壁上，有一尊浮雕的摩尼佛像，在像两侧的岩石上，刻有两段摩崖碑文。左上方的摩崖楷书碑文长2l厘米、宽15厘米、字径2.5厘米见方，分列5行，共34字，碑文为：“谢店市信士陈真泽立寺，喜舍本师圣像，祈荐考妣早生佛地者。至元五年戊月四日记。”右上方的摩崖楷书碑文长26厘米、宽19.2厘米，字径2.5厘米见方，分列5行，共52字，碑文为：“兴化路罗山境，姚兴祖奉石室一院，祈荐先君正卿姚汝坚三十三宴、妣郭氏五九太儒、继母黄十三娘、先兄姚月涧、四世众生界者。”从这两则摩崖碑文中可知，隐于华表山巨石丛中的摩尼古寺，系由晋江及兴化的汉族信徒们在元至元五年（1339年）建造的。
1988年，在福建莆田涵江镇（即元代的兴化路辖区）发现了一块摩尼教的残断碑石，碑石上刻有“大力智慧”、“摩尼光佛”字样，碑石左下刻有落款“口口口都转运盐使、上里司令许爵乐立”。1990年，在莆田市涵江镇的一条水沟里再次挖出了一块摩尼教残碑，碑石上刻有“清净光明，无上至真”字样，与1988年发现的残碑正好吻合。由两块残石合成的这块摩尼教碑呈不规则形，最长处74厘米，最宽处53厘米。据《闽书·方域志》载，当年在泉州华表山摩尼教古寺“庵前右下方数十步处，有一石刻镌摩尼教咒语：劝念清净光明，大力智慧，至上至真，摩尼光佛。正统乙丑年九月十三日，住山弟子明书立。”现所发掘来的摩尼教碑上所刻“清净光明，大力智慧，无上至真，摩尼光佛”与《闽书·方域志》的记载完全一致，据考，这四句话十六个字，系摩尼教的“四寂法身”信条，为研究摩尼教教义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宋会要辑稿》记载，北宋末期摩尼教在浙江温州教势很盛，宣和年间（1119-1125年），温州有摩尼教斋堂40余处。但是由于缺乏实证，长期以来无法在温州找到摩尼教教寺的遗址。1986年在苍南县括山乡下荡村选真寺前田野中发现了摩尼教《选真寺记》元碑，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唯一已发现的摩尼教汉文碑刻，从而使选真寺作为摩尼教寺在温州的遗址得以确认。
上述发现的这些珍贵的摩尼教碑刻，为研究摩尼教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重要资料，从中可以看到，元代福建、浙江地区摩尼教曾一度颇为兴盛，是摩尼教后期的传播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