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特别是到了清代，随着商品经济的日趋发展，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太湖流域的苏、锡、杭及其周围的一些城镇的某些行业，如丝织、棉布加工（踹布、染布）、造纸、印刷、暑袜业等行业中，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在一些手工工场（主要是丝织业）内，出现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劳动关系、“计工受值”的资本主义工资形态和包买商形式的“商人直接支配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诸如此类的资本主义萌芽，在这一地区所遗存于世的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的碑刻中，有相当多的记载。如1959年三联书店出版的由江苏省博物馆编的《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共收录苏州、淮安、岜山、吴江、南京、上海、南通、无锡、常熟各地明清以来有关经济文化发展的碑文370篇，共分17类，40个行业，其中许多碑刻中有关于当时资本主义萌芽情况的记载。诸如雍正十二年（1734年）十二月立于苏州玄妙观机房殿内的《奉各宪永禁机匠叫歇碑记》（简称《永禁机匠叫歇碑》，的碑文云：“……苏城机户类多雇人工织。机户出资经营，机匠计功受值，原属相需，各无异议。惟有不法之徒……挟众叫歇，勒加银，使机户停机，机匠废业。……至于工价，按件而计，视货物之高小，人工之巧拙，以为增减……”
刻立于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七月的《长吴二县踹匠条约碑》（踹，是染布的最后工序，用力在石桥上踹平滑。进行这一工序的作坊叫踹坊，从事这一工作的工匠叫踹匠）记载：“……苏城内外踹匠，不卞万余，均非土著，悉系外来……商店给发工价，每两外加五鳌，名曰捐助……凡有踹匠投坊佣趂，必须坊长认识来历，方许容留……”
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闰九月由长、元、吴三县坊主公立的《奉各宪严禁纸作坊工匠把持勒增工价永遵碑》记载：“……各坊工价总以九九平九五色，按日按工给发，按照时价高下。倘敢再将工价折扣给发，请照示应重律杖八十……嗣后给发工价，务遵宪定章程，总以九九平九五色按时按工，钱照时价高下……”
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刻立于苏州的《议定纸坊条议章程碑》中记载，当时元、长、吴三县的36家纸坊，共雇佣工匠“八百余名”，每个工匠每月“工价”银一两二钱。当时作坊主和纸坊工人的对立矛盾日益形成，故作坊主在碑文中制定了禁止“停歇”、“怠玩”等规章。
诸如此类的碑刻记载为数颇多。这些记载清楚地反映出，当时许多工场、作坊中都有大批雇佣工匠，工匠与工场主、作坊之间的关系是“计工受值”、“按件计工价”、“按日按工给发”工资的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劳动关系，这些碑刻记载十分有力地表明，当时的中国确实已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是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宝贵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