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鞋
冬天，忙完了农活，爷爷就会坐在屋檐下，偎着一个火炉，编织草鞋。草鞋都是用上等的稻草编织的，那些稻草，经过一个夏天，再经过一个秋天，又经过一个冬天，质地就特别柔软。用这样的稻草编织出的草鞋，耐穿，贴脚，透汗。挑到集镇上，一般都能卖个好价钱。
我喜欢蹲在爷爷身旁，看他编织草鞋的样子。一根根稻草，在他的双手间，蛇一样缠来绕去。随着他双手的不停揉搓，那些细长的小蛇，开始扭结在一起，不多一会儿，就盘出一个鞋底图案来。整个过程，充满浪漫，又暗含创痛。
逢到赶集的日子，爷爷就挑上草鞋，去集市上出售。若行情好，一个集日，能够卖出十来双鞋子。若行情差，顶多卖出三两双。爷爷每次从集镇上回来，我都站在村头，远远地迎接他。他一看见我，高举手臂一挥，我就急不可奈朝他跑去。这时，他准会从衣兜里掏出一个饼子，或是一把糖果递给我。不用说，那他一定是卖了个好价钱。倘若他只是用手摸摸我的头，就说明他那天的运气霉，草鞋没卖掉，而我只好垂头丧气地跟在他屁股后头，失望至极。
爷爷一辈子，除了穿草鞋，很少穿过别的鞋子。反正，草鞋是自己打的，不要钱。穿烂了，也不要紧，再编织一双便是。若遇天下雨，他就打着赤脚，上坡干活。即使到了冬天，他的脚上，依然套一双草鞋，从村东走到村西，从山下走到山上，不改他的“草鞋”本色。
那时，我对爷爷佩服得五体投地，认为他是条硬汉。不怕冷，不怕冻。直到后来我长大些，才明白他是舍不得穿其它的鞋子。奶奶给他纳的布鞋，他要么给了父亲，要么就背着奶奶，偷偷地拿去集镇上卖了。把卖鞋子的钱，放在他睡的枕头下，藏起来。
有一年，我上学差学费。父母把家里能换成钱的东西，都拿去集镇上卖了，仍然无法完清我的学杂费。全班三十多个人，除了我和另外四人无法缴清学费外，其他人都东拼西凑地交清了。老师天天在课堂上点名批评我们思想落后，觉悟不高。全班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们站着的四个人身上，刺得我们羞愧难当，深受其辱。回到家，便只好将内心的羞辱，统统发泄在父母身上，又是哭，又是闹，急得父母焦头烂额，走投无路。爷爷见我们实在没办法，就把他藏在枕头底下的钱拿出来，交到父亲手上，说：“拿去吧，我只有这么点，娃念书要紧。”第二天，我兴高采烈地跑去学校，把用帆布包裹了几层的钱递给老师时，心里涌起说不出的自豪。老师接过钱，将那些压得皱巴巴的五角、两角的零钱数了又数，不说好，也不说坏。
其实，爷爷存的那些钱，是要用来给奶奶治病的。奶奶得病很多年了，一直无钱治疗，一天拖一天，病情越拖越严重。白天喘，夜晚也喘，一走动就喊累。爷爷曾去镇上的诊所打听过，奶奶的病叫“支气管炎”，应该尽早治疗，以控制病情恶化。但治病得花钱，家里尚无这个经济实力。故爷爷只能一个子一个子地攒，他相信通过卖草鞋，是可以凑够给奶奶看病的钱的。
遗憾的是，爷爷始终没有凑足给奶奶治病的钱。由于错过治疗时机，奶奶的病已无法根治，只能靠药物稳定病情。为此，爷爷一直活在深深的内疚和自责中。
就在奶奶的病情逐渐恶化的过程中，爷爷也病倒了，且比奶奶更加严重——风湿性关节炎导致下半身瘫痪。医生说，爷爷的病，都是穿草鞋给穿的。那些可恶的风寒，早在多年前，就蛇一样沿着鞋子，钻进了爷爷的膝盖，啃噬他的骨肉和精血。
瘫痪后的爷爷，再也不能编织草鞋了。但靠他床铺的墙上，还挂着几双曾经没卖出去的鞋子。爷爷寂寞的时候，总会睁大眼睛，静静地凝视它们，像打量自己漫长的一生。
布鞋
每年，母亲都要给我做一双布鞋，蓝面子，千层底的那种。鞋帮上系一个纽扣，看上去，挺别致，挺古朴。穿在脚上，暖暖的，脚板心像是有热乎乎的毛毛虫在蠕动。那时，对母亲做的新鞋的盼望，成了我心底最大的秘密。
在乡村，几乎所有的母亲，都要给孩子做一双过冬的布鞋，那是当母亲的一个心愿，也是一种责任。我的母亲心细，早在入冬以前，她就抽空偷偷地做了两双布鞋。一双让我在入冬后穿，而把另一双放在柜子里，藏起来。一直要藏到大年三十的晚上，才拿出来送给我，作为新年礼物。她说：“咱家穷，妈妈没有压岁钱给你，送你双鞋吧，望你一年走得比一年稳。”我接过母亲送的布鞋，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初一清早，我从床上爬起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穿上母亲送的新鞋，满院子跑。我们家的院子里，有一颗柿子树，落光了叶子，树枝上挂满了红通通的果实，像一个个小灯笼。我围着柿树转圈，脚踩在雪地上，留下一圈凌乱的鞋印。那种兴奋，那种内在的喜悦，像柿子的脸蛋，着了火，透着燃烧的激情。邻居家的小孩来找我玩，看看自己脚上穿的旧鞋，再看看我脚上穿的新鞋，眼睛里放射出羡慕和嫉妒的目光。
记忆中，只有一年，我没有收到母亲做的布鞋。
那一年，我们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变故。先是爷爷去世了，爷爷去世前，因为修房子，向乡信用社贷了一笔款。信用社的人得知爷爷死讯，担心贷款无法追还，便三天两头跑来家里催债。体弱多病的奶奶悲痛欲绝，跪在来催债的人面前，又是磕头，又是作揖。眼泪流干了，嗓子也哭哑了。可这非但没能唤起追债人的同情，反而激怒了他们心底的怒火。催债人几脚踹在奶奶腰上，把奶奶的肋骨踢断两根。父母跑出来与他们争执，结果也被打得鼻青脸肿。
为了还债，母亲将家里的牛卖了，猪卖了，羊卖了。好不容易还清了债务，奶奶的病情却一天比一天严重，整天躺在床上，动弹不得，疼痛使她发出高一声低一声的喊叫，将整个家都喊得凄凉。面对奶奶的痛苦，父亲只能蹲在院子里，抽叶子烟，眼睛里充满了血丝。实在逼急了，他就跑到爷爷的坟前，嚎啕大哭，把心中的内疚和委屈，统统发泄出来。后来，还是母亲做主，把粮仓里仅有的两百斤谷子，担去集市上买了，请来医生为奶奶接骨疗伤。
就在奶奶的病情略有好转的时候，又遇到我出麻疹。周身长满红斑，高烧不退，卧在床上神志恍惚。这可吓坏了父亲和母亲，他们从坡上找来虎儿草、麦门冬、菖蒲等来熬水给我擦洗身子，仍不见效。那段时间，母亲被折磨得疲惫不堪，两只眼睛都哭肿了。要不是几个好心的邻居，见我们可怜，凑钱给我去医院打针，我真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下来。要是我那时真的有个三长两短，我母亲肯定也活不了。
从医院回来，母亲天天将我揽在怀了，什么事情也不干，就把我守着。守住了我，也就守住了她的命根。渐渐地，眼看我身上的红斑消除了，烧也退了下来，人也变得精神了，母亲悬着的心总算踏实了些。
第二年刚开春，母亲就找来几块旧布料，为我做了一双鞋子。按照母亲的说法，是要为我冲冲喜，庆贺我的大难不死，也祈求我们家在新的一年里，有个好兆头。至少，不要像过去的一年，活得那么累，那么苦。
母亲给我做的最后一双布鞋，是在我十六岁那年秋天。为了生存，我独自去外面闯荡。我要走的前几天，母亲一直闷闷不乐，焦躁不安。他担心我在外边遭人欺负，但又无法阻止我出去闯荡的决心。好几次，他在地里干活，干着干着，急匆匆地跑到我面前，想对我说什么，张了张嘴，结果还是什么都没说，转身又去地里干活了。她转身的一刹那，我发现她在抹眼泪。
晚上，母亲房间里的煤油灯一直亮着。微弱的光线透过墙缝，照在我睡的床上，形成一片暗影，将我覆盖。我知道母亲整夜都没睡，即使他吹熄了灯，我也知道她的眼睛是睁着的，她那睁大的瞳孔里流出的泪水，一定濡湿了枕头和被子。
我是在一个黄昏离开村庄的，我走的时候，母亲没来为我送行，只偷偷地在我的背包里，放了一双崭新的布鞋。
那双鞋，我一直没舍得穿，现在还被我珍藏着。偶尔，我会把它拿出来穿一下，但我的脚已经长大了，只能放进去几个脚指头。不过，这双布鞋，最合我的脚，它原本就是属于我的。
塑料凉鞋
凉鞋是父亲从集镇的地摊上买回来的，三元钱一双，若遇降价，五元钱可以买两双。那时，我已经在镇上的中学读书。每天一早，走十几里路去上学。下午放学后，又走十几里路回家。走的路多了，耗费掉的鞋子也就多。一个夏天，至少要磨烂三双凉鞋。
也许是因为便宜，这种塑料凉鞋在校园里非常流行。不独男生们穿，女生们也穿，只是女生们穿的凉鞋的款式和颜色不同罢了。甚至，连个别老师，也穿着这种凉鞋，站在讲台上给学生们上课。记得有一个物理老师，左脚的小趾上，多长出一个脚趾。而恰好他也喜欢穿塑料凉鞋，每当他一走进教室，学生们的目光就被他的“六指”所吸引，齐刷刷地盯住他的左脚看。老师知道学生们在底下议论他的脚趾，他不但不觉得尴尬，反而故意用左脚尖，在讲台上画出一个圆圈，然后，得意洋洋地提高说话分贝：“把书翻到××页，今天我们讲串联电路。”话毕，引得学生们一阵窃笑。
每个学生，都以拥有一双塑料凉鞋为荣。哪怕是上体育课，也舍不得脱下。若体育老师非让学生换鞋时，有人就说自己只有这一双鞋，而最终落得被老师赤脚罚跑步的下场。即便如此，被罚的同学一边跑，一边还用双手各提一只鞋子，左摇右晃的，向围观的人群展示、炫耀。那模样，好像不是受罚，而是得到了某种奖赏。
只要下课铃声一响，无论是操场上，还是走廊上，到处都是跑动的“塑料凉鞋”，随鞋子翻飞的灰尘四处升腾。若是做课间操，一排排的“凉鞋”站在操场上，步调一致，整齐划一。低头一看，像是穿的校鞋一般，特别带劲。做完操，上课铃响起，大小不同的“凉鞋”又急匆匆跑进教室。甫入座，一股难闻的汗臭味便从脚下升起，弥漫整间教室。老师用书扇扇鼻子，再朝下看看大家的脚。发现所有的脚趾都在蠕动，每根脚趾，都裹满灰尘，像一根根泥鳅的头，被凉鞋的鞋袢扣死。
一次，一双凉鞋引发了一场震惊全校的案件。有人趁午休时跑去伙食团，朝猪油罐子里撒了一泡尿。作案者除留下一双凉鞋印，任何线索也未留下，这给查案子的老师增加了难度。办案者先是摸底调查，后又重点侦察，仍未获得有效证据。最后，还是校长亲自出马，专门拿出两节课，把全校学生赶到操坝，又让老师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一口袋沙子，平铺在地上，辨识鞋印。学生们排着长队，从沙子上踩过，做游戏似的，把记录鞋印尺寸的老师忙得大汗淋漓。令人失望的是，记录结果显示，与作案者留下的鞋印吻合的鞋子，多达四百余双。不得已，校长和老师只好摇摇头，叹叹气，让这桩无头案成了一个秘。
凉鞋由于是塑料做的，不耐磨。一双新凉鞋，顶多穿两、三个星期，不是将鞋袢磨掉了，就是把鞋底磨破了。母亲只要看见我的鞋袢掉了，烧火煮饭时，就会把火钳放到灶间烧红，给我烙鞋袢。被火钳烙化的鞋袢，粘在鞋帮上，发出滋滋的响声。伴随青烟冲起的，是刺鼻的焦糊味。我穿的凉鞋，不知被母亲用火钳烙过多少次，直到鞋袢已无法再粘连，母亲才会叫父亲重新到镇上给我买一双新凉鞋。
我后来对凉鞋产生反感，缘于一个政治老师的教育。她说，塑料凉鞋是最普通不过的鞋子，比这种鞋子更高级的，是黄胶鞋，是皮鞋。她还说，如果大家今后想穿黄胶鞋，穿皮鞋，就要认真读书，等将来有出息了，才能如愿以偿。老师的话，极具鼓动性，说得同学们精神亢奋，人人都有为读书而献身的强烈欲望。我那时没见到过皮鞋，脑子里也就没有皮鞋的概念。不过，黄胶鞋我是见到过的——在一张连环画上。画面上站着的是一个士兵，双手紧握钢枪，昂首挺胸的派头，很威武。那个士兵的脚上，穿的就是一双黄胶鞋。我曾对那双黄胶鞋，生发过幻想，还为此写过一篇作文。
无疑，老师的激励，刺激了我想拥有一双黄胶鞋的愿望。我把这个愿望告诉了父母，父母没有答应，但也没有拒绝。几天过后，父亲拍着我的肩膀说：“你不是想要双黄胶鞋吗？只要你能考上高中，我就给你买一双。”父亲的话，让我兴奋得一夜都没睡着觉。从此，我把主要精力，都用在了学习上。在学校，除了看书，还是看书。就连下课那十分钟，也不舍得去玩，而是埋头复习功课。回到家后，还得挑灯夜战，把老师布置的作业完成后，就躺在床上背书。我要用自己的实力，争得一双黄胶鞋。
中考时，考虑到当时的家庭状况，我没有报考高中，而填的自愿是中师。发榜的时候，我的成绩远远超过了中师录取分数线。老师们均对我填报的自愿表示遗憾，政治老师对我说：“你完全有实力穿皮鞋的。”我笑笑，未作答。
父亲没有食言，我去中师报道那天，他仍然送给我一双黄胶鞋。虽然，我读的不是他希望的高中。
我接过父亲送的鞋子，眼里差点掉下泪来。
高跟鞋
高跟鞋是红色的，在阳光下一照，艳若桃花。我最初见到它，是在村里一个外出回来的女青年那里。
女青年是村头王石匠的女儿，因为逃婚，几年前的一个夜里，她突然失踪了。王姑娘失踪的当晚，天降大雨，电闪雷鸣，整个村庄都浸泡在雨水里。第二天早晨，雨刚停，人们就看见王石匠急匆匆地在村里东窜西跑，丢了魂似的。后来才知道是他的女儿跑了。午时刚过，与王家定亲的男方得知未过门的媳妇跑了，便约舅邀姑兴师动众地赶来一拨人，向王石匠要人。又是哭又是闹，还砸桌子摔碗。无奈之下，王石匠只好忍痛退了这门亲事。
一晃六年过去，当村里人都忘记了王姑娘的存在时，她居然神不知鬼不觉地又出现在了村子里。那天下午，村里人都聚集在村头的槐树底下开会，会刚开到一半，就远远看见村路上走来一个人——留一头披肩长发，上身穿一件皮衣，下身穿一条牛仔裤，脚上穿一双红色高跟鞋。大家都为这个人的出现，感到诧异。村长停止了发言，与会的人都伸长了脖子，把目光朝向同一个方向。渐渐地，那个人影越来越近，对直朝槐树底下走来。这时，人们看出她是个女的，耳朵上还挂着两个大圆环。正当人们纳闷时，只见她朝人群里瞥了几眼，冲着王石匠叫了一声爹。王石匠触电般傻愣着，半天才回过神来，眼泪夺眶而出。直到那刻，大家也才认出她就是王石匠失踪的女儿。
王姑娘的回村，像一头怪兽，搅乱了人们平静的生活。我每天早晨上学，经过王石匠家门前时，都看见王姑娘左手端一个水盅，右手拿一把小刷子，刷她的牙齿。边刷边有白色的泡沫从她嘴里流出来。那段时间，我就躲在她们家柴房后面，看她刷牙。她刷完牙，还要洗脸。在脸上涂一种什么东西，然后用双手揉搓出她嘴里流出的那种泡沫来。在课堂上，我脑子里浮现的，全是王姑娘嘴里和脸上那白色的泡沫。下午放学后，我偷偷躲进灶房，把一块布片，缠在筷子的顶端，蘸湿水，洗自己的牙齿。我渴望嘴里能冒出像王姑娘嘴里流出的泡沫来。遗憾的是，我的嘴里流出来的不是泡沫，而是鲜血。由于磨擦，伤了牙龈，我的嘴巴痛了几天，不能进食，学也没法上。
村里的男人门，开始变得懒惰起来。一上坡，就坐在田坎上，议论王姑娘的长相，议论她那白净的皮肤，以及她那高高隆起的胸脯。收工的时候，绕着圈，也要从王石匠的门前走过。他们即使没有看见王姑娘本人，看看她晾在院坝里的五颜六色衣服，也是一种享受。村里的女人们，也慢慢地关注起自己的穿着来。干活时穿的衣服，跟在家时穿的衣服，是不一样的。每天干完农活，都要反复用洗粉，把手洗了一遍又一遍。她们幻想自己的手，能像王姑娘的手那样白净，光滑。
最耐不住寂寞的，是村子里那些年轻的姑娘们。没事的时候，她们就朝王石匠家里跑，围着王姑娘试穿那双红色的高跟鞋，还央求她讲外面的事情。王姑娘很乐意跟村子里的姑娘们在一起聊天，那些姑娘们也很信任她。渐渐地，她们变得亲密无间。王姑娘经常从镇上买回鸡鸭鱼肉，叫姊妹们去吃饭。还送给她们穿旧的一些衣服、裙子。姑娘们得到王姑娘送的礼物，分外兴奋，整天穿在身上，在村子里走来走去。那些衣服、裙子，她们从来没有看到过。
几个月过后，王姑娘再一次从村子里失踪了。跟着王姑娘一起失踪的，还有平常围着她聊天的那几个姑娘。王姑娘失踪后，曾跟村长写来一封信，她让村长转告那几个姑娘的父母，不必为她们担心。说姑娘们全都跟她在一起，在一家什么工厂里做纺织女工，每个月能挣两千多元钱。随信她还给几个姑娘的家里各寄了三百元钱，说钱都是姑娘们挣的，专门孝敬父母的。那封信没有落具体的寄信地址，只是信封的右下角，写着两个字：东莞。
自从王姑娘走后，王石匠已经不做石匠了。据说王姑娘给他留下一笔钱，足够他养老。每天，王石匠都守在王姑娘给他买的那个彩色电视机前，收看他永远也看不懂的电视节目。如果天气晴朗，阳光充沛，他就会把王姑娘留下的那双红色高跟鞋，放在院墙上晒一晒。只要有人从王石匠家门前路过，都会擦亮眼睛，望一望那双鲜红的高跟鞋。尤其是那些失踪姑娘的父母，望得最为仔细，仿佛那双鞋子，是自己的闺女留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