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的中医学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相互渗透，相互补充，为中华民族的健康与繁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佛教发源于古印度，东汉时传入我国。佛教从一开始便得到了政府的认可与崇信，所以有着坚实的基础和规模。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普通百姓也很容易从佛教宣扬的灵魂不灭、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等思想中找到一条精神解脱的道路。因此，佛教在中国稳定流传着。但任何一种文化被移植后，都必须与当地的文化相融合，才能有发展的前途。所以，佛教也融入了中国的文化系统中，其中当然包括中医文化。
佛教的思想理论、修炼方法与中医药学的结合，是由一大批特殊的医家群体完成的，他们就是所谓的僧医。
在我国历史上，有很多僧医在佛教与中医文化的融合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唐代高僧鉴真和尚，历经磨难东渡日本，在传播佛教的同时行医治病，著有《鉴真上人秘方》，并亲自校正了当时日本草药学中许多名不符实的错误。鉴真和尚被日本药学界推奉为祖师。再如北宋的洪蕴。他13岁出家，随师习医，以致成为京师名医，受到宋太祖赵匡胤的“召见”，赐予连文臣武将也难得的“紫方袍”及僧人罕有的“大师”称号。宋真宗赵恒也对他尊崇有加，表明其医术非同寻常。其诊切之工，被人传成神话，“每先岁时言人生死，无不应”。其汤剂精至，以致多次被皇帝大臣召见看病，被信用的程度高于专职的御医。
正如儒医以儒论医、道医以道论医一样，僧医在行医上也有自己的特色。
首先，托佛行事。僧医惯用佛理论医，将医药纳入佛教体系，以佛教思想统撮医药理论和诊疗行为。《集异记》中就记载了这样一则验案。
据说，工部尚书邢曹进被飞箭射中，箭头留在骨肉中，拔不出来，非常痛苦。一位胡僧医就给出一秘方，即将一种饴糖滴入创口，使箭头活动，这样容易于拔除。但是这件事却被演化成另一种说法：邢曹进的妻子儿女为他“广修佛事，用希慈荫”，邢曹进就在晚上梦见了僧医，得到了神僧的指点和佛的恩祐。这样说的目的是说明医药的作用微不足道，完全是佛法威力的体现。
其次，僧医重医德。僧医根据佛教中众生平等的教义，总是以大慈大悲的情怀，善待一切患者，尤其同情怜悯贫贱危难中的人。僧人原本非常注重清静，但他们却把被家庭和社会抛弃的麻风病人收养起来，和他们一起吃饭，为他们洗浴吮脓治病。这种置生死于度外，不怕传染和臭秽的做法，是一般俗医望尘莫及的。
最后，僧医善用心理疗法。古人说，儒治世，道治身，佛治心。这一概括较为中肯。历史上的僧医，很多在诊病施药的同时，总不忘为病人“说法”，或念咒诵经，其目的无非是从调节患者的心理入手，达到治病的目的。
此外，僧医在治疗脚气病、瘴气带来的传染病、解五石散中毒以及正骨疗伤方面都有很大的贡献。但是，僧医毕竟承担着双重的社会角色，他们既是僧也是医。作为僧人，修行佛法。作为医家，他们从事防治疾病的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这种双重角色对于佛教无损，但对医学来说，却有一种局限。僧医把自己、他人特别是患者的生命及病理现象，均纳入神秘之中。这对普通人对病的认识有一种误导。很多僧医的知识结构狭窄偏颇。僧徒每天的必修课是诵读佛经、参禅静坐，有时要进行法事活动等，他们没有时间、精力去研读佛经以外的著作和其他知识学问技术。作为佛教徒，他们与结婚生子、家庭生活无缘，与此有关的经验知识也就无从取得。这些都是不利于医药理论的学习和应用的。
延伸阅读
僧医治愈邝子元的心理疾患
明代江灌《名医类案
颠狂心疾》中记载了一个用佛教教义治疗心疾的病案：明朝翰林子元因在皇帝面前失宠，百无聊赖，最后忧郁成心疾。病不发时与常人一样，病发的时候，昏如梦，常说疯话。后来，真空寺的老僧用佛教哲理分析了过去、现在、将来三种妄念，劝他抛弃“幻心”，离开苦海，参定坐，扫空欲念，形成“觉心”，这样，心疾就会痊愈了。
子元接受老僧的规劝后，运用澄心静默的办法，一个多月就治愈了他的心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