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刚
冬季的一个傍晚，我带着一块木板搭车回家。天早早地黑下来，很冷。路上堵车，车缓缓地爬。车内很挤，司机节约用电不开灯，大家挤成一团，有些暖和。
有个小子在人堆里乱钻，钻到我跟前不动了，伸手掏一个“眼镜”的口袋，摸摸索索的。那个“眼镜”像个傻瓜，没感觉。小子越发胆大。我仔细观察，确认无疑，正义感涌上来，遂大喝一声：“车内有贼，大家注意！”
这时，大家都警觉起来。小子没得手，扭过头来盯着我，小眼睛虎视眈眈，脸上还贴块纱布。那纱布八成是作案时的面具，掩了半张脸。我便警告他规矩些。他仍不规矩，想动手。他捅了我一下。我继续晓以大义，他耳朵不知怎么长的，听不进去，又捅了我一下。
我就用木板的角角，敲敲他的头。自然是敲痛了，他的拳头随即雨点般地落在我身上。
平心而论，除了击中肚子的那几拳，其他的还怪舒服。我捍卫大家的钱包，大家热情地观战，态度不偏不倚，还腾出一块空地作小战场。
那个“眼镜”更热情，竟然站在小偷的立场，还文绉绉地指责我不该以高欺矮。小偷是矮了点，头只到我的肩膀。
接着，我觉得应该捍卫自己的尊严了，伸手捏住小偷的脖子，来回地拎了一阵，并叫他下车跟我走，他立即老实了，不吭不动。
我顿感自己还有两下子，脸上很光彩。心里很满足。
车一到站，那小子连钻带挤抢先溜了。我也并不想带他走，带着也是麻烦：若送派出所，“眼镜”不肯作证；带回自己的家，我还得管他晚饭。
那阵子，供电局也节约用电，不开路灯。我下车后，随着黑糊糊的人流往前走，心想，自己敢于以正压邪，还不错。不料，行至一火锅店时，里面突然冲出五六个人，挥着菜刀，舞着条凳，朝我扑来。
为首的正是那脸贴纱布的小子，迎面就砍我一刀，我用木板挡住了，后背腰间却重重地挨了几下。
又有一人举着条凳猛砸过来，我闪身，抬手接住条凳，大喝一声，夺过条凳，抡了个正圆。那伙人连退数尺，我趁机跳出圈外。
如此几个回合，他们虽不得近身，我却暗想不好，几个打我一个，且都操着家伙，再战下去，不是好玩的。瞅个空子，我将条凳向他们砸去，趁他们躲闪之机，夺路便跑。
我的优势是腿长，情急之下腿更长。他们几个是清一色的矮子，追了一阵追不上，散了。我觉得脸上湿乎乎的，摸了一把，是冷汗。再摸摸五官四肢，都还齐全，便去派出所报案。
联防队有个队副认识我，二话没说，拎着铐子和一个干警跟我上街捉人。
火锅店的老板死活也不肯提供线索，却痛诉他丢了几把菜刀和一个条凳，样子比我还冤。
我们又满街寻找脸上贴纱布的人。那晚，贴纱布的倒真有几个，只是个头儿不像，纱布也贴得不是地方。三个人寻到半夜，打着哈欠，终无所获。
我回家便临镜自照：身上一件皮夹克，到处被砍出大口子，腰间的一刀砍断了牛皮带。背上挨得最重，幸亏皮夹克有丝绵，很厚，挡住了刀锋，那刀连破数层衣服后，只伤了浅浅的一层皮，渗出些血丝。
我的太太吓得直哭。我看着那件皮夹克，很生气，再照照自已的模样，又很自豪：横竖是条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