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地讲，任何人的语言运用，都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尤其是领导干部，作为一个时代的先驱者的象征，在这方面显露得更加突出，特别是在许多政治术语的使用上尤为明显。一个领导干部，要想站在时代的前列，站在历史的高度，就应该对新出现的政治术语具有特殊的敏感，避免使用那些已成为历史的词汇语句。不仅旧时代许多语言不能使用，即使是刚成为过去的某些名词术语，由于形势的发展，也应被很快淘汰。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便是文革期间的大量政治术语，诸如“红五类”、“黑帮”、“臭老九”、“狗崽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司令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等等。如果在语言表达中稍不注意，重者会造成政治事故，轻者也会予人以思想陈旧、观念落后，跟不上时代步伐的糟糕印象。比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词组，是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提出来的，现在已成为政治生活中的常用语词，而以前的“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就已逐步缩小了使用范围，使用时就应格外谨慎。据说，中央某首长到某县视察工作，县委书记开始是这样向中央领导汇报工作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县变化很大。广大的贫下中农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中央首长听到这里，当即提出批评。因为在他的语言中，仍然还在使用已成为历史的概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贫下中农”已为广义的农民代替，而这位县委书记的口头语言依然停留在过去的年代，难怪要受到中央首长的严肃批评了。
一名合格的领导者，他的语言必须跟上历史发展的步伐，这是最起码的要求，也是最基本的素质。一席谈话，一次报告，一场演讲，要使人民大众从中感受到强烈的时代气氛，这是获得广大人民信赖和拥护的重要资本。我们摘录一段党的十三大的政治报告，更能加深对此的体会：
改革和开放，冲破了僵化的经济体制，使经济活跃起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以不可阻挡之势蓬勃发展。沿海地区，从南到北，正在形成广阔的前沿开放地带。依靠广大群众积极性的发挥，生产力获得了新的解放。
改革和开放，也使民族精神获得了新的解放，长期窒息人们思想的许多旧观念，受到了很大冲击。积极改革，勇于开拓，讲求实效，开始形成潮流。
将这段话同过去任何一次党代会的工作报告比较，都会更让人耳目一新。全新的概念，全新的术语，使每个听者、读者都能感受到自己所处时代的伟大、责任的重大；每一句话，都像一股清新活泼的春风，吹拂着我们的身心。这样的语言，才是真正的时代先驱者的语言，真正体现了领导语言的鲜明的时代特色。
在思想内容上，领导语言除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外，还应具有强烈的政策性。可以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一个领导干部不是代表自己而是代表一个组织、一个政府、一个委员会，以群体的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他的许多讲话往往就代表了这个组织的工作方针、工作原则、工作目的，一个领导干部，必须对他在正式场合的讲话负全部责任。否则，轻者让人产生误解，影响工作，影响团结，重者给党、国家、人民带来重大损失。我们许许多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方面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表率。1949年，北平解放初期，国共和谈在六国饭店举行，一部分刚从解放军部队转业的服务员不愿意招待国民党和谈代表，一方面是由于阶级感情的驱使，一方面也怕出了差错，承担政治责任。周恩来总理便把她们请来，对她们说：“那里，有什么差错，首先我来承担责任。南下是战争，和谈也是战争啊！而且是一场极其复杂而激烈的战争。这些，同样需要我们战士来承担……在国民党里，也不都是反动派，还有杰出的爱国将领和富有远见的政治家，张治中先生便是，他是国民党方面始终坚持国共合作的代表人物。在重庆谈判时，他让出自己的住宅，供毛主席会客和休息，是我党一位可敬可信的朋友。你们负责招待国民党和谈代表团，脑瓜要复杂一些，不能单打一，一定要热情细致。这项任务，很光荣啊！”一席话，说得服务员们口服心服，毅然挑起了接待任务。这就是领导语言的政策性带来的力量。
领导语言的政策性，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作为最高阶层的领导者，说话必须权衡轻重，不能信口开河；二是作为普通的领导人员，要在语言中贯彻上级组织制定的方针政策，尽量与上级领导的语言在口径上保持一致。无论处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凭自己的兴趣爱好和感情冲动行事。革命战争时期是有过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的。比如在对待敌伪军俘虏的处理问题上，普通的群众往往深恶痛绝，希望置之死地而后快，但作为我党我军的领导人员，虽然可以理解人民的这种情感和要求，却不能随声附和群众的呼声，否则既有悖于我党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又影响人民军队的声誉。同样，对外开放政策实行以后，我们的一些中层领导干部对外国资本家来我国投资办工厂不太理解，说出一些埋怨的话，什么“剥削工人”、“搞资本主义”等等，这也是凭纯朴的感情用事，而忽略了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在语言中应具有强烈的政策性。
领导语言的政策性特征在对外工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也尤其重要。涉外领导干部的言谈举止，代表着我们民族、我们国家的形象、尊严。对时事的评论，对双边关系的建议，都是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重要标志，影响一个国家的地位和声誉。中日建交之初，不仅国内的部分人民不能忍受，就是国际上许多友好人士也无法理解，但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是这样向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进行解释的：“侵华战争，是不容抹杀的历史和事实，它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但是这不能完全怪日本人民，日本人民是友好的、爱好和平的。制造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他们多数已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得到了应有的下场。今天，我们愿同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建立和保持友好关系。”这是我国外交政策的胜利，同时也显示出了领导者语言的政策性的巨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