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一月二十四日，在总理衙门的议事厅内，李鸿章、荣禄、翁同、张荫桓及廖寿恒与维新派首领康有为激烈地辩论着。
李鸿章见康有为不过是个乳臭未干的年轻书生，于是就傲慢地说：“做为一个读书人就应该知道，祖宗留下来的治国之法是完善无缺的，我们只能遵守执行，你怎能改变它！”
康有为立即反驳说：“世间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只有摧朽培新，才能国富民强！”
“难道你就不怕留下不忠不孝的罪名吗？”李鸿章用力一拍桌子，对康有为大声说。
“我搞变法维新，为的是富国强民，怎能说是不忠不孝呢？”康有为对李鸿章只是轻轻一笑，然后他暗中讽刺祖宗留下来的广阔疆土割给洋人也违背祖宗之法。
康有为之言，正刺到李鸿章痛处，李鸿章顿时羞愧难当。
荣禄在旁边看到李鸿章狼狈的样子，就想给他找个台阶挽回面子。于是他也气乎乎地说：“祖宗之法千真万确，我们只能遵守！”
康有为听完又是轻轻地一笑，讽刺荣禄只教给军队使用大刀长矛的技术，而北洋新军使用洋枪洋炮，也是违背祖宗之法。荣禄张口结舌，目瞪口呆，只得灰溜溜地坐在那里，不敢再说一句话。
这时廖寿恒看到李鸿章、荣禄二人理屈词穷，就想转移一下话题，于是他捋着他那几绺小胡子，以忠孝之道来驳斥君主立宪制。张荫桓此时也在旁边附和说开设议会的话是对皇帝有害。
康有为听完，神色庄严地说：“如今在皇上周围，有许多贪官污吏，瞒上欺下，使朝纲混乱。而搞‘立宪’，设‘议会’，皇上能直接了解人民的疾苦，国家的安危，从而采取相应的治国兴邦之策。国富民强，皇帝才会受人爱戴。”
康有为一席义正辞严的话，直说得廖寿恒、张荫桓二人也无言以对，坐在那里不吭气了。
翁同却一言不发，对康有为的才能很是赞许，认为让他主持维新，对大清很有利。
康有为是广东南海人，从小受到严格的封建教育。二十岁那年，他到香港一带考察，接触到了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事物。康有为感到封建制度已成为大清发展的桎梏，应变法自强，方能拯救大清。从1888年开始到1898年，康有为曾八次上书光绪帝，陈述变法的重要性。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1895年四月的“公车上书”。
那时，康有为正在北京参加科举考试，忽然传来签定《马关条约》的消息，康有为愤慨异常，就召集当时在北京应试的一千三百人，到都察院门口示威，反对签定《马关条约》。并起草“万言书”，要求光绪帝变法维新，这次上书称为“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不久，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一起，组织强学会，创办《中外纪闻》，积极宣传维新变法。宣传变法的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增多。由谭嗣同主持的时务学堂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个。
谭嗣同，湖南浏阳人，年轻时曾多次游历大江南北，既看到了祖国的壮丽河山，又目睹了国家与人民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深重苦难。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激发了谭嗣同要求变法维新、挽救祖国危亡的思想。1897年一月，谭嗣同写成他的重要著作《红学》，号召人民冲破封建统治的罗网，进行变法自强。谭嗣同还表现出对农民起义的同情，对反动统治镇压的愤恨。同年十月，在谭嗣同的主持下，长沙时务学堂创办起来。梁启超等人都在这里讲过学，为维新变法培养了人才。
翁同在总理衙门听完康有为与李鸿章等人的“舌战”后，立即来到皇宫，向光绪报告，并推荐康有为主持变法维新运动。
光绪皇帝虽然倾向变法，但碍于慈禧，身不由己。
原来，自从光绪四岁登基以来，一直由西太后慈禧垂帘听政，把持国家大权。光绪就像朝廷里的一件摆设，一点权力也没有。因为从小就常受到慈禧的责骂，所以非常害怕她。光绪到了十八岁，慈禧为了掩人耳目，就声称到颐和园“养老”，不问政事了。而实际上，仍然由慈禧掌握着国家大权。所以现在光绪虽然也有变法之心，可由于担心慈禧会出面阻挠而面露难色。
翁同似乎看出了光绪的心思，刺激皇上道：“如今列强强占我领土，欺辱我国民，国将不国，难道您想做亡国之君吗？”
这句话触动了光绪帝。为了大清帝国的危亡，不能再顾及那么多了。1898年六月十一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直接召见康有为，封他为总理衙门章京（清代办理文书的官员），主持变法具体事务。同时参与变法的还有如梁启超、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等维新派人物。
光绪帝据维新派的建议，颁布新法令。其中有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我国的工商业；改革大清法律陈旧腐败的条款，允许官民向皇帝上书、提建议；废除八股考试制度，在北京设立京师大学堂，在全国普遍设立小学堂等等。
因为这一年是中国农历戊戌年，历史上把这次变法运动称为“戊戌变法”；又因为变法从六月十一日开始到九月二十三日失败，一共进行了一百零三天，所以又将它称为“百日维新”。
通过变法维新，没落的清王朝暂时出现了一丝生机。但由于封建势力根深蒂固，变法触及了腐败的封建势力的切身利益，引起了他们的强烈反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