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易，育人难。曾国藩深知，幕僚的培养不是一蹴而就的，为此，他在实践中形成了自己一套独到的培养人才的风格和方法。
（1）以“清慎诚戒”要求和培养
幕僚曾国藩认为，人才的成长，既与行政领导者的培养有关，也与士人学习空气有密切关联。“有一二人好学，则数辈皆思力追先哲；有一二人好仁，则数辈皆思康济斯民。倡者启其绪，和者衍其波；倡者可传诸同志，和者不可擅诸无穷；倡者如有本之泉放乎川渎，和者如支河沟浍交汇旁流。先觉后觉，互相劝诱，譬之大水小水，互相灌注。”这点，不仅一般地说明了教师的作用，同时也说明了注重教育内容和言教身教的重大意义。仿“君子”之行，习“君子”之说，然后就可以成为“君子”，这是人们自我培养之道；也说明为人师表者必须以“君子”之道严格要求自己、身教胜过言教。士风的好坏，表现在许多方面，而重要标志则是士人的志向与意趣。志向远大、意趣高尚者与志尚低下、意趣猥琐者，其发展前途截然有别。曾国藩说：“凡人才高下，视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视，而日趋污下；高者慕往哲隆盛之轨，而日即高明。贤否智愚所由区矣。”他教诲弟弟和子侄，告诫部属，多从培养他们的志向与意趣入手，谆谆不息。这为他的“勤教”方针增添了更多的光环。“勤教”又须与“严绳”相辅相成。教而不管，效若不教；管而不教，虽管无效。曾国藩有时把“严绳”改说为“督责”。他解释说：“督责者，商鞅立本之法，孙子斩美人之意，所谓‘千金在前，猛虎在后’也。”商鞅立本为法，有禁必止。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们“循循于规矩之中”。他认为人大体上有两类：高明的人喜欢照顾面子，不甘居于人后。如果表扬他说他忠诚，那么他就更加效忠，赞许他清廉，他就会更加清廉。卑琐的人本无大志，只会斤斤计较。如果严加管教他，那他就畏惧。对他管教松懈一点，那么他就越来越放肆。所以须区别不同对象，不同对待，或者以勉励为主，或者多加防范；方法是，“扬善于公庭，而规过于私室”。这是一门绝妙的领导艺术。曾国藩既能“自立准绳，自为守之”，所以他对下属的“严绳”颇有镇慑力和说服力。他强调人才“皆由勉强磨炼而出”，强调《中庸》所说的“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的功夫，即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和实践出真知的过程，他指派幕僚担任方面军的指挥者以前，大多先派他们在营务处等直属单位磨炼一番。他不但对才能的形成强调磨炼，对品德的形成更强调磨炼。他常以“恒守‘清慎诚戒’四字”要求幕僚，并要求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做起。他对李鸿章的磨炼在当时就被人传颂。不少事例说明，曾氏幕府实际上又成为了“培育人才”的学校。
（2）培养人才煞费苦心
“收、用、教、绳”是解决人才问题的四个项目，而“广、慎、勤、严”则是曾国藩处理这些项目的四字诀。他兢兢业业地践履四字诀，使他的政治生涯蒸蒸日上，受用不浅。曾国藩在教育幕僚这一点上很有一套办法。他根据自己的实践，将当时切于实用的知识学问概括为四项内容，令每个幕僚自选一项进行练习，并将此列入条令，人人都必须遵守。曾国藩的这几条规定，既有各位幕僚应当练习的具体内容和方法，也有对其必要性的说明，既是劝诫，也是命令，既有引导，也有鞭策，真是字斟句酌，费尽苦心。曾国藩培养人才的办法约有三条：课读、历练、言传身教。曾国藩要求所有部属、僚友按其专业方向读书学习，而对自己身边的幕僚则抓得尤紧，要求尤严，既有布置，也有检查。在环境较为安定，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如曾国藩大营进驻安庆之后，他就对身边幕僚进行定期考试，每月两次，亲出题目，亲阅试卷，评定等次。在曾国藩与赵烈文的《日记》中，都有关于曾国藩考试幕僚的记载。曾国藩通过这种办法，既可督促幕僚读书学习，也可了解他们各自的情况和水平。与此同时，曾国藩还利用茶余饭后的闲暇，结合自己的阅历与读书心得谈古论今，内容切合实际，形式生动活泼，使幕僚潜移默化，增长学问，扩大眼界。薛福成与李鸿章都曾谈论过关于曾国藩召幕僚“会食”及饭后讲论的情形。李鸿章则事后对人说：“在营中时，我老师（指曾国藩）总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他老人家最爱讲笑话，讲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个个东歪西倒的。他自家偏一丝不笑，以五个指头作耙，只管捋须，穆然端坐。”对于不在身边的幕僚，曾国藩则主要采取个别谈话和通信、指示的形式，结合实际工作进行教育。曾国藩在回顾自己对部将的教育时则说：“臣昔于诸将来谒，无不立时接见，谆谆训诲，上劝忠勤以报国，下戒骚扰以保民，别后则寄书告诫，颇有师弟督课之象。其于银米子药搬运远近，亦必计算时日，妥为代谋，从不诳以虚语。各将士谅其苦衷，颇有家人父子之情。”这里说的是带兵将领，而其于幕僚亦与之相似。在曾国藩的《书札》与《批札》中至今保留不少文字，对其如何做事、如何做人总是谆谆嘱咐，既有鼓励、鞭策，也有告诫。对一些亲近幕僚的训诫更是不胜枚举。如李榕在太湖城外带兵期间，李瀚章在主持江西赣州厘金局期间，曾国藩都连连写信，有票必批，有函必答，于如何做事，如何做人，不厌其烦，循循诱导。曾国藩尤其注意因材施教，根据各人的特点进行培养。有的人，如张裕钊、吴汝纶文学基础很好，曾国藩就令其在幕中读书，专攻古文，以求发展，而不让他们做具体工作，征得他们的同意，也不荐举做官。大将鲍超，英气勃发，勇猛惯战，但学养浅薄，缺乏心计。在作战中，曾国藩常让他冲锋临阵，却不准参与军机谋划。曾国藩在聚集与培养人才方面确是煞费苦心，不遗余力，他自己讲求才之道约有三端：“曰访察、曰教化、曰督责。探访如鸷鸟、猛兽之食，如商贾之求财；访之既得，又须辨其贤否，察其真伪。教者，诲人以善而导之以其所不能也；化者，率之以躬而使其相从于不自知也。督责者，商鞅立本之法，孙子斩美人之意，所谓千金在前，猛虎在后也。”也正因为这一点，曾国藩幕府对士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正像有人评论的那样：他任职兼圻时，虽然在幕府外设立了书局，忠义采访局以安置有贤才的人，而俸禄仅只能维持家计，但他能扬人之长，让其成才，因而归顺他的人也如流水一样。不少幕僚受其感动，拜他为师。例如，赵烈文咸丰五年（1855年）底初入曾国藩幕，咸丰十一年（1861年）夏再次入幕，直至同治四年（1865年）春始行拜师大礼，改变称呼。此足见其郑重其事，并非草率之举，阿谀之行。曾国藩终因他的重人、用人与育人而获得人们称许。他的重人、用人、育人已成一体，高度体现出他作为一代宗师的颖悟与睿智。
培养人才像自己做学问一样，不仅条规缕矩，而且严加督导、殷殷教诲，其中体现的长者风范和爱才、育才之切，放眼古今，惟曾国藩一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