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肉朋友为什么做不长久？因为缺少一个“诚”字。曾国藩曾说：“人有善，则取之益我；我有善，则与之益人。”体现了一种真诚至上的交友之道。
（1）同学时与郭嵩焘相交
道光十五年（1835年），18岁的郭嵩焘考中秀才，与弟弟同补博士弟子员。第二年，他开始在湖南著名的岳麓书院读书，与曾国藩、刘蓉结为至交。是年曾国藩26岁，刘蓉21岁，郭嵩焘19岁，“均志大气盛，自视颇高，以著述立言相期许”。“其志终不在温饱”，这是三个人的共同之处。但曾、刘攻程、朱理学，以封建卫道士自居，逐渐向地主阶级政治家的方向发展，郭则“精研词章”，带着更多的文人气质。后来曾国藩评论郭嵩焘“芬芳悱恻，然著述之才，非繁剧之才也”，认为他只能著书立说，不能胜任官场的“繁剧”工作，大概就是嗅到了郭嵩焘身上的异端气味。道光十七年（1837年），20岁的郭嵩焘考中举人。科举连连得意，已经可以望见官场豪华的大门了。次年，他与曾国藩踌躇满志，一同赴京会试，并住在同一寓所里。榜发，曾国藩高中第38名进士，他却名落孙山。京城八月，遍地是桂花飘香。可是花开盛景人意淡，郭嵩焘匆匆地往家赶。当他与曾国藩乘坐的小船抵至安陆时，突遇大风，小船几次被卷入激流中。当小船安然靠岸时，俩人庆幸躲过了一场“天灾”。可是，祸不单行，郭嵩焘垂头丧气地回到湖南，一进家门就发现那个又瘦又弱的四弟不见了，母亲流着泪告诉他，弟弟病死了。一个“容貌端丽，聪颖秀发”的可爱的小生命被贫困吞噬了，家人在昏暗中对着孤灯相向而泣，这种凄凉的家境使他下决心再一次去奋斗。
道光二十年（1840年），他二上北京，大有破釜沉舟之概。其别两弟诗云：“拭泪语两弟，守耕虑无烦，一顷或难谋，一椽苟相存。斯言君倘忆，何为复走奔？穷年席不暖，欲挂声先吞！”四月，会试榜发，他再次不中。家中一贫如洗，北上的路费不知费了多少周折才勉强凑足，至此他已囊中空空。恰在这时，曾国藩因暑热难耐，病倒在京城果子巷万顺客店。病势“危剧，几不救”。作为好友，郭嵩焘虽然已一贫如洗，但还是四处奔波，请来了吴廷栋为曾国藩治病，并亲自熬药护理，曾国藩的病才一天天好了起来。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初，郭嵩焘第三次赴京会试，住在好友曾国藩家中。当时曾国藩在文渊阁任职，对郭的到来，十分高兴，作《喜筠仙至即题其诗集后》，诗中有“忆君别我东南行”、“五年奔走存骨皮”等句，充分表达了他们之间久别重逢的喜悦与同情感。为了会试，郭嵩焘与冯树堂在曾公馆共同制订了一课程表：“每十日作文一篇，每日看书十五页”，要求自己持之以恒。四月八日，会试榜发，他果然又未考中。但因第二年有会试恩科，他决定在北京坐等。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二月，他的弟弟昆焘也从湖南抵北京赶考，四月十一日发榜，郭氏兄弟又双双落榜，只好返湘。直到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他第五次参加会试，才考中进士，从此跻身于上层社会。
（2）郭嵩焘屡出奇策帮助曾国藩
郭嵩焘入湘军大将江忠源幕，郭嵩焘在军中不过短短的三个月，却为江忠源的湘军出了一个关键性的主意，这对曾国藩的发达也十分重要。这年八月，江忠源部被太平军围在南昌，郭、江住章江门城楼，每获太平军卒就在城楼上详细审问。当时城外仅文孝庙一处太平军营垒，广数十亩，却不知有多少兵力。一日，抓到一太平军卒，问之，答道：“不住一兵，官兵攻垒，调兵站墙而已。”问：“何故？”曰：“垒只三面，濒江一面无墙，人皆舟居。”又问“贼船多少”？“十余万。”郭立即告知江忠源，太平军若驰突长江，官兵无一船应之，非急治水师，不足以应敌。江忠源“大激赏，即嘱嵩焘具疏稿上之”。郭嵩焘是一个摇羽毛扇的角色，让他带兵打仗不行，但让他出谋划策却能一下看到问题的关键。当时太平军水师声势颇壮，控制长江水面，使清军不胜其扰。曾国藩练的湘军只能陆上作战，要对付太平军的水师惟有望江兴叹。郭嵩焘及时提出建立水师的问题，为曾国藩的湘军营垒当了高参。土炮的射程有限，且时常有炸裂的危险。所以，曾国藩不惜重金，派人从广东购买大批洋炮，并组织人力，反复研试，解决了一系列技术难题，把它安装在战船上，建成了当时中国技术最先进的内河水师。四年初湘军船炮齐备，计有大小船只361艘，其中拖罟大船1艘，快蟹船40艘，长龙船50艘。舢板150艘，用钓钩船改造而成的战船120艘。同时，在船上装备大小炮470门，其中新购洋炮320门，从广西借来150门，炮重二、三百斤至三千斤不等。从此湘军水陆相依，气焰万丈，成为太平军的死敌。四年初，湘军水陆成军，约17000人。李鸿章在郭嵩焘死后上奏，请将其生平由国史馆立传的奏折中也提到此事：“旋带湘勇援前安徽巡抚江忠源于南昌，为言贼踞江路，宜制造战船备攻剿。忠源纳其议，属为草奏，得旨允行。
曾国藩等卒用水师，成肃清江面之功”。曾国藩与湘军的崛起，到太平军失败时，曾国藩直接指挥的湘军就达10余万人，而湖南省参加镇压太平军的人数则达20万，相当于全国绿营兵的三分之一。除了李鸿章的几万淮军外，清廷在长江流域和江南的战局，几乎完全依靠湘军支撑。从此清朝军事的中心从中央移至地方，给晚清政局带来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而湘军强盛之由在于水师之建，水师又始于郭嵩焘的建议，而始作厘金，也始于郭嵩焘。
（3）曾国藩也是郭嵩焘的知己
郭嵩焘几年之内，东奔西走，以厘金为主，为湘军积极筹饷。湘军之所以能在前方放手屠杀太平军，与郭嵩焘这位后勤部长在湖南筹饷有直接关系。他的弟弟郭焘也与乃兄一样卖力气，亲自负责湘省厘金总局。从咸丰三年（1853年）到六年，郭嵩焘一直奉曾国藩之命，在湖南、浙江等处办理捐务、盐务为湘军筹军饷。同时为曾氏兄弟献计献策。咸丰四年（1854年）春，曾国藩督师东下，郭与刘蓉同行。至岳州，刘留曾营，以赞军务；郭则归里，治饷湖南。五年秋，曾国藩水师溃于湖口，间道走江西，收揖郭嵩焘之军，郭驰赴南昌相见，曾国藩甚喜。咸丰六年（1856年），郭嵩焘奉命赴上海，为湘军购置洋枪洋炮，开始结识西洋人，同时也接触到了自然科学知识，这使他在思想上受到很大震动。咸丰六年（1856年）八月，郭嵩焘从曾国藩处归抵湘阴。翌年春，曾国藩在撰郭氏家谱序中说：“自予督师东下，伯琛相从，往来吴楚之交四年，倦而归，将休息乎京师。”可知郭嵩焘对奔波战事已感厌倦，决定另谋出路。同年十一月，他离湘北上，赴京任翰林院编修。
郭嵩焘后曾抱病回籍，再次出山，是在两年以后的同治元年（1862年）四月。这时曾国藩的“铺面”已很大，李鸿章也已在上海立足。李便致书曾国藩，问是否可让郭嵩焘担任苏松太道。曾国藩不以为然，说郭嵩焘的脾气为官场难容，李如用郭任此职，“将来多般棘手，既误筠公（郭），又误公事”。曾、郭相识二十余年，曾国藩素有知人之明，看出郭嵩焘文人气质太浓，性格直而偏激，思想敏锐胜于常人，知而必言，言必激他人之怒，不宜做官。但李鸿章一心想巩固自己的地盘，感到郭嵩焘纵有如曾国藩所说的缺点，也毕竟是自己人，总比江浙原有的地方官可靠，因此坚持保荐。但因曾国藩反对郭嵩焘任苏松太道，李鸿章便改荐郭嵩焘任苏松粮道，以代替杨坊。四月八日，皇帝诏命郭嵩焘为苏松粮道。但郭嵩焘因第一次出仕便碰了大钉子，自知“才品之异，不足与共功”，不想就任。为此，曾国荃、刘蓉、李鸿章再三苦劝，其中曾国荃态度尤为急切。当时曾国荃正率军围攻天京。如能以郭嵩焘督粮饷，自然比其他人方便得多，故一再劝驾。贻书云：“弟之所以坚欲劝驾为官者……幸值长公（曾国藩）为督，少翁（李鸿章）为抚，公主持钱粮，弟提兵杀贼……”郭嵩焘不甘居人下，复为亲朋所劝，又想到咸丰、同治的知遇之恩，感到“义不容辞”，遂决定赴任。但曾、郭是儿女亲家，一个当总督，一个督粮道，按官场规矩，这是应当回避的。所以曾国藩再次致书李鸿章，由李奏明“沪中急须得人，暂不回避”。清廷以剿太平军为急务，当即“着照所请”，并命郭嵩焘“襄办军务”。至此郭嵩焘从摇羽毛扇的幕后高参，走到了前台，成为湘系势力中开府一方的地方大员了。郭嵩焘曾于咸丰八年（1858年）经李希庵、孙筱石为媒，与曾国藩订了亲家，以曾国藩第四女纪纯配其子依永（刚基）。同治五年（1866年）十月，郭嵩焘为儿子正式主办了婚事。
对于郭嵩焘这样的人，虚词矫情者不可能得与为友。曾国藩以诚待人，也交到了一个以诚待己的朋友。其实朋友关系的处理更显一个人为人处事的功力，尤其与朋友形成合作关系时，应像曾国藩这样，在“诚”的基础上还要有见人之明、容人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