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朋友难以做到底，尤其如果在事关事业大局的问题出现严重分歧的话，曾国藩的选择是，朋友重要，事业更重要。李元度曾与曾国藩出生入死，立下汗马功劳，也结成过命的交情，最终因为志同而道不合不得不反目成仇。
（1）李元度成为曾幕重要谋士
咸丰二年（1852年），各地开始办团练，以对付日盛一日的太平军。曾国藩刚得到在籍办团练的旨令后，李元度认为时机来了，使托名罗江布衣，上书曾国藩，大谈兵略战守。曾国藩展读后大加赞赏，立即要见这位上书人。可是，人海茫茫，“罗江布衣”究竟在哪儿呢？最后，曾国藩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李元度，并称赞其：“非君之才，何以能写这样的文章！”召见时更知李元度博通文史，脑中有物，非寻常辈可比，遂“引与规划军事”。可是李元度还颇为犹豫。曾国藩后去信李元度，告知自湖北田家镇被太平军攻占之后，湖南形势又趋急变，处于非常危殆的境地。更为可虑的是，安徽的重要城镇相继失守，朝廷已颁旨速率湘勇前往赴援，从而恳请李元度“临危受命……同为东征之役”。次年初，曾国藩在衡州加紧训练湘军水师，准备出兵东征之时，又复书李元度，恳邀来衡筹商一切：“即不能从我东下，亦聊可临歧相送，惠我至言，无任翘企。”起初，李元度对是否归附曾国藩犹豫不决，咸丰三年（1853年）九月路过湖南时也未去拜晤曾国藩。所以曾国藩在书信中有“良不可解”之语，深感“此必鄙人平日立身无似，无以取信于君子，故相弃如遗乎？”但经营国藩三番五次的诚心相邀，李元度终于一月后带所部兵勇火速赶到衡州，从此进入曾国藩幕府，成为曾国藩身边一位重要的谋士，两人之间患难相依的交情也开始建立起来。
（2）阵前救曾国藩性命
曾国藩于咸丰四年（1854年），在靖港遭到惨败。当时，太平军攻占岳州、湘潭后，兵锋正直指省城长沙。曾国藩若进入长沙无疑是自困城中。于是有人认为应先攻靖港，夺取太平军屯驻地；但也有人反对说，“若靖港失败，退还城下，即入死地。”应该攻湘潭，如果不胜，保复广州，即使长沙被攻陷，也可再夺回来。曾国藩见众人你一句，我一语地争论不休，也没了主意。这时水师十营官将，公推彭玉麟决定攻守战略，彭取上策，定先攻湘潭并亲率五营先期出发，约定次日曾国藩率五营殿后。但到了夜晚，长沙乡团来请师，说：“靖港之敌只有几百人，没有防备，可一战而驱之。团丁只是借大帅旗鼓作威势，吓退敌军，而且已架好浮桥接纳大帅，机不可失。”闻者无不踊跃。曾国藩并非想侥幸取胜，但考虑到彭玉麟攻湘潭，这边攻靖港，可取夹击之势，牵引敌军，于是便改攻靖港。次日晨，水急风利，曾国藩率五营水师如离弦之箭，乘风而发，不到几个时辰即达太平军屯驻的靖港。太平军见湘军来到，即发炮攻，曾国藩的营船招架不住，向回退又逆风而行，只有换炮打。好不容易退到浮桥处，又因浮桥是临时用门扉床板搭成的，人多桥坏，死伤了几百人。曾国藩见势不妙，便亲执仗剑喝令士兵不退，并立令旗杆上，说：“过旗者斩！”但士兵仍从旗旁相拥而过，于是全军大败。曾国藩神情沮丧地回到坐船上，越想越难过，越想越灰心，便决定跳水自杀，一死了之。李元度见曾国藩支开随从，神情有异，便让幕僚章寿麟乘小船尾随其后，以备不虞。果然，曾国藩行到靖港对岸的铜官渚时，便一头扎入了水中。章寿麟见状，跃身入水将其救起。因此，说李元度对曾国藩有救命之恩应不为过。
（3）为曾国藩讨回专折奏事权
曾国藩战败后被革去礼部侍郎衔。按照清朝的制度，革职的官员不再有专折上奏权，凡皇帝的谕旨皆由大帅传知。因而每次听到提督、总兵喊：“听圣旨”，曾国藩叩头大拜时的难堪，不仅让他失去了自尊，也让以师事曾国藩的塔齐布等颇不自在。但曾国藩对此却一筹莫展。原来，康熙皇帝发明的这项“专利”，是专为沟通上下之情之举，即让最亲近的人专写奏折，由皇帝亲自批阅，再交上奏人执行。可谓单线联系，是连接最高层中枢神经的“特权”。而到了雍正时，能奏折的官员更多了，除了总督、巡抚外，道府中的个别人也特许奏事。因而被剥夺专折奏事，则是最大的惩罚。更重要的是，臣情无法上达，皇帝自然很难了解下边人的苦衷，不能专折，只能“会奏”，即同地位身份相等的人一同上奏，但须意见一致，而且奏什么，大家都知道，因而也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言。更何况，皇帝下发谕旨属公文性质，由军机处“廷寄”，仍由巡抚、提督传谕。因此，曾国藩对皇帝如此“折磨”他，真是有苦难言。在当时，专折奏事虽不如老祖宗时那样重要，但最普通的东西一旦失去，也觉重要，更何况这还是一件“秘密武器”。李元度深知失去专折奏事权将意味着什么。他为曾国藩的前途忧虑，也为自己的命运担忧。一日夜晚，李元度将一份《革职待罪臣曾国藩乞请专奏以速戎机事》的奏疏呈给了心绪纷乱的曾国藩。但曾见后却大为不悦，因为革职后专折奏请本属“犯法”之事，加之咸丰帝此时猜忌很多，上奏的结果肯定会凶多吉少。他以为成功的可能要小于加罪的结果。李元度说：“设无此项权利，他人沸沸扬扬，日达圣上，而我终不发一语，是人为刀斧，我为鱼肉，是非无以辩白。”“此中利害，我岂能不知。只是军中情形复杂，不逊朝中。当此国家多难之时，做正人难，做正人君子更难，欲做愤然不欲之官难上加难。”但李元度一再坚持，并以受死赴难相请，曾国藩只好听天由命。后李元度又将原折一改再改，并以军情变化万端，随时奏报圣上为主旨。写完后，密封上达。几日后，朝廷即下谕特许曾国藩单衔专奏。这不仅是皇帝打破常规之举，也是曾国藩获得的“异数”之一。李元度为曾国藩争取专奏权后，曾对他更加信任不移。两人卧同室、游同舟、饭同食，形影不离。而似奏折信缄之类，也大多出自李元度一人之手。此后，曾国藩九江之败，南昌之困，“元度无不相从艰危中，多以勖助。”而曾国藩的多次寻死觅活，也“皆以元度防救得复”。
（4）成为肝胆相照、言无不尽的诤友
曾国藩没忘他的这位师爷的功劳。咸丰四年（1854年），他以收复湘潭功，保升李元度为知县，加内阁中书衔。在半壁山、田家镇诸多会战中，李元度又因立功卓著，被保升同知，赏戴花翎。曾国藩惊魂未定地到了南昌后，开始整顿水陆两军，总结自三月以来岳州、靖港、湖口三次大败的原因。当时跟随曾国藩的幕僚已不多，一是因为曾国藩连遭失败，一些人对他失去了信心，另谋他途。二是因为曾国藩不被清廷重视，跟着他前程堪忧。三是南昌更加危急，弄不好会同曾国藩同归于尽。望着如此冷清的场面，曾国藩心中空落落的，很不是滋味。他让众人指陈三次失败的原因，但大家都面面相觑，不敢乱讲话。曾国藩一向看重李元度，他又有救命之恩，便亲点名号说：“次青，你大胆请言！”李元度为人仗义，见曾国藩几次寻死觅活，总不得胜，心里也很着急。眼见这样下去，自己的前途也委实堪忧。于是他鼓足勇气，语未尽，已惊四座：“恩公东下之师，气势锐甚。然自三月至今，凡经三次大挫折，初挫于岳州，继挫于靖港，今又挫于九江湖口。幸而屡蹶复振，未坏大局。然依在下之见，非失于恩公不知兵，而失于知兵。”李元度的话，如芒刺在背，一针见血。众将领谁也不敢望一眼曾国藩的表情，只是默不作声地坐在那儿。空气骤然紧张起来。曾国藩倒还沉得住气。他又说：“次青请细道之，吾愿闻其详。”李元度也不再犹豫，说：“岳州之败，师未集而因大风阻于洞庭湖，敌察我困，大股围入，其败可谓天意，于理于势都是如此的结局。靖港之败就不然。一惑于困丁之请，临阵变成谋，夕令朝改，是策略之失。九江湖口之败，问题就更大了。三板大船入湖，敌断归路，变出不测，以大船攻敌小船，无异猛虎拔牙，虚威无用。并且，师出不为退路着想，乃行军大忌。犯此，则不能不败。”李元度的话虽然当众揭了曾国藩的疮疤，但无疑是一剂良药，众将领不由频频点头，也忘记了曾国藩此刻什么样了。曾国藩善于听人之言，博采众长，以为己用，他的心胸是宽广的。此刻见李元度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三次失败的原因，也颇觉叹服。于是他接着说：“次青的话句句在理。望吾将士共当戒之。”
（5）好友成仇成曾国藩终生憾事
曾、李之间的友谊没有经得起考验。起因是李元度欲自立门户，“分裂”湘军。咸丰八年（1858年）一月，李元度因功升任道员，同年二月，湖北巡抚胡林翼上《密陈浙江紧要军情请调员防剿疏》，李元度旋即奉命带兵入浙，这是湘系势力渗透入浙的开始。曾国藩东山再起后，率领江西湘军追击翼王石达开入浙，并保荐李元度，使其得按察使衔，赏巴图鲁勇号。咸丰十年（1860年）四月，清政府命李元度赴浙江交巡抚王有龄差遣委用，六月，王有龄授予浙江温处道道员。李元度以所部平江勇三千交浙江提督饶廷选统率，自己回湖南另行招募平江勇。当时，太平军占有苏南，王有龄所部大半是江南大营的残兵败将，扰民有余，作战无能。王有龄企图分化湘军，便欲把李元度从湘军中拉过来，作为保护浙江的军事力量。王的拉拢工作已初见成效，但李元度犹浑然不觉。不过曾国藩已经敏感地察觉到了这个问题，为此，他责怪李元度，他不能容忍湘军被分化，更不能容忍湘军将领被分裂出去维护其政敌何桂清集团的地盘。至此，曾国藩与王有龄在旧恨之外，又结下了新仇。而曾国藩与王有龄、李元度之间的矛盾也开始激化起来了。咸丰十年（1860年）五月，曾国藩继何桂清总督两江后，六月，从安徽宿松进驻皖南祁门，立即奏调李元度为皖南道道员，对王有龄作釜底抽薪之计，也含有将李重收归曾门的意思。但李元度率新募的平江勇三千抵达祁门不到十日，曾国藩竟命他率领平江勇进驻湘军与太平军争夺的战略要地徽州。八月十九日，太平军侍王李世贤进攻绩溪的丛山关，李元度分兵防御被击败。不久，太平军进攻徽州，又大败李元度。二十五日，侍王李世贤攻克徽州，李元度逃奔至曾国藩祁门大营。曾国藩对此十分气愤，要上疏弹劾，幸亏有李鸿章、陈鼐两位幕僚力谏，曾国藩才删改了措辞中严厉的话，但弹章还是上奏了。曾国藩在上疏中说：李元度“甫经到徽，竟不能支持数日以待援师，实堪痛惜”。李元度因此被革职。王有龄乘虚而入，派人跟踪李元度，又百般笼络，企图再次把李元度拉过去。咸丰十一年（1861年）一月，王有龄上奏请调李元度援浙，“诏如所请。”李元度遂回湘募勇，取名“安越军”，并在湘北、鄂南、江西等地抗拒太平军。胡林翼为了争取李元度，团结湘系，与官文衔会上奏李元度功绩，曾奉命赏还按察使衔，加布政使衔，但李元度没有改变“安越军”的名称。九月，率领“安越军”到浙、赣边境。这时，李秀成已经开始进攻杭州，左宗棠奉命节制援浙诸军，李元度归左宗棠节制指挥。同年十一月，太平军攻克杭州。
十二月二十三日，清政府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同治元年（1862年）一月，左宗棠以李元度为盐运使，兼布政使，二月，擢按察使。曾国藩对李元度打出“安越军”的旗帜，继续分裂湘系，越想越生气，越嫉恨，便于二月二十二日，再次参劾李元度，加给他的罪名是：第一，私求王有龄调赴浙江。并且不向我请示而擅自回湘募勇，取名“安越军”。第二，“安越军”在江西、湖北所得胜仗，多系“冒禀邀功”。第三，李元度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月到衢州，“节节逗留，任王有龄羽檄飞催，书函哀恳，不一赴杭援救。是该员前既负臣，后又负王有龄，法有难宽，情亦难恕”，请予革职，“安越军”应予遣散。清政府还是遵照曾国藩的意见，将李元度革职遣戍。李元度是曾国藩的患难之交，但曾国藩却几次弹劾李元度，对此，曾国藩也时常感到内疚，觉得平生不负人，只对李有愧疚感。他对曾国荃等说：“次青之事，弟所进箴规，极是极是。吾过矣！吾过矣……余生平于朋友中，负人甚少，惟负次青实甚。两弟为我设法，有可挽回之处，余不惮改过也”；“惟与我昔共患难之人，无论生死，皆有令名，次青之名由我而败，不能挽回，兹其所以耿耿耳”等等。
通过曾国藩与李元度反目成仇的过程我们看到，曾国藩重视友谊，但有一个底线就是不能危害事业。如果其行为触到这一底线，友谊至如李元度者也弃之如敝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