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历史中学习治国智慧
曾国藩生平处世的成功，可以说是读书的成功。他治学有方，通过读书，走上了仕宦之途，广交了益友，领会了行军打仗之术，树立并实践了报效国家、明道经世的远大志向。当曾国藩供职京师的时候，正是中国内乱外患交迫之时。曾国藩所关心的，在外患有“英夷”，在内乱有太平天国，在灾情则有黄河决口。所以，他读书更侧重经世致用之学特别是舆地之学。在闲暇的时候，曾国藩对于军政大计，以及各种庶务，通过大量的并有所选择性地阅读古代史籍，尽量把现实的问题考究详尽。所以一旦当权，便能把平时读书得来的学问，拿出来应用。后来太平天国声势大盛，曾国藩以一书生出而致用，终能镇灭洪、杨，一般人都引以为异。我们只要知道他10多年的京官生活，10多年京师名流之间的交往互教，10多年京师期间坚持不懈地刻苦攻读经世致用之书籍，是如何地准备着应付事变，如何地关切时务，如何地虚心研究，便可知道曾国藩的成功绝不是侥幸得来的了。当时掌理全国庶政的六部，除了户部之外，曾国藩担任过礼、吏、兵、刑、工五部的侍郎，为官期间，对照自己所任各部的工作特点，他专心潜读《通典》和《资治通鉴》，由此而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利弊、官场风习、山川形势、民生疾苦和武备军情。曾国藩由内阁学士升为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时，遍阅清代道光以上历朝文献，目睹时局危急而政风颓靡，遂因皇帝之下诏求言而先后参照史籍上了几道条陈时务的奏疏，体现了他明道经世的抱负。
（2）从《船山遗书》中学习经世的知识
在战火纷飞、百务缠身的岁月里，曾国藩还特别喜爱研究王船山著作。在他认真研读、全力刊刻船山著作的影响下，湘军许多重要人物都积极参与认真研读船山著作，形成了自上而下倡导船山之学、研读船山之书的浓郁风气。后来王夫之的大名越传越广，影响越来越大，与曾国藩的倡导“王学”有极大关系。在曾国藩读书榜样的示范下，湘军将帅们则是把孔、孟、周、张、程、朱，直到船山的“圣贤学脉”、“儒家道统”作为自己的思想信仰，并把《船山遗书》（特别是其中的史论）当做“千秋金镜，帷幄珠囊”来读的。曾国藩在《船山遗书》刊刻之先就大量反复地阅读了能够寻找到的船山著作，尤其对于《读通鉴论》、《宋论》等史论性著作已烂熟于心，多有心得体会，日记中均有记载。在他的推荐与倡导下，一些湘军将领也早在曾氏兄弟刊刻《船山遗书》之前就已开始研读船山著作，而在《船山遗书》刻成之后更加形成高潮。当然，这批将领也不是仅仅研读船山著作，而且也像曾国藩一样，从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广搜博取，以求治国用兵之道，为其军政实践服务。正如郭嵩焘所说：“军兴以来，湘人起文学任将帅，肩项相望。一时武健强力，多知折节读书。军行所至，闻弦歌之声。”大批湘军将领多是从“一介书生”、“布衣寒士”而投笔从戎，从文书、幕僚或中下级军官，一跃而成为统兵作战、独当一面的高级将帅，不少人成为巡抚总督一类的封疆大吏，有的甚至成为清朝中央政府的尚书、军机大臣、大学士。他们异口同声地赞颂船山、弘扬船山，显然从《船山遗书》中获益匪浅。光绪年间湖北学政孔祥麟说：“船山所著史论，具上下古今之识，指陈历代之兴衰治乱，是以威、同之际，中兴将帅，半湘省儒生，其得力夫之之遗书者皆多。盖夫之知明社之覆，前由武备之废弛，后由兵谋之未娴，故于历代兵事谋之甚详。湘人服膺其书，多明将略戎机，遂能削平大难。”这就充分说明了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将帅们为什么在戎马倥偬的战火中，如此认真地研读、刊刻、提倡、弘扬《船山遗书》的历史秘密。通过研读船山著述，使曾国藩的“经世致用”的学术观点臻于完善，也使他的军功业绩如日中天。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对中国近、现代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活动于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上的各种人物，无论是正面的或是反面的，无不在不同程度上受过曾国藩的影响，无不像曾国藩那样去认真地阅读和研究船山学术。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热血奔放的青年时代，都曾热烈地仰慕过曾国藩。
（3）把读书当成一辈子的事
曾国藩于读书学习尤为可贵的是，把它作为一生之事，相伴终生。1871年，曾国藩的身体每况愈下。作为理学修养甚深的他，在1月17日写了几句箴言，警示和鞭策自己读书不要放松。这几句话语是：“禽里还人，静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极乐生。”他认为“暮年疾病、事变，人人不免”，而读书则贵在坚持，并在读书中体味出乐趣。因此，在2月17日，他自己感到病甚不支，多睡则略愈，夜间偶探得右肾浮肿，大如鸡卵，这确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他却置至一旁，晚上照旧读书不废。疾病缠身，这已是难以摆脱的困扰，“前以目疾，用心则愈蒙；近以疝气，用心则愈疼，遂全不敢用心，竟成一废人矣”。但药疗不如读书，他离开了书的话就是一个废人了。这年冬季，曾国藩病情更加严重，“脚肿愈甚，常服之袜已不能入，肥而复硬，且似已肿过膝上者。大约做文及看生书，俱嫌用心太过，有损于血，而气不能运化，故致于此，以后当不做文，不看生书”。在这则日记中，我们既可看到他身体的状况，也可看到他在写作和读书时的投入。在此他虽规定自己以后当不做文，不看生书，但无法按规定办事。因为不久，扬州阮家送《许周生集》，这是一部他从未看过的新书，拿到手后便难以放下，读就必须从头到尾读完，读的过程又全神贯注。后来又有人送近年所著《周易燕说》、《尚书大传补注》、《禹贡笺》、《谷梁申义》、《庄子七篇注》、《湘绮楼文集》，他收到后虽不能一一细看，但每书都较为认真地翻看了几遍。此后他又违背原来规定的不阅读生书的初衷，继续坚持阅读了《居易金箴》，王其淦所送其父著《王霞九文集》，朱彬所纂《礼记训纂》，李芋仙寄来的《道蕴编》，日本人所著《新论》，上海新译之书《中外古今年表》，唐义渠所寄之《湖南阳秋》，王霞轩所寄《王少鹤诗》，陶篁村所挹《浙江诗话》，柳兴恩《谷梁大义述》等一批生书。1872年3月2日，曾国藩的老病之躯已如风中残烛了。这一天，他“病肝风，右足麻木，良久乃愈”。3月5日，前河道总督苏廷魁过金陵，曾国藩出城迎候，出发之前阅《二程全书》，迎接途中，“舆中背诵《四书》，忽手指戈什哈，欲有所言，口噤不能出声”。身体差到如此地步，他还是坚持每日阅读《二程全书》。但他接连在日记中发出感叹：“近年或做诗文，亦觉心中恍惚，不能自主。故眩晕、目疾、肝风等症皆心肝血虚之所致也。不能溘先朝露，速归于尽；又不能振作精神，稍治应尽之职。苟活人间，惭悚何极！”“余精神散漫已久，凡遇应了结之件久不能完，应收拾之件久不能检，如败叶满山，全无归宿。”他自知油尽灯枯，将不久于人世，便抓住生命即将息歇时光做自己最喜爱的事——读书。他每天读的书就是《二程全书》，希望在理学的探究和修养上，画上一个完满的句号。
（4）“读”有所成一靠专心一靠耐心
无论读书还是求学，无恒心，不专心很难有所成就。曾国藩历来主张治学要专。他说“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曰专而已矣。谚曰‘艺多不养身’，谓不专也”。他还说，读书譬若掘井，掘数十井而不及泉，不如掘一井而见泉。处事应如此，读书治学也应如此。他从专注的观点生发开去，主张读书须单科独进，守约以通博。曾国藩称这种专注于一，叫“主一”。如何才能“主一”呢？曾国藩认为方法在于有恒。有恒，与广博、专注等一样，都是古训，而曾国藩全面继承了。他指出：“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他的五箴，一曰立志，二曰居敬，三曰主静，四曰谨言，五曰有恒。其中第二、三、四条属修身范围，而立志、有恒，既指修身而言，也为治学所必需。他说：“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他强调说：“人生惟有恒常是第一美德。”与“静”字功夫一样，曾国藩认为，为做到有恒，也必须心存一“耐”字。他指导诸弟说：“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何止读经，读其他书也应如此。不过对“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之说，则不可看得太认真。但从“耐”字，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功夫。曾国藩说：“困时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凡事都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
自然，有恒的“苦读”，绝不同于“呆读”、“死读”。曾国藩对诸弟说：“蛮读、蛮记、蛮温，断不能久熟，徒耗日功而已。”他在告诫儿子“于少壮时，即从‘有恒’二字痛下工夫”的同时，又告诫说：只有在治学中寻到了乐趣，“生机盎然”，才有一股促人有恒的神使鬼差的精神力量；若终日索然，怎能有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