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老人，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县）人。庆历二年（1042）进士，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宋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曾主张变法。王之诗文具有浓厚政治色彩，又都情辞并茂，具有浓厚的感染力，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著有《临川集》。
材论
天下之患，不患材之不众，患上之人不欲其众；不患士之不欲为，患上之人不使其为也。夫材之用，国之栋梁也，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然上之人不欲其众、不使其为者，何也？是有三蔽焉。其尤蔽者，以为吾之位可以去辱绝危，终身无天下之患，材之得失无补于治乱之数，故偃然肆吾之志，而卒入于败乱危辱，此一蔽也。又或以谓吾之爵禄贵富足以诱天下之士，荣辱忧戚在我，吾可以坐骄天下之士，将无不趋我者，则亦卒人于败乱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又或不求所以养育取用之道，而讠思讠思然以为天下实无材，则亦卒入于败乱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此三蔽者，其为患则同，然而用心非不善，而犹可以论其失者，独以天下为无材者耳。盖其心非不欲用天下之材，特未知其故也。
且人之有材能者，其形何以异于人哉？惟其遇事而事治，画策而利害得，治国而国安利，此其所以异于人也。上之人苟不能精察之、审用之，则虽抱皋、夔、稷、契之智，且不能自异于众，况其下者乎？世方蔽者方曰：“人之有异能于其身，犹锥之在囊，其末立见，故未有有其实而不可见者也。”此徒有见于锥之在囊，而固未睹夫马之在厩也。驽骥杂处，饮水食刍，嘶鸣蹄齧，求其所以异者蔑矣。及其引重车，取夷路，不屡策，不烦御，一顿其辔而千里已至矣。当是之时，使驽马并驱方驾，则虽倾轮绝勒，败筋伤骨，不舍昼夜而追之，辽乎其不可以及也，夫然后骐骥与驽骀别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故不以天下为无材，尽其道以求而试之耳，试之之道，在当其所能而已。
夫南越之修簳，簇以百炼之精金，羽以秋鹗之劲翮，加强驽之上，而之千步之外，虽有犀兕之捍，无不立穿而死者，此天下之利器，而决胜觌武之所宝也，然用以敲扑，则无以异于朽槁之梃。是知虽得天下之瑰材桀智，而用之不得其方，亦若此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于是铢量其能而审处之，使大者、小者、长者、短者、强者、弱者，无不适其任者焉。如是，则士之愚蒙鄙陋者，皆能奋其所知，以效小事，况其贤能智力卓荦者乎？呜呼！后之在位者，盖未尝求其说而试之以实也，而坐曰：天下果无材，亦未之思而已矣。
或曰：“古之人于材，有以教育成就之，而子独言其求而用之者，何也？”曰：天下法度未立之先，必先索天下之材而用之。如能用天下之材，则能复先王之法度。能复先王之法度，则天下之小事，无不如先王时矣，况教育成就人材之大者乎？此吾所以独言求而用之之道也。
噫！今天下盖尝患无材可用者。吾闻之，六国合从，而辩说之材出；刘、项并世，而筹画战斗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谟谋谏诤之佐来。此数辈者，方此数君未出之时，盖未尝有也。人君苟欲之，斯至矣。今亦患上之不求之、不用之耳。天下之广，人物之众，而曰果无材可用者，吾不信也。
对疑
己亥敕书：“自今内殿崇班以上，大丧致其事，供奉官以下，则勿致，如其故。”于是有疑者，以为供奉官以下亦士大夫也，而朝廷独遇之如此。顾而问曰：“今子以谓如何？”尝窃原朝廷之意以对曰：
先王之制丧礼，不饮酒，不食肉，不御于内，以致其哀戚者，所谓礼之实，而其行之在我者也。不论其人之贵贱，不视其世之可否，而使之同者也。然而有疾则虽贱者，亦使之饮酒而食肉，此所谓以权制者也。或不言而事行，或言而后事行，或身执事而后行者。所谓礼之文，而其行之在物者也。论其人之贵贱，视其世之可否，而为之节者也。视其世之可否而为之节，故金革之事，则虽贵者，亦有时乎而无辟，此所谓以权制者也。
今欲使三班趋走给使之吏，大丧则皆无以身执事，而从古者卿士大夫之礼，此固盛世之所宜急，而先王以孝理天下之意。然而事又有先于此者。古之时，卿大夫之丧，所以听身不执事者为其可以不身执事也。其可以不身执事者何也？古之人君于其卿士大夫之丧，所以存问养恤者，盖不诎于其在事之时。其有大丧而得不以身执事者，以其臣属足使，而禄赐足以事养故也。今三班趋走给使之吏，其素所以富养之，非备厚也。一日使去位而治丧者，则朝廷视遇，与庶人之在野者无以异。庶人之在野，所以葬祭其先人，畜养其妻子，有常产矣。三班趋走给使之吏，去位而治丧，则其使令非有臣属，事养非有禄赐，一日无常产，则其穷乃有欲比于庶人而不得者。若用事者不为之忧此，而曰“汝必无以身执事”。则亦有饿而死者耳！然而世之议者方曰：“今之小吏去位而治丧者众矣，吾未见有饿而死者。”夫今之去位而治丧者，自非多积余藏有以活身，则孰能无以身执事者乎？今欲使之去位而治丧，故欲使其致丧之实而无以身执事也。苟不能使之无以身执事，而徒使之去位，则岂盛世之所急，而先王以孝理天下之意也？愚故曰：事又有先于此事，谓所以存问恤养士大夫如古之时者，今之所先也。
夫明吾政以赡天下之财，而存问恤养士大夫如古之时，此吾之所易为也。仰无以葬祭其先人，俯无以畜养其妻子，然且去位而治丧，无以身执事，以致古者士大夫之礼，此人所难行也。舍吾之所易为而忽不谋，曰：“是皆先王之事，非吾今日之所能为也。”操人之所难行而诛之不释，曰：“古之士大夫皆然，尔奚事而不为？”朝廷或者以为此非先王以权制丧、内恕及人之道，故止而不为。虽然，愚亦有疑焉，欲内恕以及人，而不为吾之所易为者，何也？
行述
古之人仆仆然劳其身，以求行道于世，而曰“吾以学孔子者”，惑矣。孔子之始也，食于鲁，鲁乱而适齐。齐大夫欲害己，则反而食乎鲁。鲁受女乐，不朝者三日，义不可以留也，则乌乎之？曰：“甚矣，卫灵公之无道也！其遇贤者，庶乎犹有礼耳。”于是之卫。卫灵公不可与处也，于是不暇择而之曹，以适于宋、郑、陈、蔡、卫、楚之郊。其志犹去卫而之曹也。老矣，遂归于鲁以卒。孔子之行如此，乌在其求行道也？
夫天子、诸侯不以身先于贤人，其不足与有为明也，孔子而不知，其何以为孔子也？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价者也。”仆仆然劳其身以求行道于世者，是沽也。子路曰：“君子之仕，行其义也；道不行，已知之矣。”盖孔子之心云耳。然则孔子无意于世之人乎？曰：道之将兴欤，命也；道之将废欤，命也。苟命矣，则如世之人何？
王安石-原性
或曰：孟、荀、杨、韩四子者，皆古之有道仁人，而性者，有生之大本也，以古之有道仁人而言有生之大本，其为言也宜无惑，何其说之相戾也？吾愿闻子之所安。
曰：吾所安者，孔子之言而已。夫太极者，五行之所由生，而五行非太极也。性者，五常之太极也，而五常不可以谓之性。此吾所以异于韩子。且韩子以仁、义、礼、智、信五者谓之性，而曰天下之性恶焉而已矣。五者之谓性而恶焉者，岂五者之谓哉？
孟子言人之性善，荀子言人之性恶。夫太极生五行，然后利害生焉，而太极不可以利害言也。性生乎情，有情然后善恶形焉，而性不可以善恶言也。此吾所以异于二子。孟子以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因以谓人之性无不仁。就所谓性者如其说，必也怨毒忿戾之心人皆无之，然后可以言人之性无不善，而人果皆无之乎？孟子以恻隐之心为性者，以其在内也。夫恻隐之心与怨毒忿戾之心，其有感于外而后出乎中者，有不同乎？荀子曰：“其为善者伪也。”就所谓性者如其说，必也恻隐之心人皆无之，然后可以言善者伪也，为人果皆无之乎？荀子曰：“陶人化土而为埴，埴岂土之性也哉？”夫陶人不以木为埴者，惟土有埴之性焉，乌在其为伪也？且诸子之所言，皆吾所谓情也，习也，非性也。
扬子之言为似矣，犹未出乎以习而言性也。古者有不谓喜、怒、爰、恶、欲情者乎？喜、怒、爱、恶、欲而善，然后从而命之曰仁也、义也；喜、怒、爱、恶、欲而不善，然后从而命之曰不仁也、不义也。故曰：有情然后善恶形焉。然则善恶者，情之成名而已矣。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吾之言如此。
然则“上智与下愚不移”，有说乎？曰：此之谓智愚，吾所云者，性与善恶也。恶者之于善也，为之则是；患者之于智也，或不可强而有也。伏羲作《易》，而后世圣人之言也，非天下之至精至神，其孰能与于此？孔子作《春秋》，则游、夏不能措一辞。盖伏羲之智，非至精至神不能与，惟孔子之智，虽游、夏不可强而能也，况所谓下愚者哉？其不移明矣。
或曰：“四子之云尔，其皆有意于教乎？”曰：是说也，吾不知也。圣人之教，正名而已。
性说
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吾是以与孔子也。韩子之言性也，吾不有取焉。然则孔子所谓“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惟上智与下愚不移”，何说也？曰：习于善而已矣，所谓上智者；习于恶而已矣，所谓下愚者；一习于善，一习于恶，所谓中人者。上智也、下愚也、中人也，其卒也命之而已矣。有人于此，未始为不善也，谓之上智可也；其卒也去而为不善，然后谓之中人也。有人于此，未始为善也，谓之下愚可也；其卒也去而为善，然后谓之中人也。惟其不移，然后谓之上智；惟其不移，然后谓之下愚，皆于其卒也命之，夫非生而不可移也。
且韩子之言弗顾矣，曰：“性之品三，而其所以为性五。”夫仁、义、礼、智、信，孰而可谓不善也？又曰：“上焉者之于五，主于一而行之四；下焉者之于五，反于一而悖于四。”是其于性也，不一失焉，而后谓之上焉者，不一得焉，而后谓之下焉者。是果性善，而不善者，习也。
然则尧之朱、舜之均、瞽瞍之舜、鲧之禹、后稷、越椒、叔鱼之事，后所引者皆不可信邪？曰：尧之朱、舜之均，固吾所谓习于恶而已者；瞽瞍之舜、鲧之禹，固吾所谓习于善而已者。后稷之诗以异云，而吾之所论者常也。《诗》之言，至以为人子而无父，人子而无父，犹可以推其质常乎？夫言性，亦常而已矣；无以常乎，则狂者蹈火而入河，亦可以为性也。越椒、叔鱼之事，徒闻之左丘明，丘明固不可信也。以言取人，孔子失之宰我；以貌，失之子羽。此两人者，其成人也，孔子闻朝夕与之居，以言、貌取之而失。彼其始生也，妇人者以声与貌定，而卒得之，妇人者独有过孔子者邪？
对难
予为《杨孟论》以辨言性命者之失，而有难予者曰：子之言性，则诚然矣。至于言命，则予以为未也。今有人于此，其才当处于天下之至贱，而反处于天下之至贵；其行当得天下之大祸，而反得天下之大福；其才当处于天下之至贵，而反处于天下之至贱；其行当得天下之至福，而反得天下之至祸。此则悖于人之所取，而非人力之所及者矣。于是君子曰：“为之者天也。所谓命者，盖以谓命之于天云耳。昔舜之王天下也，进九官，诛四凶；成王之王天下也，尊二伯，诛二叔。若九官之进也，以其皆圣贤也；四凶之诛者，以其皆不肖也。二伯之尊者，亦以其皆圣贤也；二叔之诛者，亦以其皆不肖也。是则人之所为矣。使舜为不明，进四凶而诛九官，成王为不明，尊二叔而诛二伯，则所谓非人力之所及而天之所命者也。彼人之所为，可强以为之命哉？”
曰：圣贤之所以尊进，命也；不肖之所以诛，命也。昔孔子怀九官、二伯之德，困于乱世，脱身于干戈者屡矣。遑遑于天下之诸侯，求有所用，而卒死于旅人也。然则九官、二伯虽曰圣贤，其尊进者，亦命也。盗跖之罪浮于四凶、二叔，竟以寿死，然则四凶、二叔虽曰不肖，其诛者，亦命也。是以圣人不言命，教人以尽乎人事而已。呜呼，又岂唯贵贱祸福哉！凡人之圣贤不肖，莫非命矣！
曰：“贵贱祸福皆自外至者，子以谓圣贤之贵而福，不肖之贱而祸，皆有命，则吾既闻之矣，若夫圣贤不肖之所以为圣贤不肖，则在我者也，何以谓之命哉？”
曰：是诚君子志也，古之好学者之言，未有不若此者也。然孟子曰：“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由此而言之，则圣贤之所以为圣贤，君子虽不谓之命，而孟子固曰命也已；不肖之所以为不肖，何以异于此哉？
禄隐
孔子叙逸民，先伯夷、叔齐而后柳下惠，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也，柳下惠降志辱身矣。”孟子叙三圣人者，亦以伯夷居伊尹之前，而扬子亦曰：“孔子高饿显，下禄隐。”夫圣人之所言高者，是所取于人而所行于己者也；所言下者，是所非于人而所弃于己者也。然而孔、孟生于可避之世而未尝避也，盖其不合则去，则可谓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矣。至于扬子，则吾窃有疑焉尔。当王莽之乱，虽乡里自喜者知远其辱，而扬子亲屈其体为其左右之臣，岂君子固多能言而不能行乎？抑亦有以处之，非必出于此言乎？
曰：圣贤之言行，有所同，而有所不必同，不可以一端求也。同者道也，不同者迹也，知所同而不知所不同，非君子也。夫君子岂固欲为此不同哉？盖时不同，则言行不得无不同，唯其不同，是所以同也。如时不同而固欲为之同，则是所同者迹也，所不同者道也。迹同于圣人而道不同，则其为小人也孰御哉？
世之士不知道之不可一迹也久矣。圣贤之宗于道，犹水之宗于海也。水之流，一曲焉，一直焉，未尝同也；至其宗于海，则同矣。圣贤之言行，一伸焉，一屈焉，未尝同也；至其宗于道，则同矣。故水因地而曲直，故能宗于海；圣贤因时而屈伸，故能宗于道。
孟子曰：“伯夷、柳下惠，圣人也，百世之师也。”如其“高饿显，下禄隐”，而必其出于所高，则柳下惠安拟伯夷哉？扬子曰：“途虽曲而通诸夏，则由诸；川虽曲而通诸海，则由诸。”盖言事虽曲而通诸道，则亦君子所当同也。由是而言之，饿显之高，禄隐之下，皆迹矣，岂足以求圣贤哉？唯其能无系累于迹，是以大过于人也。如圣贤之道皆出于一，而无权时之变，则又何圣贤之足称乎？圣者，知权之大者也；贤者，知权之小者也。昔纣之时，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此三人者，道同也，而其去就若此者，盖亦所谓迹不必同矣。《易》曰“或出或处，或默或语。”言君子之无可无不可也。使扬子宁不至无耽禄于弊时哉？盖于时为不可去，必去，则扬子之所知亦已小矣。
太古
太古之人不与禽兽朋也几何？圣人恶之也，制作焉以别之。下而戾于后世，侈裳衣，壮宫室，隆耳目之观，以嚣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皆不得其所当然，仁义不足泽其性，礼乐不足锢其情，刑政不足网其恶，荡然复与禽兽朋矣。圣人不作，昧者不识所以化之之术，顾引而归之太古。太古之道果可行之万世，圣人恶用制作于其间？必制作于其间，为太古之不可行也。顾欲引而归之，是去禽兽而之禽兽，奚补于化哉？吾以为识治乱者，当言所以化之之术，曰归之太古，非愚则诬。
原教
善教者藏其用，民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不善教者反此，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诚化上之意。善教者之为教也，致吾义忠，而天下之君臣义且忠矣；致吾孝慈，而天下之父子孝且慈矣；致吾恩于兄弟，而天下之兄弟相为恩矣；致吾礼于夫妇，而天下之夫妇相为礼矣。天下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皆吾教也。民则曰：“我何赖于彼哉？”此谓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也。不善教者之为教也，不此之务，而暴为之制，烦为之防，劬劬于法令诰戒之间，藏于府，宪于市，属民于鄙野，必曰臣而臣，君而君，子而子，父而父，兄弟者无失其为兄弟也，夫妇者无失其为夫妇也。率是也有赏，不然则罪。乡闾之师，族酂之长，疏者时读，密者日告，若是其悉矣。顾有不服教而附于刑者，于是嘉石以惭之，圆土以苦之，甚者弃之于市朝，放之于裔末，卒不可以已也。此谓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诚化上之意也。善教者浃于民心，而耳目无闻焉，以道扰民者也。不善教者施于民之耳目，而求浃于心，以道强民者也。扰之为言，犹山薮之扰毛羽，川泽之扰鳞介也，岂有制哉？自然然耳。强之为言，其犹囿毛羽、沼鳞介乎，一失其制，脱然逝矣。噫！古之所以为古，无异焉，由前而已矣；今之所以不为古，无异焉，由后而已矣。
或曰：法令诰戒不足以为教乎？曰：法令诰戒，文也，吾云尔者，本也，失其本而求之文，吾不知其可也。
原过
天有过乎？有之，陵历斗蚀是也。地有过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举有过，卒不累覆且载者何？善复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间，则固不能无过，卒不害圣且圣贤者何？亦善复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惮改过；扬雄贵迁善，皆是术也。
予之朋有过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则曰：“是向之从事云尔。今从事与向之从事弗类，非其性也，饰表以疑世也。”夫岂知言哉？
天播五行于万灵，人固备而有之。有而不思则失，思而不行则废。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复得，废而复举也。顾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财，见篡于盗，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财，向篡于盗矣。”可欤？不可也。财之在己，固不若性之为己有也。财失复得，曰非其财，且不可，性失复得，曰非其性，可乎？
答王深甫书
一
某拘于此，郁郁不乐，日夜望深甫之来，以豁吾心。而得书，乃不知所冀。况自京师去颍良不远，深甫家事，会当有暇时，岂宜爱数日之劳而不顾我乎？朋友道丧久矣，此吾于深甫不能无望也。
向说天民，与深甫不同。虽蒙丁宁相教，意尚未能与深甫相合也。深甫曰：“事君看，以容于吾君为悦；安社稷者，以安吾之社稷为悦；天民者，以行之天下而泽被于民为达。三者皆执其志之所殖而成善者也，而未及乎知命，大人则知命矣。”某则以谓善者所以继道而行之可善者也。孔子曰：“智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又曰：“《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孔子之所谓善者如此，则以容于吾君为悦者，未可谓能成善者也，亦曰容而已矣。以容于吾君为悦者，则以不容为戚；安吾社稷为悦，则以不安为戚。吾身之不容，与社稷之不安，亦有命也，而以为吾戚，此乃所谓不知命也。
夫天民者，达可行于天下而后行之者也。彼非以达可行于天下为悦者也。则其穷而不行也，岂以为戚哉？视吾之穷达，而无悦戚于吾心，不知命者，其何能如此？且深甫谓以民系天者，明其性命莫不禀于天也。有匹夫求达其志于天下，以养全其类，是能顺天者，敢取其号亦曰天民。安有能顺天而不知命者乎？
深甫曰：“安有能视天以去就，而德顾贬于大人者乎？”某则以谓古之能视天以去就，其德贬于大人者有矣，即深甫所谓管仲是也。管仲，不能正己者也。然而至于不死子纠而从小白，其去就可谓知天矣。天之意，故尝甚重其民。故孔子善其去就，曰：“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此乃吾所谓德不如大人，而尚能视天以去就者。
深甫曰：“正己以事君者，其道足以致容而已；不容，则命也，何悦于吾心哉？正己而安社稷者，其道足以致安而已，不安，则命也，何悦于吾心哉？正己以正天下者，其道足以行天下而已。不行，则命也，何穷达于吾心哉？”某则以谓大人之穷达，能无悦戚于吾心，不能毋欲达。孟子曰：“我四十不动心。”又曰：“何为不豫哉？然而千里而见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岂予所欲哉？王庶几改之，予日望之。”夫孟子可谓大人矣，而其言如此，然则所谓无穷达于吾心者，殆非也，亦曰无悦戚而已矣。
深甫曰：“惟其正己而不期于正物，是以使万物之正焉。”某以谓期于正己而不期于正物，而使万物自正焉，是无治人之道也。无治人之道者，是老、庄之为也。所谓大人者，岂老、庄之为哉？正己不期于正物者，非也；正己而期于正物者，亦非也。正己而不期于正物，是无义也；正己而期于正物，是无命也。是谓大人者，岂顾无义命哉？扬子曰：“先自治而后治人之谓大器。”扬子所谓大器者，盖孟子之谓大人也。物正焉者，使物取正乎我而后能正，非使之自正也。武王曰：“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横行于天下，武王耻之。孟子所谓“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不期于正物而使物自正，则一人横行于天下，武王无为怒也。孟子没，能言大人而不放于老、庄者，扬子而已。
深甫尝试以某之言与常君论之，二君犹以为未也，愿以教我。
二
某学未成而仕，仕又不能俯仰以赴时事之会；居非其好，任非其事，又不能远引以避小人之谤谗，此其所以为不肖而得罪于君子者，而足下之所知也。往者足下遽不弃绝，手书勤勤，尚告以其所不及，幸甚，幸甚。顾私心尚有欲言，未知可否，试尝言之。
某尝以谓古者至治之世，然后备礼而致刑。不备礼之世，非无礼也，有所不备耳；不致刑之世，非无刑也，有所不致耳。故某于江东，得吏之大罪有所不治，而治其小罪。不知者以谓好伺人之小过以为明，知者又以为不果于除恶，而使恶者反资此以为言。某乃异于此，以为方今之理势，未可以致刑。致刑则刑重矣，而所治者少，不致刑则刑轻矣，而所治者多，理势固然也。一路数千里之间，吏方苟简自然，狃于养交取容之俗，而吾之治者五人，小者罚金，大者才绌一官，而岂足以为多乎？工尹商阳非嗜杀人者，犹杀三人而止，以为不如是不足以反命，某之事，不幸而类此。若夫为此纷纷，而无与于道之废兴，则既亦知之矣。抑所谓“君子之仕，行其义者”，窃有意焉。足下以为如何？
自江东日得毁于流俗之士，顾吾心未尝为之变。则吾之所存，固无以媚斯世，而不能合乎流俗也。及吾朋友亦以为言，然后怵然自疑，且有自悔之心。徐自反念，古者一道德以同天下之俗，士之有为于世也，人无异论。今家异道，人殊德，又以爱憎喜怒变事实而传之，则吾友庸讵非得于人之异论、变事实之传，而后疑我之言乎？况足下知我深，爱我厚，吾之所以日夜向往而不忘者，安得不尝试言吾之所自为，以冀足下之察我乎？使吾自为如此，而可以无罪，固大善，即足下尚有以告我，使释然知其所以为罪，虽吾往者已不及，尚可以为来者之戒。幸留意报我，无忽。
答司马谏议书
某启：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复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
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
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
周秦本末论
周强末弱本以亡，秦强本弱末以亡，本末惟其称也。周有天下，疆其地为千八百国，制方伯、连率之职，诸侯有不享者，举天下之众以临之；有不道者，合天下之兵以诛之，自以为善计也。及其弊，巨吞细，盛凭弱，而莫之能禁也，以至于亡，无异焉，强末弱本之势然也。秦戒周之亡，郡而不国，削诸侯之城，销天下之兵聚咸阳，使奸人虽有觎心，无所乘而起，自以为善计也。及其弊，役夫穷匠操锄耰棘矜以鞭笞天下，虽欲全节本朝，无坚城以自婴也，无利兵以自卫也，卒顿颡而臣之。彼驱天下之众以取区区孤立之咸阳，不反掌而亡，无异焉，强本弱末之势然也。后之世变秦之制，郡天下而不国，得之矣，圣人复起不能易也。销其兵，削其城，若犹一也，万一逢秦之变，可胜讳哉？
性论
古之善言性者，莫如仲尼；仲尼，圣之粹者也。仲尼而下，莫如子思；子思，学仲尼者也。其次莫如孟轲；孟轲，学子思者也。仲尼之言，载于《论语》。子思、孟轲之说，盖于《中庸》，而明于七篇。然而世之学者，见一至二贤性善之说，终不能一而信之者，何也？岂非惑于语所谓“上智下愚”之说与？噫，以一圣二贤之心而求之，则性归于善而已矣。其所谓愚智不移者，才也，非性也。性者，五常之谓也。才者，愚智昏明之品也。欲明其才品，则孔子所谓“上智与下愚不移”之说是也。欲明其性，则孔子所谓“性相近习相远”、《中庸》所谓“率性之谓道”、孟轲所谓“人无有不善”之说是也。夫有性有才之分，何也？曰：性者，生之质也，五常是也。虽上智与下愚，均有之矣。盖上智得之之全，而下愚得之之微也。夫人生之有王常也，犹水之趋乎下而木之渐予上也。谓上智者有之，而下愚者无之，惑矣。或曰：“所谓上智得之之全，而下愚得之之微，何也？”曰：仲尼所谓“生而知之”，子思所谓“自诚而明”，孟子所谓“尧、舜先得我心之所同”，此上智也，得之之全者也。仲尼所谓“困而学之”，子思所谓“勉强而行之”，孟子所谓“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此下愚也，得之之微者也。曰：“然则圣人谓其不移，何也？”曰：谓其才之有小大，而识之有昏明也。至小者不强而为大，极昏者不可强而为明，非谓其性之异也。夫性犹水也。江河之与畎浍，小大虽异，而其趋于下同也。性犹木也。楩楠之与樗栎，长短虽异，而其渐于上同也。智而至于极上，愚而至于极下，其昏明虽异，然其于恻隐、羞恶、是非、辞逊之端则同矣。故曰：仲尼、子思、孟轲之言，有才性之异，而荀卿乱之。扬雄、韩愈惑乎上智下愚之说，混才与性而言之。
性命论
天授诸人则曰命，人受诸天则曰性。性命之理，其违且异也，故曰保合太和，各正性命。是圣人必用其道，以正天下之命也。然命有贵贱乎？曰：有。故贤者贵，不贤者贱，其贵贱之命正也。抑贵无功而贱硕德，命其正乎？无憾而寿，以辜而短，其寿短之命正也，抑寿偷容而短非死，命其正乎？故命行则正矣，不行则不正。是以尧舜四门无凶人，而比屋可封，此其行贵贱寿短之命於天下也。降及文王兴，而《棫朴》之诗作，则士不侥幸，而贵贱之命正矣。成王刑措，而《假乐》之诗作，则民不憾死，而寿短之命正矣。以至仁及草木，而天下之命，其有不正乎？其后幽王有圣人之势而不称以德。故君子见微而思古，小人播恶而思高位。《诗》曰：“谋之其臧，则具是违。谋之不臧，则具是依。”夫有德者举穷，不德者举达，则贵贱之命行乎哉？抑小人进用，而刑罚不当，故恶有所容，而善斯以戮。《诗》曰：“此宜无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汝覆说之”。夫是善者杀，不善者或生，则寿短之命行乎哉？此知命非圣人不行也。去周之远，又不明情生于性，分出于命，而有命授分定之说。是以汉、唐之治，亦曰尧舜之治。尧舜以君子治命，下民知分，汉、唐之治，亦以君子知命，下民知分。然曰命与分则同矣，其所以知之则异，岂概于振古乎？振古，圣人行於上者也。所谓君子知命，则侯奉上，卿奉官，士奉制，没而后止。夫然，贵贱寿短，未始不悉以礼义上下也。汉、唐则不然，其间阴阳之术炽，而运数之惑兴，谶纬之说侵，而报应之讹起。其所谓命者，非曰性命也，则命受分定也。所谓行命者，非曰圣人也，则曰冥有所符，默有所主也。朝耕汉陇，暮逾三国之魏；晨藉唐版，夕归五代之梁。此不曰不臣不民，而曰命受分定者，岂不瞽惑与？然亦谁阶之乎？其皆赏罚不当，而德眚无归，民厌其势，而一归於命，悲矣。
名实论上
事有异同，则情有逆顺，故好恶而毁誉不能已。是名生于天下之好恶，而成于天下之贵贱。时之所好，果是也欤？时之所恶，果非也欤？士不顾其伤志害德，随物而上下，故弃世之所恶，而趋世之所好，则天下贵之；弃世之所好，而趋时之所恶，则天下贱之。故曰：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而不善者恶之。是名生于好恶，而好恶之情，未赏辨也。是以近义则行，何众恶之足畏也。远义则止，何众好之能顺也？士有不得乎名，则不急乎为善。故名虽高于其乡，而行不信于发，立其朝而忠不尽于君，是以不实之弊，其所以有者也。然得名而行于世，则所恶而安，故以名为事者，身乐而意放，此名出于人之所甚欲，而得之不辞也。是好名必求胜，必用强。好名则讳过而善不进，求胜则幸人之不及，而徒欲以自见也；用强则过惟恐在己，而善惟恐在人。若然，则争能忌才之士并处于世，而更为强弱。嗟夫！求名所以自厚，适所以自薄；好胜所以自高，乃所以自下。以身徇物，则内轻而外重，非自薄与？信己不足，而求人之必信，非自下与？如能洁其身则全其内，行其志而不求于外，天下归之不为悦，天下去之不为憾，顾天下或违或从，盖无有已，又奚毁誉之可加，而得丧之存怀也？故士无守名之累者，所以得其实。然势不行，法不立，贤者少而不肖者多，纷纶扰攘，布处天下。强者自其己强而乐其善，弱者困于己弱而人乐其有过，此人情之至恶。因其疑心，而有不能以自尽，君子于斯，其可以不察乎？况欲为治则以得人为先，用人则以名实为本，然名实之弊如此，其可以苟取而不慎乎？
名实论中
一乡之人不能辨，则可欺以言；一国之人不能察，则可欺以行；天下之士不能知，则可以欺以名。盖听有所不至，则巧言胜；俗有所不能，则伪行尊；道有所不明，则虚名立。然而巧言虽传，不中理则尚有可辨；伪行虽固，不中义则尚有可察。名不得其实，而欲得其伪，则虽縻岁月、殚思虑，有不能尽之者。故名乱实而欲求其伪，则先王于道未尝存而不讲，于政未尝存而不议也，是亦无所苟而已。然近世之士，矜名而自是，好高而不能相下也，不知自虚所以有取，自下所以有得，故道失而无求，政荒而无问。自知不审，而志欲求问于人，如贩夫之售货，耕人之待获，其役物而失信，要时而丧己，有待于外也如此，是可悲矣。古者明于自得而无所蔽，故常反身而观其实。其能可以为卑，方其居卑则劳而不怨；有志可以用大，方其用大，则安而不矜。故居卑者不愧劳，用大者不易事，远近相维，本末相应，而天下之治毕举。是盖名不浮实，则实不可以妄加，多不可以妄损。故名彻于朝廷公卿大夫之间，而士不遗于穷邦陋壤之远，得之无疑，用之必称，其名非有以欺世也。及至诚之道亡，而天下苟于从事，上无以得下之情，下无以应上之实。名愈高则其诡谲愈多，行愈隆则其养伪文饰愈甚。进退不以诚相怀，利害不以情相收，求欲之心多，而及物之志寡，故其任重则颠覆，任轻则怨诽。是四方之士，其意莫不以天下自任之为患也。奈何随而用之，则有丧而无得，彼皆欲为其大，则将就一二为之小，则天下功薄而不修，业废而不补。盖好名之士众，而去取之计昏，虽有可用之士，莫得而见，疑名足以乱实也。好高而不适于用，虽有所取，而耻事其已能，而务为其所不至，遂亦丧其所长而效不立，此其甚弊也。然而才有余而治其寡，则事举而功倍，才无余而专其多，则智寡而易败，此好名无实必至之势也。今工伎力役犹所不夺也。以伎从利，虽不售，则亦不怨，易业而相为事，惜其业之不专，而忘其势之必取也。故函人不以治弓失，陶人不以治轮舆，巧有所偏，智有所尽，不以其所不习自名而欺世取名也。以力事人者虽不用，终不以其所不能而求役于人，自信其能而有待也。故善于御车者不善操舟，习于用陆者不习于用川。其致力各得其至，而所趋相反，所效不同也。故名实不乱，不如工伎力役。然世之好名，举欲兼天下之能，尽天下之务，意欲与圣人并游于世而争相先后。故天下恃名而不恃实，求胜而不求义，傲侮当世而无所惮，尊隆自许而无所愧然而天下从之，而公论灭矣。是以轩冕爵禄不及善士，而天下无以劝，矫伪浇浮之风起而不可御。其为惑天下也，有甚于此乎？
名实论下
自古深患，莫大于不智，而轻与次之。不智则天下用巧，直道隐而至沦废矣；轻与则天下苟于妄合而幸于偶遇，其俗浮而其行偷也。是天下不明，而名也乱实惟至智则不以理惑，兼众人之所不能明，尽众人之所不能察，观所举则知所志，审所守则知所用，天下至隐之情无所施于上。如此则何名之可加，而何实之可诬？然而智有所强，而不能尽于物，则其可取者益疏，其可弃者益密。是故伪起于动止之间而莫之察，奸出于俯仰之近而莫之辨，至使贪者托名以肆欲，夸者托名以擅权，辨者托名以行说，暴者托名以残物。实不足而名有余，则其为患也如此。事有不容于天下，则大无过于盗国，小无贱于盗货。然盗国之雄，盗货之强，数旅之师，可掩而获，匹夫有勇，则擒而戮。至于盗名之士，则虽有万乘之尊，百里之封，上不敢与为君，师不敢与为友，贵无敢骄而礼无敢亢，悻悻然尝恐天下以失士而议己也。故盗名之士，无王公之尊，命令之重，而屈人之势，移人之俗，盖善为奇言异行，以为高世特立之人，以惊骇愚俗之耳目。是以合徒成群，而天下俗尚。责其效，则官学不足以成业，从政不足以经世。然公卿大夫无以窥其非，而国人士民无以措其议，名出于人上，而有以伏其心故也。盖求名有获，则利亦随至。故志于禄则伪辞以养安，志于进则伪退以要宠。世之人不知求其心，而徒得其迹，则天下称之而不衰，弥久而弥盛。使好名之俗成，而比周党起。安坐而观，则莫知其志之所在。虽能摧众口之辨，屈百家之知，奚足以胜其众、破其伪？故名者天下之至公，而用之以至私；伪者天下之至恶，而处之以至美。故上失于所任，下失于所望。自古乱国者无他，因名以得人则治，因名以失人则乱。故不智而且轻与，则名实相疑而不明，则有以养天下之大患。然则无实之誉，其可使独推于世而居物之先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