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自天地之合离终始，必有巇隙，不可不察也。察之以捭阖，能用此道，圣人也。圣人者，天地之使也。世无可抵，则深隐而待时；时有可抵，则为之谋。此道可以上合，可以检下。能因能循，为天地守神。
“大意”自从天地之间有了“合离”、“终始”以来，任何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当中都必然会出现缝隙，这是我们不可不留心明察的。要想研究这个问题，就要用“捭阖”的方法。能用这种方法的人，就是圣人。所谓圣人，就是能够发现并掌握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人。若生逢盛世，没有缝隙可以弥补、利用，就深深隐藏起来等待时机；一旦世道出现缝隙可资利用，有可乘之机，就开始进行谋划。而用这种道术，可以抵塞、弥补缝隙，辅佐圣君治理天下；也可以抵击缝隙，督查下属。如果能够依据和遵循这种道术去处世，就能成为天地万物的守护神。
古语云：“大智若愚，大巧若拙。”这其实说的是一种很高的人生境界，很多时候，人生中适时地“隐”、适当地“装傻”，反倒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美德。
春秋时期，楚穆王去世后，年轻的楚庄王即位。继位之始，他并未像其他新君上任那样雷厉风行地干一些事情，而是不问国政，只顾纵情享乐。有时带着卫士姬妾去云梦大泽游猎，有时在宫中饮酒观舞，整日浑浑噩噩，沉浸在声色犬马之中。每逢大臣们进宫汇报国事，他总是不耐烦地加以回绝，听凭他们自己办理。根本就不像个堂堂一国之君，朝野上下也都拿他当昏君看待。这种情况使得朝中一些忠直的大臣们内心十分着急，许多人都进宫去劝谏，可楚庄王不仅不听劝告，反而觉得坏了自己的兴致，对这些不着边际的进言十分反感。后来干脆发了一道命令：谁敢再来进谏，杀无赦！
就这样过了三年，朝中的政事简直乱成了一团，但楚庄王仍无半点悔改之意。在这期间，他的两位老师斗克和公子燮攫取了很大的权力，斗克因为在秦、楚结盟中有功，但楚庄王没有给他足够的封赏，就心怀怨愤；公子燮要当令尹未能如意，也心怀不忿，二人因此串通作乱。他俩派子孔、潘崇二人去征讨舒人，自己却分掉这二人的家财，并派人刺杀他们。刺杀未果，潘崇和子孔就回师讨伐，斗克和公子燮竟挟持楚庄王逃跑。当他们逃到庐地时，当地守将戢黎杀掉了他俩，楚庄王才得以重回郢都亲政。可是就算经历了这样的混乱，楚庄王仍然不见有什么变化。
大夫伍参忧心如焚，再也沉不住气了，便冒死去晋见楚庄王。进入宫殿一看，只见纸醉金迷，钟鼓齐鸣，楚庄王左手抱着郑国的姬妾，右手搂着越国的美女，案前陈列着美酒珍馐，庭前是轻歌曼舞。楚庄王一看到伍参进来，劈头就问道：“你难道不知道我的命令吗？是不是来找死啊？”
伍参连忙赔笑说：“我哪敢来进谏啊，只是有一个谜语，臣猜了许久也猜不出来，知道大王天生聪慧，特地来向大王请教，也顺便给大王助助兴。”楚庄王这才缓下脸来，说道：“那你说说看。”伍参说：“楚国的高山上有只奇怪的大鸟，身披五彩，气宇华耀，只是一停两三年，不飞也不叫，叫人猜不透，我们实在不知此为何鸟！”当时的人都喜欢说各种各样的谜语，称作“隐语”，这些“隐语”往往有一定的寓意，不像今天的谜语这样单纯，人们多用这些“隐语”来讽喻或劝谏。
楚庄王听完，思考了一会儿，马上回答道：“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此非凡鸟，凡人莫知。”
伍参听后，知道庄王心中有数，非常高兴，就又趁机进言道：“还是大王的见识高，一猜就中。只是此鸟不飞不鸣，恐怕猎人会射暗箭哪！”楚庄王闻言身子一震，随即就命他下去了。
伍参回去后就跟大夫苏从讨论，认为庄王不久即可觉悟。可没想到几个月过去了，楚庄王仍然一如既往，不仅没有改过，还越发不成体统了。苏从见状越发不能忍耐，就闯进宫去对楚庄王说：“大王身为楚国国君，继位三年，不问朝政，如此下去，恐怕会像桀、纣一样招致亡国灭身之祸啊！”楚庄王一听，立刻竖起浓眉，摆出一副残暴的样子，抽出长剑指着苏从的心窝说道：“你难道没有听见我的命令？竟敢辱骂我，是不是想死？”苏从沉着无畏地答道：“我死了还能落个忠臣的美名，而大王却落得个暴君之名。如果我的死能使大王振作起来，能使楚国强盛，我死而无憾！”说完，面不改色，请求楚庄王处死他。
楚庄王等这一刻可谓多年了，于是，他凝神注视了苏从几分钟，突然扔下长剑，抱住他激动地说道：“好哇，苏大夫，你正是我多年寻找的社稷栋梁之臣！”庄王说完，立即斥退那些惊恐莫名的舞姬妃子，拉着苏从的手谈论起国事来。两人越谈越投机，竟至废寝忘食。
而听君一席话，苏从也惊异地发现，楚庄王虽然三年不理朝政，但对国内外大小事宜都非常关心，对朝中大事及诸侯国的情势也了如指掌，而且对于各种情况也都想好了对策。所有的这些，使得苏从不禁激动万分。
原来，这正是庄王的韬光养晦之策。因他继位时十分年轻，朝中诸事尚不明白，也不知该如何处置，况且人心复杂，尤其是若敖氏专权，不摸清底细他更不敢轻举妄动。无奈之下，便想出了这么一个掩人耳目的方法，静观其变。在这三年中，他默默考察了群臣的忠奸贤愚，也测试了人心。他颁布的那道“凡敢劝谏者，死”的命令，也是为了鉴别哪些是甘冒杀身之险而正直敢言的耿直之士，哪些是只会阿谀奉承只图升官发财的小人。如今，三年过去了，他年龄已长，阅历已丰，才干已成，人心已明，也就露出了庐山真面目。
第二天，楚庄王便召集百官开会，重用了苏从、伍参等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大臣，公布了一系列法令，还采取了削弱若敖氏的措施，并杀了一批罪大恶极的罪犯以安定人心。从此，这只“三年不鸣”的“大鸟”开始励精图治，争霸中原，一鸣惊人。
锋芒毕露，咄咄逼人，固然能从气势上压倒对方，从而取得胜利；但韬光养晦，暂时隐藏实力，减低对方对自己的提防与控制，特别是在自己处于劣势时，借此讨好蒙骗敌手，以隐蔽和保护自己，发展壮大力量，伺机待发，往往能取得出其不意的效果。所谓“世无可抵，则深隐而待时”，也即言当世道没有可让人利用的“巇”，不适合施展自己的抱负时，就深隐以等待时机。等到那恰当的时机到来时，则“为之谋”，充分运用自己的智慧大干一场。楚庄王便是善于“深隐而待时”的典范，终于一鸣惊人，争霸天下。因此，适时适当而“隐”，不仅是一种艺术，更是一种真正的人生大智慧。
萧衍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朝梁的开国皇帝。南齐隆昌元年（公元494年），他被任命为宁朔将军，镇守寿春（今安徽寿县）。建武二年（公元495年），因抗击北魏军有功，又被提升为右军晋安王司马、淮陵太守，后又为太子中庶子，领羽林监。建武四年（公元497年），北魏军南伐雍州，萧衍受命领兵赴援，进至襄阳（今湖北襄樊）。同年7月，又被授为持节，都督雍、梁、南秦、北秦四州军事，又兼任辅国将军、雍州刺史，镇守襄阳。
此时，正值齐明帝萧鸾病死，其子萧宝卷继位。萧宝卷昏庸无能，只知终日享乐，朝中大事均由始安王萧遥光、尚书令徐孝嗣等人处理。萧遥光等六人号称“六贵”，此六人整日明争暗斗，互相倾轧，不以国事为重，以致朝中政治异常腐败黑暗。
远在襄阳的萧衍打探到朝中的情况后，便对亲戚张弘策说道：“政出多门，是国家大乱的开始。《诗经》中说：‘一国三公，吾谁适从？’如今国家竟有六贵，这还得了！我已料到他们六贵之间的矛盾一定会激化的，甚至会闹到大动干戈的地步。而襄阳远离国都，正是避祸的好地方。可是我的弟弟们都在都城，恐怕他们会遭受池鱼之殃，我得和我哥哥商议一下。”
不久，萧衍哥哥萧懿由益州刺史调到了郢州任职，萧衍便派张弘策到郢州给萧懿送去一封信。信中大意为：如今六贵争权不休，君臣之间猜忌到一定程度，必将大诛大杀，一旦混乱开始，朝野将土崩瓦解。我们有幸远离京师，领兵外镇，不仅可以保全自身，还可趁机图谋大计。所以我们应趁朝廷还没有猜疑时，将诸弟召集在一起。否则，一旦朝中对我们产生了猜疑，陷在京师的诸弟将走投无路。如今，兄在郢州，控制荆湘；弟在雍州，兵马数万。在此政昏朝乱之际，正好以此为据，图谋大事，如果坐失良机，便悔之晚矣。
萧懿读完信，脸色大变。他不赞同萧衍这样做，怕万一事败会招来灭门大祸。萧衍见哥哥不从，便独自将弟弟萧伟、萧儋迎至襄阳，秘密制造武器，招兵买马，并在襄阳大伐竹木，系舟于檀溪之中，以备将来之用。
而萧懿拒绝了萧衍的邀请后，不久便入朝做了太子右卫率、尚书吏部郎、卫尉卿。永元二年（公元500年），裴叔业、崖慧景聚众发动兵变，萧懿带兵平定了叛乱，为朝廷立了大功。可是他不但没有得到封赏，反而受到猜忌，于当年冬天被杀。
萧懿被杀，既证明了萧衍预见的准确，也为萧衍起兵提供了充足的理由和绝佳的机会。萧衍及时抓住了这个机会，在与亲信密谋周全后，便召集部众，誓师起兵。
萧衍对幕僚们说：“如今昏主恶毒，穷虐极暴，无端杀害朝中贤士功臣，令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为天所不容。你们与我同心协力，共同讨伐昏君。事成之后，你们都是公侯将相，定会大富大贵，我绝不食言！”众人异口同声道：“愿听您的安排。”
誓师之后，萧衍令人把竹木从檀溪中打捞起来，做成战舰千艘。又召集士兵万余人，起兵讨伐萧宝卷。在杀掉萧宝卷后，萧衍立了萧宝融为傀儡皇帝。一年之后，便将之废掉。自己亲登帝位，建立了梁朝。
抵巇术的根本准则就是：“圣人见萌牙城罅，则抵之以法：世可以治，则抵而塞之；不可治，则抵而得之。”而萧衍深刻分析到“政出多门，是国家大乱的开始”，既然六贵都不肯轻易退出对朝中大权的角逐，那他们只能互相排斥、互相攻伐，清除异己，以达目的，这就是可以利用的“巇”，最终获益的就只有坐山观虎斗的萧衍了。此时想弥补“巇”是不可能的了，因为国家已经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必须当机立断地讨伐昏君，清除佞臣，取而代之，破旧立新。如若当断不断，就会反受其乱。
而要想成功地“抵而得之”，则必须具备远见卓识，能看清态势，又能摸透当前的变化，当机立断采取行动，这些都是取得最后成功的必要条件。所以，萧懿的鼠目寸光给自己带来了灭顶之灾，而萧衍的远见卓识则助他成功登上了帝位，“为天地守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