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俄国，正处于一个十分动荡的时代，俄罗斯的前途和命运如何，成了当时知识界普遍关心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引起了托尔斯泰的关切和注意，他想写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来回答这个问题。
1963年夏天，托尔斯泰开始写一部中篇小说，叙述1856年从西伯利亚到俄罗斯本部的一个十二月党人的故事。
由于小说中写到历史事件，作品的规模大大扩充了，出现了亚历山大一世、拿破仑、库图索夫、斯彼兰斯基等那一历史时代的著名人物。要写好这些历史人物，必须广泛地研究那个时代，了解19世纪初叶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原因。
为了获得这类知识，托尔斯泰研究了俄罗斯和外国有关1812年战争的著作。
在写作过程中，托尔斯泰经常不断地作笔记。在莫斯科、在亚斯纳亚·勃良纳、在基辅公路上散步、在和客人围坐喝茶——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用锐利的、好奇的眼光注视着一切，为他的长篇小说写下一些零散的笔记，积累一些原始材料。
有一次，他的新婚妻子塔吉雅娜·别尔斯忍不住问他：
“你老是往你的小本子里记些什么东西呀？”
“记的就是你们。”
“我们有什么可记的呢？”
“这就是我的事了，真实总是有趣的。”他回答。
还有一次，他对妻子开玩笑地说：
“你以为你在这儿是白住的吗？我把你的行动都记下来了。”
确实是这样，他在妻子塔吉雅娜·别尔斯身上找到了《战争与和平》中的女主人公娜塔莎·罗斯托娃的原型——自然而爽直、富有乐观精神的俄罗斯妇女的典型。他还从他的先人和亲属中寻找作品中的人物：如书中的伊里亚·安德烈耶维奇·罗斯托夫伯爵的原型是作者的祖父；彼拉格雅·尼古拉耶夫娜·罗斯托娃的原型是作者的祖母；尼古拉·罗斯托夫的原型是作者的父亲；玛丽雅公爵小姐的原型是他母亲；老公爵尼·安·鲍尔康斯基的原型是他的外祖父；安德烈·鲍尔康斯基公爵的性格，很象作者的哥哥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
不过，托尔斯泰从来不描绘丝毫不改变的肖像。有一个朋友问他：鲍尔康斯基公爵的原型是谁？他在信中回答：
“如果我的全部创作都在于依样画葫芦……我是没有颜面发表出来的。”有一次谈论他的人物姓氏时，他说道：“假如直接根据一个什么真人来描写，结果就根本成不了典型，只能得出某种个别的、例外的、没有意思的东西。而我需要做的恰恰是从一个人物身上撷取他的主要特点，再加上我所观察过的其他的人们的特点，这才是典型的东西。”
在描写战争的时候，作者结合着他曾参加过高加索的战争和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的感受，极力想从“流血、苦难、死亡”中表现真正的战争，而不加任何掩饰。
小说《战争与和平》就是在不断地删改、斟酌中诞生了，小说一出版就受到了各界读者的喜爱，成为世界文学史上一部雄伟壮丽的史诗巨著。
秋菊落英宋仁宗时，22岁的苏轼中了进士后，即以诗、词、文章知名于世。宋神宗时任宰相的大文学家王安石，对他的天资聪颖，才气横溢，也十分赞赏。苏轼少年气盛，又自恃聪明，因而就难免要闹点小乱子出来。
有一年秋天，苏轼从湖州任满回京，到丞相府去拜望王安石。他在书房等了许久，仍未见王安石回来。这时，他忽然发现书案上用砚匣压了一张写了字的素笺，便取出来看，原来是王安石的《残菊》诗，只写了开头两句，墨迹尚未全干。苏轼边看边念：
黄昏风雨打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
苏轼念完之后，暗自想道：“王荆公这首诗太不真实了。菊花其性属火，深秋开放，最耐严霜。它与春天开花的桃、李不同，只会在枝上枯萎，决不会被西风吹落，更不会花落满地，一片金黄。诗中说‘残菊飘零满地金’，岂不是太不切合实际了吗？”想到这里，苏轼诗兴勃发，技痒难熬，就提笔在王安石诗的后面续了两句：
秋英不比春花落，为报诗人仔细吟。
续完后，苏轼又等了许久，仍不见王安石回来，便离开了王府。不久，苏轼就因这两句诗的缘故而被贬为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县）团练副使（执掌地方军事的助理官）。这年重九佳节，好友陈季常来看苏轼，苏轼十分高兴，便邀陈季常同往后园赏菊。
他们来到后园，但见秋菊盛开，景象万千。苏轼触景生情，便与陈季常谈起王安石的《残菊》诗：“王荆公说‘残菊飘零满地金’
，这菊花不比春花，只会在枝头枯萎，哪会落瓣呢？”
谁知陈季常却说：“王荆公的诗有道理，黄州的菊花就是要落瓣的。”
苏轼不信：“我可没有见过落地的菊花！”
话刚说完，突然刮来一阵大风，盛开的菊花纷纷落地，一刹时，满园都是飘落的菊瓣，一片金黄。苏轼看得目瞪口呆，方才明白“残菊飘零满地金”确是事实；自己学识不广，批评王安石是批评错了。从此以后，他就注意仔细观察生活，对自己未弄清楚的事物，决不随便写入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