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显微镜下做复杂的小蜜蜂、小昆虫的解剖实验，一丝不苟，异常精心地取下蜜蜂的头部，再用小刀剖为几块。……他非常严格地要求自己，仍然保持良好的读书和研究习惯，把每天的工作情况一日不漏地记入工作笔记……1860年，达尔文在搜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开始著述第二部主要著作《动物和植物在家养条件下的变异》。这时候，他的身体虽然已经很弱了，但是他以惊人的毅力战胜了病魔，使这本书在七年后出版了。接着，他又用三年时间，写了第三部主要著作《人类的起源和性的选择》。1871年，市场上发售这本书的时候，人们争先抢购，一售而光。
达尔文的论著是建立在可靠的实验基础上的。他经常对别人说：“在我没有实验以前，我是不会愉快的。”为了写成《植物界中异花受精和自花受精的效果》一书，他选择了57种植物，整整花费了11年的试验时间。为了给《人类和动物的情感和表情》的论著提供充分的根据，他从大儿子出生第一天起，就开始“记录了各种表情”，他还喂了“波莉”和“波波”两只小狗，作为观察之用。
到了晚年，剧烈的颤抖、头痛和严重的心脏病威胁着这位科学家的生命，家里的人和朋友都劝他注意休息。但是达尔文却回答：“对于科学事业的热心使我忘却了疾病和赶走了日常的不适”。
达尔文以忘我的劳动，又迎来了《兰科植物》、《攀缘植物》、《食虫植物》、《同种花的异态》、《植物的运动能力》等一系列著作的相继出版。
他兢兢业业地工作着，逝世前一年，还抱病写成了《植物壤土和蚯蚓》。这也是他最后的一本著作了。
死亡终于残酷地逼近了年迈的达尔文。可是，在临终的前两天，他还在病危的呻吟中替儿子记录实验的进展情况。达尔文为献身于科学事业的理想而战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1882年4月19日凌晨四时，伟大科学家达尔文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人们怀着巨大的悲痛，把他安葬在伦敦的牛顿墓旁，享受着英国科学家的最高荣誉。
达尔文的一生，为人类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他不仅将《物种起源》等一系列的科学硕果献给人类，而且也将他的治学精神和工作作风作为后人学习的榜样，献给了人类。
由于当时科学水平的限制和达尔文世界观的局限，在达尔文的著作中也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此外，引起变异的真正原因也并没有解决，这一点达尔文是十分清楚的。他说：“关于变异的规律，我们实在是无知的，我们所能够说明这部分或那部分发生变异的任何原因，恐怕还不及百分之一。”
科学在历史的进程中向前发展。达尔文学说的局限性和错误，逐步得到了后人的补充和纠正。今天，生物学已经发展到了分子水平。人们不仅能更深刻地说明生物进化的原因，而且，不久的将来，还能根据人们的意愿，用遗传工程的方法创造出新的生物类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巴斯德与病菌作战
几十年前，危害人类健康的最大敌人是传染病。
拿十八世纪前后的欧洲来说，虽然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可是对传染病却一无所知，毫无办法。每当瘟疫来临，城镇的街头巷尾，就到处堆积着尸体无人埋葬。孩子们更是不幸了。巴黎孤儿院里的31951个孤儿，在6年间死了25467个。在都柏林，孤儿院的1272个少年儿童，活下来的只有45个。瘟疫和无知、迷信作伴，在整个欧洲到处流行，通行无阻。
现在，人们已经降伏了引起传染病的罪魁祸首——病原微生物了。一百多年来，人们不断地向这些害人的微生物发起进攻，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医学微生物学。
开创这门科学的人，就是伟大的科学家路易·巴斯德。一些迷信的人，怀着感激不尽的心情说：像他这样的人来到世界，天上应该有最美好的音乐相送！
勤学苦干
1822年12月27日，巴斯德生于法国的多尔。他的曾祖父是农奴，父亲是制革工人，母亲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
巴斯德小的时候，是一个很平常的孩子。
那时候，小学老师喜欢把学生分成几个小组，挑选最好的学生来带头高声朗读。小巴斯德多么希望能当上这个带头人，带着大家一块朗读多神气。可是，他一次也没有被选上。
不过，小巴斯德做功课很认真。他总是反复推敲每一道题目的答案，不怕别人讥笑自己脑子慢。等到中学毕业，他终于成了班上的优等生。
21岁那年，巴斯德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在这里，他学习更刻苦了，一上完课，不是去图书馆，就是呆在实验室里，直到毕业。
巴斯德对化学特别有兴趣。他总是想方设法，去听有名的化学教授讲演。他还学习做木工活，学习吹制玻璃瓶子，准备将来自己做特殊需要的仪器。
1857年，巴斯德搬到里尔城去住。他在这里做了许多化学实验。
里尔城的居民有一个古老的习惯，大约在晚上八点，大家就都睡了。自从巴斯德搬来以后，这个小城的夜晚，就不再是一片漆黑了。每天晚上，都从一个窗口透出灯光，并且经常通夜不灭。开始，大家以为出了什么事。后来，他们才弄清楚，原来是巴斯德在做实验。在他的屋子里，到处是瓶子、玻璃管、煤气灯、蒸馏器，还有许多气味难闻的化学药品，一个奇形怪状的烘炉，又乱又臭。
巴斯德这样长年累月地做实验，从头到脚一身污黑，里尔人都说他“疯”了。
勇于创新
当时，法国的发酵工业相当发达。
为什么在甜菜汁里加进酵母，就能发酵成酒精呢？那时的化学家认为，发酵是化学变化。酵母也许是活的生物，但是一经发酵，酵母就死了。发酵是死了的酵母分子在振动，引起甜菜汁分解的结果。
巴斯德不同意这种说法，觉得发酵应该就是活的酵母引起的。
巴斯德要想证明自己是对的，推翻那些化学家的说法，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大家都相信那些名人的主张，谁会相信他这样的无名小卒胡说呢。
巴斯德不怕权威。他想，一定要想办法驳倒他们，让大家心服口服。用什么办法呢？最好的办法是用事实来说话。这样，巴斯德就在里尔开始了酵母实验。
一般说，化学变化比较容易观察和证实。把一种化合物，倒入另一种化合物，很快就能看出变化。要证明发酵是活的生物引起的变化，得有耐性，因为这种变化需要时间，慢得很。
巴斯德把一些酵母液过滤，在过滤液里加了些糖和白灰，然后把它放在烘炉里。
巴斯德是个急性子。他一夜又一夜地不睡觉，不安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想看看到底会有什么变化。他从烘炉里取出一根玻璃管，对着灯光摇一摇，闻一闻。他站着不动，入神地发呆。他把试管扔了，用拳头死劲地捶着桌子，自言自语地说：“一定有一种方法。我非找出来不可。”他思索着：也许是自己太性急了。
巴斯德这样不厌其烦地做呀，做，做了一百多次。最后，酵母液发浑了，变成了灰色，他高兴极了。这说明，酵母是活的，它们在活动呢。
巴斯德和别的化学家不一样，他喜欢用显微镜。那时候，显微镜虽然已经发明了快两百年，可是还很不普遍，一般科学家很少用它，化学家用得更少。
巴斯德小心翼翼地取出一滴发浑的酵母液，放在显微镜下面一看，他的心突突地跳了起来，浑身哆嗦。他看到什么呢？原来，在显微镜底下，那些小小的长圆形的小东西都能活动，它们是活的小生物！
人们使用酵母来发酵已经几千年了。现在，巴斯德用事实证明：甜菜汁发酵成酒精，并不是什么分子振动的结果，而是这些小家伙——酵母菌活动的结果。
恰好就在这时候，有人来请教巴斯德：为什么用甜菜汁有时做出来的不是香味的酒精，而是酸味的酒精呢？巴斯德在显微镜的帮助下，弄清了两种不同的发酵甜菜汁之间的区别。在正常的酒精中，只有小圆球形的小生物；而在变酸的酒精中，却是比小圆球小得多的长条形的小生物。巴斯德告诉做酒精的人，要在甜菜汁中加那种大一些的，圆形的发酵小生物；要是在甜菜汁中发现了那种小一些的、长条形的小生物，就不能要了，趁早倒掉，不要再花力气去干那些没有收获的事。
巴斯德的发现，促进了法国发酵工业的发展。
事实胜于雄辩
巴斯德证明：甜菜汁变酒精是酵母菌活动的结果，它变酸是乳酸杆菌活动引起的。这个结论大家都同意，没有意见。可是，酵母菌和乳酸杆菌是怎样来的呢？人们的看法却很不一样。
当时，流行的看法是“自然发生”说。主张这种看法的人说：这些微生物是自己生长出来的，它们没有父母，要不是这样，它们是从哪儿来的呢？法国的不少科学家，都赞成这种说法。著名医生艾尔蒙甚至说：把一些破烂的碎布和一块干牛奶酪放在一起，不消多久，就能变成一只小老鼠。
巴斯德反对这种说法。他认为，微生物也有它们自己的父母，不可能无中生有，自己长出来。
要反驳艾尔蒙说的变小老鼠的戏法，还是比较容易的，你只消眼睁睁地守着那些破布和牛奶酪，它就怎么也变不出小老鼠来。可是，要反驳那种认为甜菜汁中的酵母菌是自己长出来的，却并不那么容易。因为酵母菌这种小东西，用眼睛根本看不见。要反驳“自然发生”说，得动脑筋。
在和巴斯德进行论战的拥护“自然发生”说的人当中，有一个科学家名叫布歇。他在1858年12月正式向法国科学院提出了一份报告，说是放在空气中的动物和植物，自己能长出微生物。
巴斯德认为，这些微生物不是自己长出来的，而是从空气中进去后，在那里繁殖起来的。他要用实验来证实自己的见解，暂时没有公开反驳布歇，因为证据还不足。
开始的时候，巴斯德用烧瓶做实验。他在烧瓶里装上肉汤，给微生物提供一个生长繁殖的好地方，然后在瓶口塞上棉花。结果，肉汤里不长微生物，因为空气中的微生物被棉花团挡住了；把这团棉花拿去，肉汤里就长出微生物来了。
布歇说，这不行，肉汤里的微生物是有生命的棉花变出来的，并不是空气中的微生物生长出来的。
巴斯德把棉花改成石棉，石棉是没有生命的矿物质，样子像棉花，实验的结果还是一样。可是，布歇却改口说，微生物是肉汤自己长出来的，不是棉花变的，也不是空气里面来的。
这一回，巴斯德不用棉花和石棉，他把肉汤烧开，然后把烧瓶口的玻璃烧红后，把瓶口封死了。这种肉汤不论摆多久，总也长不出微生物来。布歇说，肉汤不通气，所以不长微生物。
这一回，巴斯德又设计了另外一种实验。他自己用玻璃做成一种烧瓶，口子是一条与瓶身成直角的弯曲的小管。这样，管口不用封死，只要把瓶内的肉汤烧开，放很长的时间也不会长微生物。
巴斯德把这种瓶子叫做“天鹅颈瓶”。这种瓶与外界相通，为什么瓶内的肉汤不长微生物呢？原来，肉汤烧开的时候，空气膨胀，把瓶颈中的空气排出去了，等到冷却以后，空气虽然又会回到瓶中去，可是因为空气中的微生物是有重量的，它会像灰尘落到地上那样落到曲颈上，微生物没有腿，所以跑不到瓶里去。
这个实验，使得布歇这些主张“自然发生”说的，一时哑口无言。可是，他们还不服输，反驳说，瓶内肉汤的“生命力”给烧死了，所以长不出微生物来。
巴斯德决定再做一些实验，用充足的事实做依据，好让反对者心服口服。他决定不再烧开肉汤，只用消过毒的肉汤，把它装在天鹅颈瓶中，用火封死瓶口。他想，如果真是空气中会自然发生微生物的话，那么，不论什么地方的空气都应该一样。他带着许多瓶这样的肉汤，来到巴黎天文台，分别在院子里和地下室，小心地把瓶子的颈口夹破，让空气进入瓶内，然后再用火封死。培养的结果表明：在院子里收集的11瓶，都有微生物；而在地下室收集的10瓶，除一瓶稍有混浊外，全都透亮澄清，没有微生物生长。他还趁去休假的机会，用同样的方法，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阿尔卑斯山上收集20瓶空气，经过培养，也都没有微生物生长。
巴斯德的这些实验说明，微生物就像灰尘那样飘浮在空气中。在天文台的院子里，由于来来往往的人多，空气污浊，微生物也多；在地下室，高山下，空气清新，微生物就很少，甚至没有什么微生物。事实胜于雄辩。主张“自然发生”说的人终于销声匿迹。
巴斯德坚持科学，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可是，他得不到经费，不得不用自己的少量积蓄去买设备和化学药品，在楼梯下的阴暗的小房间里做实验。他整天爬进爬出，培养微生物，有时一天要爬一百多次。
巴斯德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实验，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绩。
实践出真知
现在，巴斯德已经是一个知名的微生物学家了。一般人认为，他是万能的神奇人物。碰到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人们就跑去向他请教。
这时候，法国工业碰到一个大难题，这就是葡萄酒和啤酒变酸。酒商们成天愁眉苦脸，毫无办法。
巴斯德已经在研究甜菜汁的发酵中，知道酒精变酸是微生物捣的鬼。啤酒和葡萄酒发酸变坏，可能又是那些小东西在作怪。
巴斯德再次用显微镜，发现酒中确实有些小东西，有的成圆形，有的像长棍。凡是变酸的酒，差不多都有棍状的小家伙，它们繁殖得越多，活动得越厉害，酒就越酸，而在好酒中，就见不到这种细小的生物了。他肯定地对酒商们说，酒里面的那些小小的生物，有的能使酒变香，有的能使酒变酸。
酒商们都不敢相信，觉得巴斯德是在说大话。于是，他们搬来一箱子酒，让他鉴别一下哪些是好酒，哪些是酸酒。巴斯德笑着说：“这很简单，每一瓶酒我只要一滴，不用闻，不用尝，只用显微镜一看，就能鉴别。”
酒商们半信半疑。巴斯德把每一滴酒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凡是只有小圆球微生物的，他判定为好酒；凡是有小长棍微生物的，他判定是酸酒；小长棍越多，他就判断它越酸。
实验的结果，酒商们一个个点头称赞高明。他们要求巴斯德帮他们解决怎样使酒不变酸。
一场新的战斗开始了，巴斯德要制服那些在酒里面生长的棍状微生物。他想到，人们为了防止一些食物变坏，总是把它们烧开。开始时，他也把酒烧开，结果，小长棍微生物的确是不活动了，可是，小圆球微生物也一道给“烧”死了。所以，酒的香味也没有了。
经过不断试验，巴斯德终于摸索出一个最理想的温度，它既可杀死捣乱的小长棍微生物，却又不伤害小圆球微生物。这个温度是50—60℃。他为工业微生物学奠定了基础。
巴斯德的这个发现，使法国制酒工业重整旗鼓，欣欣向荣。后来，许多食品生产部门应用这种方法，也既能保证食品的香郁味道，又不会变质。为了纪念巴斯德提出的这种方法，人们把它叫做“巴斯德氏消毒法”。
就在这个时候，法国又碰到了另一个大难题，这就是蚕丝业面临破产。
法国南部的蚕丝业很发达。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蚕儿不断生病了，不吐丝，不作茧，浑身起棕黑色斑点，并且成批成批死亡。蚕丝业请求政府援助。最后，人们还是纷纷推荐巴斯德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