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沙以其特有的诗风独立于诗坛久矣。在行外人眼中,抒情主义的诗歌若可分为赞美诗与讽刺诗两种——伊沙毫无疑问是属于后者的。他作品中洋溢的反讽情调与批判色彩使之成为现代社会中最后一个讽刺诗人。他也下意识地以人类城市文明的叛逆者自居,追随金斯伯格等西方垮掉的一代嚎叫的声音刻意折磨传统诗歌读者的听觉,并进而摧毁其生硬板滞的精神建筑。这一带有自虐倾向的后现代情绪充分体现在伊沙的代表作《饿死诗人》中——已非讽刺(或自讽)这个词汇所能概括的:“饿死他们,这些狗日的诗人,这些浪费粮食的家伙……首先饿死我,一个用蓝墨水污染地球的杂种。”这种反精神的精神、反崇高的崇高,堪称一个抒情的时代在世纪末面临终结痛苦而悲怆的自我宣言。作为一个诗人,却化爱为恨地仇视自身乃至同类,以背叛最初的信仰而获得最终的皈依——伊沙修炼的方式令我联想到佛教中一重高难的境界:“见佛杀佛,见祖杀祖。”殊途同归,只要修成正果,也罢。当众多诗人将诗歌奉若宗教与圣经,半路杀出个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伊沙,站在异教徒的立场上,化审美为审丑,化美学为丑学(类似于贾平凹的丑石精神:丑到极处即美到极处),营建某种异端的魅力。如果说诗人的集体形象一贯以“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为化身,在他们中间,终于出现了彻底的自我解放者。伊沙离经叛道却问心无愧的游说甚至在向世界证明:古往今来诗人并不真是被缚的,而一直是自缚的,不要同情痛苦的诗人——他们痛苦的原因不是别人造成的,而是自己限制自己获得世俗的欢乐……对伊沙“反潮流”的“造反精神”我是这样客观评价的:诗人作为人类历史中前仆后继的一个种族,既需要迷宫制造者,也需要迷宫摧毁者,每一个世纪积压的文化垃圾都需要秋风扫落叶的清道夫(属特种部队)——以告慰过去以及未来的开拓者。
伊沙反对为稻粱谋而写诗,他也就和所有诗人一样面临物质饥荒,但他或主动或被迫地选择了散文(包括小说)的形式为副业,有了这块不甘寂寞的自留地,足以抗衡世纪末的灾年。他“饿死诗人”的口号完全是危言耸听、吓唬行人的,至少他自己,是饿不死的了。伊沙,文如其人,亦如其诗。如果文章(尤其杂文)可分为“歌德”与“缺德”两派,伊沙同样选择了后者。他的性格太不擅长歌功颂德了(正如他成不了宫廷诗人),却能在讽刺与批判中锋芒毕露——他是风花雪月的世态中难得的有强烈批判意识的文人,“众人皆醉我独醒”。伊沙几乎每篇都带针砭意味的文论或随笔,常常一石溅起千层浪——文体的性质并不明确,许多人只好以“伊沙骂人的文章”相称。伊沙的“口才”(或辩术),模仿鲁迅的风骨。
“杀人者,打虎武松也。”《水浒传》里有英雄的题壁。“骂人者,诗人伊沙也。”——伊沙在写诗、“骂人”之余,居然忙里偷闲写了部叫《江山美人》的小说(据说曾名《光头明亮》)。江山与美人,是他惟独不敢轻视的事物。伊沙由“骂人”而出了“骂名”,这部风格迥异于其往昔的小说或许能帮助我们洞察到这位文坛著名的“骂人者”神秘复杂的精神内幕?读后是否会宽容并理解他“无名之火”的偏执与激烈?
文坛需要伊沙这样的人物——文化生物链里需要食人鲨。据说,猎手的存在,有利于猎物在物种上的进化。文坛“军阀混战”,也总比风平浪静要好——水至清则无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