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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太平庄附近也是徐江的母校——北京师范大学所在地。我那时候就认识这位讲话像说相声的校园诗人了。八年前我从武汉远道而来北京安营扎寨，恰恰是徐江收拾行装准备离开北京的日子——他携带着一个诗人梦先南下广东，继而又回家乡天津了。但是他还把一段爱情故事留在了北京——而我也是这个遥远的轶事的目击者。我猜测徐江的大学时代可能只爱过一个女人，而且发生在他青春的尾声。但仅此一次，也足够荡气回肠了。我依稀能记得穿一袭黑风衣（像北京的蝙蝠侠）的“徐老五”（他读书时的绰号）和一位穿花裙子的爱笑的女孩请客去新街口看电影，我们老老实实而内心不无羡慕地跟在后面。那堪称他清贫的青春岁月里的华彩——甚至会使他那些豪迈的诗歌相比而言显得苍白。
往事不会真正地消亡。徐江在30岁之后写出了他的第一部小说——原名《下着雨》，后来还是勇敢地改为《苹果姑娘》了，好美的名字。我听说后的第一感觉就是：苹果姑娘，是八年前的那一位吗？是穿花裙子且爱笑的那一位吗？我问徐江，他含笑未答。我估计徐江是带着类似于爱情的冲动写下这部书的——即使它不是那个北京爱情故事完整的翻版，但无法避免地保持着那特定的年龄里与梦有关的痕迹。哦，苹果牌的姑娘，走了——却又留下了她的笑声与香型，以及对一位过路的诗人曾经的感动。
徐江是个对美持先天性挑剔态度的批判现实主义者，可他这部青春传记的标题却彻底是唯美的。这究竟代表他审美观的演变，抑或美本身随时代而发生的转折？徐江以小说的形式完成了他对曾经视若宗教的诗歌的记忆与祭奠。他经常自天津乘两小时长途车来北京出差，每次与我聚首时我都发现：他对这座城市有着极其复杂的感情——而这种感情，大多是以回忆的方式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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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真是一个文学青年多如蝗虫的年代啊！”孔卫像退役的老兵般沉浸在战绩辉煌的回忆中。
孔卫，当年中文系的才子，戴深度眼镜，面白无须，然开口说话颇具演讲家的慷慨激昂。大学四年，他先后筹办过近十个校内、校际、跨省甚至有海外关系的文学社，自封的头衔颇多，一会儿是社长、常务副主编，一会儿又是筹委会主任什么的。策划、编辑过黑板报、油印刊物、内部交流资料总计近百万字。只可惜他自己不写东西。他以舍身取义的腔调宣布：“我们这个跨世纪的文学浪潮最需要无私的活动家与理论家！”
孔卫是我们中读名著最多的，从荷马史诗一直到王蒙的《青春万岁》，无一遗漏。每年临近诺贝尔文学奖揭晓的日子，对于孔卫犹如大决战前夕，他面对四处搜集来的一大堆资料苦思冥想：去年是墨西哥的帕斯，今年怎么也该轮到埃塞俄比亚的戈默迪纳了，几内亚的圣瓦当也有戏。这瑞典文学院也太官僚主义了，连联合国都在救济第三世界难民，你们却偏老拿眼睛盯着资本主义国家。诺贝尔的代理人们真该请他去当高参，判断一下怎样合理瓜分老人家的遗产。
孔卫此刻正坐在我面前，他毕业后分在一座中原古城编县志，出差路过我这儿，一副怀才不遇的架势。三十而未婚，我问其原因，他仰天长叹：“时代不同了，愿意为文学而献身的女孩子都绝迹了。而我讨老婆一定要找个同志！”我估计伯牙摔琴时的心情也不过如此。
他走后我旁边的女朋友忽然想起什么：“你们这位姓孔的同学有那么多办文学社的经验，现在干嘛不下海开个小皮包公司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