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床的来历
床是什么？床是睡觉的用具，是家具中的大件。不错，从床的日常使用功能来看，它不过就是件卧具。家具城里林林总总的床，除了材质、工艺和审美上的差异外，似乎并没有太多值得研究、值得大书特书的东西。
然而，当你走进古城苏州被定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退思园北侧的古风园的百床馆，徜徉在这里的上百张中国明清床榻之间，并且静下心来仔细品赏一下这么多造型光怪陆离、图饰想入非非、色彩绚烂缤纷、工艺巧夺天工的明清床榻，你就不会依然认为床仅仅是用于睡觉的简单用具——我国古人对床的理解和重视竟然和当代人有如此巨大的区别；床榻所承载、所包容的思想文化信息竟然如同百科全书般的丰富、深刻。你一定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对数百年前呕心沥血炮制这些人间杰作的明清古人感佩良多之余激发起思古幽情，萌发出探究这些明清床榻来龙去脉的冲动。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此纷繁复杂的器物的产生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可能是突然地在明清二朝出现的，它必然有一个长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这些使人眼花缭乱的明清床榻的前身是怎样的？它的发展演变的轨迹如何？
床作为家具家族中的老大，不仅体魄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的资格最老、历史悠久：
《广博物志》中有神农氏发明床，少昊始作簧床，吕望作榻的记载。《诗经》、《场经》、《周礼》、《左传》和《庄子》等经典作品中都不时出现“寝床”、“卧床”等词。《孟子·万章上》称：“象住入舜宫，舜在床琴。”可见床的历史多么悠久而且深受各代圣贤之重视。
在床榻出现之前，古人是“席地而坐”、“席地而卧”的。处在穴居野处时期的人类，最早、最原始的“床榻”——坐卧用具，应当是出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至中石器时代的“席”。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掘出的编织席实物残片，证明当时的篾条剖片、刮光、编织等加工工艺已经比较成熟。到了距今6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出现了最简陋的“木床”——从出土的新石器时期的许多居屋遗址中都发现经过烧烤、表面光平坚硬的土床、土台。而从出土的该时期的墓葬中的木棺床已经采用榫卯结合的情况来看，死者生前显然已经拥有作为高足家具雏形的低足的木床。
从无足的“席”到矮足的床榻，再到高足的床榻，这种由“低”到“高”的发展，经历了数千年的时间。从无框边的开放式床榻到简单的围栏式、围板式的床榻，再到半封闭、全封闭的床榻，这又经过了数百年的时间。这种由低到高、由开放到封闭的漫长过程，反映了古人物质生活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变化。古人云“饿则思行，饱则思淫”，当人类处在饥不择食的原始生存状态时，“席地而卧”非常自然，作为床榻的“席”，其简便、舒适就已经满足了人们对床榻的基本功能要求；但是，当人类从原始社会逐步发展到封建社会，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制造器物的技术也提高了，特别是贫富分化逐渐明显，富起来的人从物质享受的角度对作为重要生活消费资料的床榻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他们不仅摒弃了“席地而坐”，而且不再满足于造型和制作简陋的床榻。追求床榻的舒适、美观和华贵是他们“饱则思淫”的表现。
2、“人之待物，其最厚者，当莫过此。”
更值得说明的是：具有几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明清古人，由于处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手工业和交通的发展促使各种文化艺术信息得以有效传递，加之统治层对作为重器、大器的床之精心制作持十分鼓励的态度，有的甚至身体力行地亲自动手参与制作（例如天启皇帝便自任工匠，而乾隆皇帝也经常到内务府的皇家作坊中指导家具的制作）。统治层、文化界、艺术界、宗教界、思想界无不将床榻视为宣传其观念、宣泄其情感的重要而特殊的载体。于是，床榻的型制、材质、图案、工艺等便纷繁多姿；种种文化的、艺术的、哲学的、宗教的、政治的、道德的思想信息也纷纷附载到床榻的制作之中。床榻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斑斓杂驳的车队踏过的道路，成为百科全书式的明清社会生态长卷。
明末清初性灵派剧作家、大玩家李渔在著名的《闲情偶寄》中有一段关于“床”的话，淋漓尽致地道出了明清时代的人们对床榻的依恋和重视的程度：
“人生百年，所历之时，日居其半。日间所处之地，或堂或庑，或舟或车，总无一定之在，而寝间所处，则止有一床。是床也者，乃我半生之物，较之结发糟糠，犹分先后者也。人之待物，其最厚者，当莫过此。”
这位才情横溢、学富五车的江南才子竟然表示他对床的厚爱超过结发之妻，足见床的位置在古人心中有多么重要；足见床的涵义远不限于作为卧具的简单的物理功能。
3、床是中国大文化的镜子
床是人使用的，也是人创造的。人在最亲密地接触床的过程中不断地创造着床。人的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不可避免地倾注到他的作品——床之中去。正如文学作品中人们常常使用移情手法将人的情感、思想移入景物之中，使景物情感化、思想化。床如李渔所云，作为同人形影相吊，终生厮守的伴侣，作为思想家、梦想者神游时所凭靠之处，自然特别容易被情感化、性格化、思想化。这样，床就成了折射历史上各朝各代、各个阶层的人的当时生活状态、生存面貌的镜子，就好比传说故宫的墙上在特定的气候和光线下会产生逝去宫女等人物的影像，古代床榻必定会像VCD光盘那样刻录下它的制造者、使用者的影像——经过特殊的方式解读其密码，便会使之毕现。
还值得研究的是，在几千年的以儒家为主宰的中国古代社会中，按儒家的观念，床作为行天地之道的场所，其承载的文化思想信息特别强烈和丰富，绝不能等闲视之。古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先生在他的代表作《理想园》里有一个著名的造床的例子。他说有三种床：“第一种是在自然中本有的，我想无妨说是神制造的，因为没有旁人能制造它；第二种是木匠制造的；第三种是画家创造的。”“就神那方面说，或是由于他自己的意念，或是由于某种必需，他只制造出一个本然的床，就是床之所以为床那个理式，也就是床的实体。”而木匠和画家制造的床只是摹仿。撇开柏拉图所谓“神”的理念的唯心主义外壳，其合理的内核在于：“神制造的床”实质上就是原创的床、富于独创性的床，“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式的床。这种“本然的床”不仅体现造床者的意念和造床者创作的必需，而且说明床充分展示着深刻的、复杂的、丰富多彩的造床者的人生百态。
柏拉图们的后代、现代西方的中国古典家具研究者对中国家具大为赞叹，称之为“伟大艺术”。美国中国古典家具学会《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图录》写道：“依现代美学观点，它们极致的艺术性、手工、设计、造型及多样变化的款式至今仍深深震撼着人心。”当然，现代的中国古典家具研究家的目光还不如柏拉图那样深远和富于穿透力，他们尚不能透过中国古典家具“多样变化”的表象而捕捉到其间“本然”的、“实体”的东西，即操纵、控制这种变化的中国大文化；他们尚未能把床作为一面镜子，从中窥见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4、“以宋元断纹小漆床为第一”
我国现当代的中国古典家具的收藏界、研究界是不是已经对明清床榻有了足够的注意和应有的研究和评价呢？回答是十分遗憾的：远远不够，甚至还有不少认识上的误区。
大家知道，近年来由于国泰民安和海内外家具文化的广泛交流，特别是民间文物收藏热和研究热的兴起，形成了以明清家具研究为主的中国古代家具研究的热潮。各种图文并茂、装帧精美的家具类著作争奇斗艳，显示了我国家具研究的繁荣。然而，查阅众多的出版物后，似乎没有关于中国古代床榻的专门著作，而在所有关于家具的作品中，床所占的位置和比例甚少，而且，床榻品种稀缺，彼此互相重复。固然，由于床榻作为木制大件家具，在古代大都置于地面，容易受潮腐烂，在天灾人祸中又不易转移收藏，且易于受损，加之古人受封建迷信思想影响，不使用已故之人睡过的旧床，使得旧床榻难以进入流通领域，因而造成床榻存世量及品种大大少于易于流通、收藏的桌椅等小件家具；这些都是造成家具研究著作中涉及床榻甚少的客观原因——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么。
其实，稍通文墨、略读史籍的中国古典家具研究者不难从古典专著中得知古人特别推崇床榻的信息：处在我国古典家具鼎盛期的明末清初的家具鉴赏大家李渔之所以会对床榻的重要性给予高度的评价，并非个别文人的突发奇想，而是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普遍看法。李渔时代的床榻在几千年逐渐演变的基础上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林林总总、形形式式的极富艺术性、工艺性、哲理性和思想性的床榻如百花齐放、比比皆是，达到了“几榻有度，器具有式，位置有定，贵其精而便，简而裁，巧而自然”（沈春津《长物志》序）的境地。
什么样的床榻才算是上乘之作呢？古人和今人的观点是不一样的。当今家具研究界关于家具评价有个流行的观点：首先看是不是紫檀、黄花梨、鸡翅木、乌木和铁力木等名贵硬木制作的。其次看其结构榫卯是否正宗的“明式”。再就是看是否符合王世襄从造型的风格角度概括出的所谓“简练、淳朴”等“十六品”。毫无疑问，以紫檀木、黄花梨等名贵硬木精工制成的明清家具，才算是家具中的上品，包括床榻也是如此。榫卯结构的科学与否，造型风格的审美效果如何，当然也不失为床榻的评品标准。但是，如果仅仅将评价标准局限于此，正像王世襄先生在《明式家具研究》中所称的明式家具就是材美工良，造型优美的家具，（该书列举的全部床榻均为黄花梨、紫檀木、榉木等硬木素漆制品，风格均符合他所谓的“十六品”），这种评价标准显然是不够科学或失之偏颇的，也是同李渔、文震亨等为代表的明清古人对床榻的评价标准是正相违背的。明清时代的家具研究集大成者文震亨（文徵明之孙）有一段关于床榻的评述既反映出当时床榻丰富多彩的状况，也体现出对床榻的评价标准和研究观点的不拘一格和重在“实体”：
“（床）以宋元断纹小漆床为第一，次则内府所制独眠床，又次则小木出高手匠作者，亦自可用。永嘉、粤东有榻者，舟中携带亦便。若竹床及飘檐、拔步、彩绘、刻字、回纹等式俱俗。近有以柏木琢细如竹者，甚精，宜闺阁及小斋中。”（明末文震亨《长物志·卷六·床》）文中所讲的“小漆”中的“小”的意思是“细”和“精”，而“小木出高手匠作者”，即王世襄先生等极力推崇的黄花梨、榉木等硬木作品。
为什么把“断纹小漆床”推为“第一”呢？年代久远当然是重要的原因，但流传到明代的宋元床榻绝不可能只限于断纹漆床，肯定还有不少“小木出高手匠作者”。那么，“小漆”即精细的漆工艺显然是构成“第一”的特别关键的因素。漆床的珍贵显然包括漆工艺的精湛，但不是仅仅指漆工本身。漆工艺是一种手段，一种工艺形成，一种艺术的载体。用精细的漆工艺制作的床榻肯定描绘着丰富多彩的内容，承载着桌椅等小型家具无法容纳的信息量，例如，罗汉床的围板上用描金、戗金、线勾、彩绘等工艺描绘出整套的人物传奇故事、山水花鸟、楼台亭阁等。因为唯有漆床才能充分施展各种工艺表现方式，表达丰富的内容，而硬木床仅限于木雕手法，其表现画面的精准度、复杂度等能力远不及漆床，所以，文震亨推“小漆”床为第一。尽管他没有详细说明理由，我们可以相信这主要是因为“小漆”床将丰富的艺术内容表现得淋漓尽致，当然漆工艺所包含的巨量人工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受王世襄先生的“狭义”的品评家具标准的影响，《中国古典家具价值汇考》向读者提供了一份“明清家具定级标准评分表”。该表从“年代”、“材质”、“造型结构做工”、“存有量”、“保存状况”五个方面制定评分标准。按这份评分表，“材质满分为30分”、“造型结构做工”等全部人工因素的总和满分才25分。按这个标准，即便是巧夺天工的“断纹小漆”床和极尽创造性能事并耗工巨量的“琢细如竹者的柏木床”，也是绝对不可能和中规中矩的紫檀、黄花梨等“小木出高手匠作者”一比高下。这个标准显然是不适宜的。
5、对明清床榻研究的思考
问题的症结在于从什么角度，以什么眼光来品评家具。上述评分表对于品评桌、椅等小件的家具，从家具制作的角度而言，不无一定的道理和市场可操作性，但对于床，仅仅视之为大件的家具而忽视床所承载的巨大文化信息含量和所凝聚的巨大人工含量，显然是有失科学的，是不公正的，也是和古人如李渔、文震亨等鉴赏家的评价标准南辕北辙的。
众所周知，王世襄先生的《明式家具研究》，从家具匠作的意义上成功地总结了宝贵的经验，其影响波及整个家具收藏界、研究界。但笔者以为，王先生对明清家具所持的“狭义”化、工匠化的研究眼光和方式则多少有点局限了明清家具本身固有的无限丰富性，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明清家具研究的进一步深化——特别是对床榻的介绍和研究。事实上，我们祖先的研究眼光远比我们高明，值得我们借鉴。正如柏拉图认为“木匠制造的床”和“画家制造的床”只是摹仿，仅仅停留在形式的层面上，而真正值得推崇的是处在“实体”层面上的富于无限创造活力的“本然的床”，其所推崇的也正是凝聚了巨大人文信息和艺术心思的东西。例如李渔对器玩的品评，就是不注重材质而是以“制度第一”为标准。所谓“制度”，就是制作的内容、设计、构思、分寸感、精致性、总体效果等的总和，是“心智”的产物：
“粗用之物，制度果精，入于王侯之家，亦可同乎玩好；宝玉之器，磨砻不善，传于子孙之后，货之不值一钱……垒石成狮，伐竹为马，三尺童子皆优为之……有耳目即有聪明，有心思即有智巧……”关键在“耳目”和“心思”的运用，在于“制度”是否“果精”，而不在于材质是“粗用之物”还是“宝玉之器”。
床榻的制作往往熔铸了一批人的“耳目”和“心思”：古人对作为行天地之道并世代相传的重器、大器——床榻的制作极为认真和重视，从取材、下料到策划构思，从总体结构、通盘谋划到局部施工、细节安排，无不尽力请高手参与。床是人的社会地位、身份和品位的标志，无所不用其极。拿绘画作比方，桌、案、椅、几之类有的好比是画家的即兴小品或应酬之作，有的是倾注一定心血的重要作品，但床榻则犹如整张巨幅画或长卷集结册页，无不呕心沥血，处心积虑，代表了画家的最高水平，容纳了巨大的文化、艺术信息，所以一张陆俨少或张大千的小品或中小作品，其市场价往往在几万至几十万，而一张巨幅或长卷、册页集结则可达数千万天价，这绝不是按尺幅的简单比例倍数计算。为什么不能按同样的逻辑和视角来看待家具中的整张巨幅、长卷册页——床呢？
我国的《文物保护法》的配套法律文件《文物藏品定级标准》关于“一级文物定级标准”的总共十四条标准无不强调文物对于历史、艺术、政治、科学、民俗等社会性内容的代表性，即便是“一级文物定级标准举例”中明确“以黄花梨、紫檀……珍贵木材制作、造型优美、保存完好、工艺精良”的明清家具可定一级文物，但同时也确定“明清时期制作精良的装饰家具……或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家具”也可定为一级文物。而后者，对于床榻来说显得尤其适用——明清床榻中藏龙卧虎，特别是明清的断纹漆床对于我们来说就等于文震亨在明末清初所看到的宋之断纹漆床，其中真是有不少货真价实的一级文物。
以上，我们援引明清鉴赏大师对床榻的高度评价，并且对流行的明清家具评价标准提出质疑，古今对照，古为今用，目的是进一步为宣扬明清床榻所代表的深厚的传统文化。我们似乎还不想停留在对明清床榻的赞叹、欣赏和解读：在当今生活水平向小康化迈进的形势下，愈来愈多的先富起来的人群已经具备了观赏和享用具有物质和精神价值的物品，为自己制造作为终身伴侣的精美的大床，继承明清床榻的传统。这已经不是什么梦想。在追求极富个性化、艺术化的床榻潮流中，明清床榻在其中占有显赫的地位。据悉，许多高级宾馆的总统套房和豪华套房内已经使用明清床榻或仿做的明清床榻；一些人已经以收藏并使用明清床榻为自豪。日前杭州西湖博览会上推出一套用海南黄花梨新做的明式家具，被上海一收藏家以1200万元收购，作为自己日常使用，引起轰动。当然，今天制造一流的床榻，未必一定要停留在仿明清的层次，完全可以推陈出新，将传统的文化内容和工艺、技艺手法同时代的、时尚的文化内容和新的工艺、技艺手法互相结合，熔为一炉，制造出富于当今时代特色的床榻，为后人留下一批珍贵的可移动文化遗产：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在几百年后以收藏我们制作的精美床榻为荣为乐——正如我们收藏明清床榻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