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辑（一）
我之见
人性是永恒的文学之魂
——读《蒹葭集》随感
张同吾
正逢新春元日，顾骧先生有新著散文随笔选《蒹葭集》见赠，展卷凝神，我便随他进入了幽长的历史巷道和辽阔的哲学天空，也进入一片优美的艺术园林。《蒹葭集》内容十分丰富，有记人，有忆往，有品艺，有衡文，有序跋，有随感，它的不同凡响之处，是区别于某些散文随笔中那种表象的叙事，那种浮泛的抒情，那种浅显的议论。顾骧写人便切入人的灵魂，忆往便融入深厚的历史感，品艺便道出艺术真髓，衡文便触及文学本质，序跋便升华人文精神，随感便指陈人间真伪。读这样的散文随笔，让人悠然怡然，犹如“细雨轻风二月时，不缘红豆始相思”，也让人感奋兴奋，真是“慰我素心香袭袖，撩人蓝尾酒盈卮”。
顾骧是丰厚的，他是我国60年历史风云和文化流变的亲历者，他又是我国30年时代变革和文学发展的参与者。亲历者多矣，参与者众矣，倘若没有哲人的思辨精神，倘若没有学人的文化视野，倘若没有智者的聪颖灵慧，倘若没有仁者的人格魅力，只能让心灵和面容都随时光老去，而不会有新鲜的历史感悟和审美发现。顾骧，集哲人与学人于一身，集智者与仁者于一身，才能在他丰富的经历和见闻中，辨识历史功罪、窥见人间真伪，富有人类意识，张扬人性光彩。他有幸与周扬、陈荒煤、冯牧、朱厚泽、朱寨、赵朴初、沙千里、鲁彦周、周克玉、于是之、张海迪、王若水、吕恩谊、庞学勤等，都有较密切的交往，他们或文化巨匠，或艺术才俊，或社会名流，其功业和成就早已闻名遐迩，哪怕是轶事轶闻，也早已在社会上不胫而走，该怎样既不表象又不流俗、简约而准确地描述他们？任何重复都显得平庸，任何奇崛都显得卖弄，任何矫饰都显得虚伪。何况人们对其中某些风云人物的看法又有异议，讹传乎？偏见乎？恩怨乎？愚钝乎？谁能一纸而正视听？何况这些人物又是同一段急剧变革的历史岁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只有懂得人创造历史，历史又制约人的因果关系，只有懂得有什么人就会有什么样的历史，而有什么样的历史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人这种内在关系，方能看到人与人的共性，方能识别人与人的差异。
《蒹葭集》中所描述的人物尽管人生道路不同性格也相迥异，却有共同特点，他们都是真实的人而并非虚伪的人。所谓“真实的人”是指具有人性本真的人，所谓“虚伪的人”，也并非都是个人品质使然。顾骧说：当人为地“树起新的权威与偶像，‘万岁’声起，‘红太阳’喷薄而出，作为‘五四’启蒙思想载体的知识分子，受到贬抑，知识遭到鄙弃”（《“克礼复己”的周扬》），“几十年积攒下来的‘左’的思想、观念、习惯和做法，已经深深地烙在历史和社会生活深处，伤害了一个民族的心灵”，就必然会在不同程度上扭曲人的灵魂（《寿筵难再》）。其实，人类文明史的进程，就是呼唤人性复归和人的自觉的过程。顾骧说：“马克思主义继承了人类全部优秀的文化遗产，理所当然地吸纳了近代欧洲先进的人文主义思潮。从《184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形态》至《共产党宣言》等著作，贯穿着人文主义思想，把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作为他们理论的出发点，将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发展作为他们理论的最高命题。”其实，这也应该是世界上一切先进文学，包括社会主义文学的最高命题。历史是以它的进步来补偿它的灾难，“到了八十年代，二十世纪的又一次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狂飙突进，随着人的觉醒，神道主义被唾弃，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人性论，人道主义热，也就势所必然”（《〈晚年周扬〉结语》）。正是从这个核心理念出发，顾骧认为“晚年周扬，是他人生交响乐的一个华彩乐章”，因为“他终于‘克礼复己’，挣脱了镣铐，打破了牢笼”，“走向民间，人性回归，恢复了自己”。不必讳言因为历史的扭曲周扬也曾被扭曲，他也犯错误，但他的可贵之处是在晚年“昂然高举人道主义大旗”，推动着我国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克礼复己”的周扬》）。同样从人性复归和人的自觉这个核心理念出发，顾骧看到荒煤的毫无官气洒脱自然，“宽厚坦诚，平易可亲”，“他不疲倦地精力旺盛地为新时期文学破坚冰、开航道”。他也看到了冯牧“没有任何拘束、任何顾忌和朋友一样交换意见，商量问题、推心置腹，赤诚相见”，也许他还有软弱的一面，但“当‘左’的风浪袭来时，他顶风拒浪，直言抗争，坚持擎着思想解放这杆大旗，理所当然为文友们所拥戴”（《一夕秋风，满城秋雨》）。
《蒹葭集》的思想内核和精神命脉，都是张扬人道主义，讴歌人性魅力，顾骧以此作为衡文品艺的重要尺度。他认为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成功之处，在于“真诚地反思历史，真实地直面人生”，也在于他能够“探求直射人物内心世界的独特表现力，追求叙述的主观性和心理性”，而《古塔上的风铃》是鲁彦周晚年呕心沥血的得意之作，它的成功也在于“以艺术的笔触，透过政治风云变幻，精心塑造几个典型人物，写出他们的历史命运，发掘他们身上潜藏的复杂的人性。它的艺术力量在于提供读者对人物命运与人生价值的思考，对人性、人情的探索”。顾骧认为，革命前辈曾志，正因为有玉洁冰清的人格，她的那本《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才写得那么真实而素朴。同样，由于周克玉的人格魅力和深挚的人情，他的诗才能感人肺腑。周克玉身经百战，却有一颗绵软的心，重访旧战场，他写下了“春泥最恋英雄血，清风年年播芬芳”。顾骧在《蒹葭集》中以大量事例，阐释了一个核心命题：人性是永恒的文学之魂，没有人性美，焉能营造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呢？随着时代发展，将会赋予人性更新鲜更丰富的内涵，开掘不尽，表现不尽，我们的文学作品将会永葆生命的活力和青春的魅力。
我为之惊喜，在《蒹葭集》中有几处关于诗歌和诗人的议论，顾骧先生并非专治于诗，但作为理论大家却深谙诗之真谛。多年来社会上对诗有多种误解，仿佛合辙押韵就是诗，仿佛直白抒情就是诗，仿佛演绎概念就是诗，于是“诗人辈出”，于是平泛之作铺天盖地。有些诗尚且简约凝练，语言也畅达流贯，却是视野狭窄，构思雷同，意象轻浅，境界卑微，缺乏新鲜的审美发现，缺乏诗的意蕴和情韵。顾骧在《蒹葭集·跋》中阐发了他对《诗经·秦风·蒹葭》的钟爱之情，他说：“从儿时在家乡塾中诵读《诗经》起，直到生命的晚秋，‘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一直是我心灵诗意栖息的艺苑。”过去我们“尊崇《诗经》是现实主义文学滥觞，《离骚》是浪漫主义文学源头。削足适履，方纳圆凿，框套无限丰富的文学现象”，其实《蒹葭》的魅力正在于有“千古难解之谜”，“它的多元审美，迷离意蕴，难以捕捉的思绪，亦真亦幻，亦诗亦梦的旋律中，引你遐思无尽，回味绵长”。我们看到大量平庸之作共同的弊病是题旨的单一性，意向的确指性，从而戕害了诗的情韵。鲁迅曾说过，“诗歌不能凭仗了哲学和智力来认识，所以感情已经冰结的思想家，即对于诗人往往有谬误的判断和隔膜的揶揄”。凡是过于务实的人都不会成为诗人，因为他们不会“领会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大苦恼的精神相通”（《集外集拾遗》）。更为可贵的是，顾骧对我国新时期以来新诗发展走向，也有准确的宏观把握，看法都是宽容的、公允的、积极的、确切的，迄今对于诗人、写诗的人和读诗的人，都有启示意义。
顾骧先生，这位江淮秀士，不仅以学识渊博名世，且又以风度儒雅著称。他的散文辞彩缤纷，飘逸而又深邃，让古典美与现代美相交融；他的理论文章大气磅礴，丰盈而厚重。《蒹葭集》时有情韵悠悠，时有思绪激荡，时有理论浓缩，时有认知升腾，给人以多种艺术熏染和多种思想启迪。
原载2009年3月12日
文贵好而不贵多
李建军
中国儒家的士人学而不厌，皓首穷经，向来把知识看得和德行一样紧要，普遍把学问渊博当作君子的标志，将腹笥诗书当作真正的富有。《礼记·儒行》里说：“不祈多积，多文以为富。”《孔子家语·儒行》则教导人们：“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而仁义以为土地，不求多积而多文以为富。”此处的“多文”与文章写作，不能说毫无关系，但主要是指知识的积累和学问的精进。由于儒家先哲的谆谆教诲所产生的效力，长久以来，“多文为富”已经凝定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修身养性的基本理念。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多文”与“知识”和“修养”脱了钩，却将其所指暗自转换为“多写文章”。如此一来，著作等身就被当作一种令人钦佩的成就，卷帙浩繁则是令人赞叹的伟绩，而为了创造这样的成就和伟绩，一挥而就地快写，洋洋洒洒地多写，连篇累牍地多出，就成了普遍的写作方式和写作风气。
到了现代，“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观念，因为“唯美主义”和“纯文学”的稀释，似乎已经不再那么“宏大”了，但“多文为富”的意识依然根深蒂固。“作为文章，其书满家”是韩愈引以为傲的事情，似乎也是现在许多作家追求的目标。某些当代写手盘点自己的成绩，不是说自己今年又出了几部书，就是说自己又写了多少万字。而便于录入、复制、剪贴的电子计算机，则为现代作家提供了便捷，将他们的写作速度提高了好多倍。几十天写一部长篇小说，一年内出几部作品，决不是偶或一见的个别现象。创作总量在五百万字的作家比比皆是，总字数超过一千万的，也大有人在。
然而，一大袋土豆比不上一小粒钻石，同样，一万部《肉蒲团》比不上半部《红楼梦》。判断一篇作品是不是好作品，从根本上讲，要看它是否充满令人陶醉的诗意，是否达到了较高的伦理境界，是否能对人们的内心生活发生积极的影响。一个作家的文学地位，最终决定于其作品的质量而不是数量。唐代的张若虚留存下来的诗作极少，但他仅凭一首《春江花月夜》，就“孤篇盖全唐”，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第一流的诗人；茹志鹃的作品并不算多，但一篇不足六千字的《百合花》，清英雅秀，别具韵致，是任何文学史写作者都不应该忽略的作品；阿城写小说的态度，更是自抑和克制，从数量上看，他可能是当代写得最少的优秀小说家。但是，从质量上看，他的《棋王》等作品却达到了极高的水平，无论语言的精致，还是叙事的练达，比得上他的，还真是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