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的不少文学，一写人性就是欲望、非理性和俗情鄙趣，是享乐、贪欲与私欲，却把人性中精神性、美好光明的一面排除掉。恶俗、变态、淫邪、残暴、叛逆、怪诞、破碎、嬉皮什么都有，却缺乏应有的批判反思能力。许多作品“审丑”能力强而审美能力弱，只津津乐道于感官快乐，使作品气虚命弱。如我手边2007年第3期《天涯》上的一篇写街巷生活的散文《从一栋楼到另一栋楼》，详细描写了自己生存之地的杂乱、肮脏环境：市声喧嚣、混乱无序、处处陷阱，区治保会如何敛财，牙医如何挣钱，摆棋档的如何先输后赢，开饭馆的如何偷情搅生意，卖影碟的如何兜售三级片……每写一景，都免不了要加上些许带色的东西。可以说，文章通篇是在描述红尘扰攘、物欲横流，“街巷沟渠永远流动着物质经过文明后的残液发出的恶臭”，客观详尽地为我们展现了当今社会阴暗、污浊的一面，同时夹杂不少作者消沉之际遇感受，它写欲望，写沉沦，写无聊压抑、平庸的生活，展现五味杂陈“性致勃勃”的社会百态，但却放弃了对人类深层体验的挖掘，没有揭示物质压迫对人性造成的侵蚀与扭曲，作者之精神完全匍匐于物欲主义的气息之中，没有一丝批判反省与审美超越，其随波逐流之客观录写，不足为训。而一些个人化写作、女性主义写作、网络写作和消费性写作，由于沉溺自我，追逐眼前的快感，逃避崇高，拒绝深度，淡化意义，封堵了文学通往社会、历史、思想、人生的追求路径，消弭了文学应有的庄严、深刻、雄浑、悲壮和磅礴大气等风格与品质，抛弃了文学“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公共关怀与社会承担，颠覆了文学张扬审美理想、建构美的王国的本性，其官能化、快餐化、平面化的重复书写，怎能不导致人们的鄙视厌弃？
快感膨胀压倒美感，迷恋快感放弃审美，是伴随着以消费主义为标志的后现代文化思潮对中国当代社会全面浸染而展开的，其间“快适伦理”取代审美理想，市侩哲学、犬儒主义日渐盛行，引起一系列的文化眩惑和价值失重。写作标尺一降再降，可以以丑为美，可以鲜廉寡耻，可以泯灭是非，只要赚钱，只要版税和高回报，其余皆无所谓，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倾向。
讲述这些，不是要人们丢开快感，放弃日常生活的感性体验，而是想提醒作家，在追求欢乐时，别放弃对价值理性的意义追求；在享受人性与生命美好时，莫忘记对神性的精神提升的追求。艺术从来就是人类追求“美”的一种表达，文学从来就担负着创造一种独特审美精神价值的使命，假如有一天艺术不美了，文学不能给人们带来审美享受了，那么它的末日也就来临了。
显而易见，文学创作是以审美创造为目标，还是以追求快感为目标，不光是个情感趣味、写作趣味的问题，更根本的其实是写作立场、追求目标与努力方向的大问题，是两种创作的分野。前者关注美的建构、精神人格的建构和艺术美的陶冶，可望将文学引向健康、博大和深沉；后者关注身体感觉和生理欲念，容易将文学引向病态、轻薄与狂嚣。两者在情调、品位和价值方面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原载2009年4月28日
风暴眼中的鲁迅
段崇轩
据说在自然界的台风、社会的震荡中，都会有一个“风暴眼”，那里往往是平静的、有序的。于是突然想知道，九十年前“五四”运动那一天，鲁迅在干什么？查先生的日记：“四日昙。星期休息。徐吉轩为父设奠，上午赴吊并赙三元。下午孙福源君来。刘半农来，交与书籍二册，是丸善寄来者。”
鲁迅的好友孙伏园（即孙福源）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5月4日，我参加天安门大会以后，又参加了示威游行。游行完了，我便到南半截胡同找鲁迅先生去了，我并不知道后面还有‘火烧赵家楼’的一幕。”“鲁迅先生详细问我天安门大会场的情形，还详细问我游行时大街上的情形，他对于青年们的一举一动是无时无刻不关怀着的。”
这让我有点诧异。鲁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他勤勉地做着教育工作，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并用小说、散文等形式向封建制度和文化作着最猛烈的进攻，呼唤青年一代惊醒起来去“毁坏”“铁屋子”。但面对青年学生的革命壮举、蓬勃而起的文化运动，他不仅没有慨然前往，而是依然如故地过着平静的星期天，在日记中没有留下对这一天的任何记载。“五四”运动的“风暴眼”是一个无形的存在。这一天的李大钊、陈独秀等，自然也没有上街，但他们一定在“暗处”，密切地关注、思考、引导着这场运动。譬如李大钊在第二天（5月5日）就协助《晨报》推出了一个“重磅”栏目：“马克思研究”。我们无法猜想鲁迅那天脑海里经历了怎样的震动和思考，而他那天的日程安排是平淡、有序的，像他此前的无数个星期天，则是确定无疑的。
鲁迅不愿去做广场的“斗士”和“领袖”，而甘愿为旧时代的毁灭和新文化的建设做一些切实的工作。这是他的性格。他从1912年随教育部北迁在部里做一名佥事，到1919年已有七年时间。他兢兢业业地做着本职工作，如在京师图书馆的迁址与建设、拼音文字的推广、历史档案的整理等方面，付出了很多心血。特别是在新文化运动主将们的感召下，不仅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而且积极参与了文学革命，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了大量作品。从1918年5月开始，仅仅一年时间，他就在这份杂志上发表了31篇文字，其中的二十一篇随感录和三篇小说引起了深广的社会反响。小说《狂人日记》是一篇批判封建社会和封建礼教本质的檄文，开创了现代文学白话小说的先河；《孔乙己》表现了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从心灵到肉体的戕害；《药》揭示了底层民众的愚昧麻木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命运。在那些短小犀利的随笔中，鲁迅揭露了“不长进的民族”的种种黑暗与腐败，殷切地期待：“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正如孙伏园说的：鲁迅的作品“已经在青年的心理上起了共鸣，青年们已经接受了他的思想领导”。
作品里的鲁迅与现实中的鲁迅似乎不大相同。我们该怎样理解现实中的鲁迅？
鲁迅在日记中说上午去徐吉轩府上为其父吊唁。这对鲁迅来说是一件重要事情。徐是鲁迅在教育部的同事，生于1870年，年长鲁十一岁。他曾留学日本，对金石、甲骨文等颇有研究，兼任历史博物馆馆长。对这样一位年长且有学问的同事，鲁迅想来是十分尊重、视为相知的。他们常常互请吃饭饮酒，同逛文物市场，相赠各种礼物，鲁迅在购置房屋中徐吉轩帮了大忙。在鲁迅日记里，有关徐的记载就达56次之多，足见关系之密切。对这样一位相知，尊父去世，鲁迅怎么能不前往凭吊，并送上一份礼钱呢？其实鲁迅是一位很重礼节和感情的人。鲁迅的住所离徐吉轩的府上有一段距离，一去一回就是半天时间。那么鲁迅事先知道不知道“五四”这天青年学生集会游行呢？知道。他在5月3日的日记中有“晚上孙福源君来”的记载。孙第二天要去天安门集会，他自然会把这一消息相告。但鲁迅没有去参加学潮，而是去告别了一位老人，因为他深知：“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不做无谓的冒险也是他一贯的主张。
“五四”这天下午，鲁迅寓所里一定充溢着一种喜忧参半的气氛。孙伏园向鲁迅讲述了青年学生天安门集会、游行示威的情况，鲁迅几次“详细”询问具体过程与细节。孙自然会说得多而细，鲁则沉默少言，隔一会儿提一点问题。两位志同道合的朋友，既为青年学生的关心国事奋起抗争而振奋、喜悦，又为学生运动下一步的走向而忧虑，更为反动当局必然会镇压而担心。鲁迅更是双眉紧蹙，一支接一支抽烟。“他怕青年上当，怕青年吃亏，怕青年不懂得反动势力的狡猾与凶残，因而敌不过反动势力”。运动刚刚爆发，来势就这样猛烈，下一步会是什么样子？它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何在？他们一时自然还吃不准。但都会感到这是一个重大而复杂的事件。以致刘半农来访，送交丸善给鲁迅寄来的书籍，也没有冲淡屋里的气氛。就在他们谈话的时刻，数千名学生和群众“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事情正在发生，导致了北洋军阀出动大批军警镇压爱国举动、逮捕三十二名学生的悲剧。鲁迅的担忧已变为现实。
那么，鲁迅日记为什么对“五四”未着一字呢？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如谢泳所言：“我的一个明确感受是鲁迅在日记中从来不记政治事件，更不会把自己对事件的评价写出来，这是鲁迅日记的一贯风格。”确实，鲁迅的日记几近是一种“流水账”，简略、单纯，只记个人活动。当时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如1925年的“五卅惨案”、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等，几乎了无踪迹。第二种是“五四”这个事件刚刚发生，鲁迅还来不及深思，更难以看清它的发展，不知该怎样记、记什么。但就在这空白之处，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不管怎么说，“五四”这一天对鲁迅是重要的。居于“风暴眼”中的鲁迅，上午以一个传统文人的身份追悼了同事老父的去世，下午以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角色，听取、询问了学生运动的发生过程。这倒似乎有了一点象征意味：“五四”文化运动的先驱们，他们一面生活在旧世界，一面置身在新时代；他们一面是青年一代的思想、精神领袖，一面又是一些具体而鲜活的个人。其实这一时期的鲁迅，虽然已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一员，他的作品一出手就显示了强劲的思想和艺术力量，但鲁迅的整个思想精神状态还是低沉、矛盾、悲观的。“五四”运动之后，他在北京安居，生活、工作状况不断改善，创作和学术上有了新的拓展，虽然思想上的“彷徨”并未停止，但精神和心态上变得年轻、刚健起来。因此在“五四”运动六年之后的1925年，当女师大学生掀起同校长杨荫榆斗争的风潮时，他挺身而出，站在青年学生之中，代拟驱杨呈文、发表揭批文章，显示了一位新文化运动主将敢于又善于斗争的主将风采。
原载2009年5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