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辑（二）
我的艺术探索之旅
蔡劲松
我相信人人都怀揣着梦想。这梦想和金钱、地位、权势以及欲念无关，和无时不在的诱惑无关。自从有记忆起，我的每个夜晚几乎都会有梦降临。梦境一直伴随着我的成长。梦境常有两种情况，一是熟睡中的人，真实地拥有了梦中之场景；二是现实中的人，祈望着未来，在想象中累积自己的情感和愿望，幻想自己的思索与理想。其实关于梦境，既属于复杂的心理、生理范畴，也是一个深奥的人生哲学难题。因而，弗洛伊德早在1900年就写了《梦的解析》，从人的精神分析的视角，解剖了梦这一无意识的心理现象，把梦看做是人愿望的满足。这并不是我关注的重点，我念念不忘的是，那些使人不断寻找自我、觉悟心灵、感知未来的梦境，或者说梦想。
如此看来，无论是哪一种梦境或梦想，都是昭示人自身存在的一扇门或一把开启心灵的钥匙。门的两边，一边是世俗社会，一边是精神领地。如何开启这扇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验和不同方式。
对我而言，文学和艺术，是我生长路上的银钥匙。我的祖籍是山清水秀、具有温泉之都美誉的黔东小城石阡。四十年前，我出生在距此数百里的另一个县城松桃。我的名字里有个松字，除了那个特定时代的烙印之外，应该与之有一定关系。今天，松桃在我的记忆里，呈现一片空白，完全是个陌生而神秘的地方——当我还未来得及记事，我们家就迁到离湘西很近的一个公社大兴了。即便是大兴，我并未留下多少深刻的记忆——我曾经在《发现》这篇小说中写道：“今天我翻开中国地图贵州分图，才猛然发现这地方离文学大师沈从文的家乡凤凰县竟那么近，我把大拇指按在地图上，两个地名都沦陷在我的指纹间了。当然那时候我是不可能知道湖南或者凤凰县的，更不知道沈从文为何人。”在这儿长到三岁，父亲就调到武陵山区、乌江之滨的山城思南了。小学的时候，听大人们说起著名的大城市上海有一条马路叫思南路，曾经很是自豪，但直到有一天，我在上海的思南路上散步，也没有考证出此思南与彼思南有何关联。
童年时代记忆的空缺，实际上给了我无限的想象。当然，可能还有一种伤感的成分，或者一种寻找自己身体和心灵起源的成分。那时候我在乌江边看天，总被前面高耸的万石屯山峰和后面的五老峰遮挡了，我像个坐井观天的孩子，经常梦想：天外天，是什么样呢？
梦想是朝着两个方向：过去和未来。1987年，我高中毕业考入西安交通大学自动控制专业，我第一次坐上火车远离魂牵梦绕的家乡，经重庆中转来到古都西安。从此开始我漫长的人生寻梦之旅。
大学时代起，我开始描绘自己的梦想。我的诗歌、小说和散文中的大部分，都是写给故乡、写给那片记忆中的留白的。文学艺术上的收获首先给我带来了心灵的慰藉，当然还有畅快淋漓的抒怀感和成就感。那时我还迷上了摄影，是学校学生摄影学会的负责人，拍摄大量关于故乡与异乡的摄影作品，举办了摄影个展。故乡与异乡，成为我文学和艺术创作中最重要的主题词。大学毕业留校，我握紧文学创作和艺术创作的银钥匙，让寻梦之路向远处延伸。不满足于文学的文字表达，我开始尝试用绘画的艺术探寻方式，感知自在的精神世界和情感思维，包括水墨、油画，以及近两年的雕塑创作。我发现，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文学、摄影及造型艺术，都是相通的，一方面都有各自孤寂的秉性和特征，另一方面，它们可以交头接耳，相互转承起合、相互刺激与欣赏，共同给予我精神上的剖析、建构、拓展和启示。在它们的关照下，我不是孤立的一个人。
十二年前，贾平凹先生曾书写“得自在”三个大字送我。如今，我调到北京工作已逾十年，仍然将这件作品挂于办公室中，这种境界和氛围常常陪伴着我。上世纪末，《延河》文学月刊发表我的小说专辑，约我写创作谈，我用了《自由的知觉》这个标题。自由的知觉，是我文学和艺术创作的应然状态，是我的精神姿态和艺术实践观。
有朋友问我，为什么要创作？我说，因为有梦想。涉及到生存方式、精神体验、世界观、人生观等等，可作一篇很长的文章。也有朋友问我，艺术是什么？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尤其是我这样一个理工科背景的所谓知识分子，没有上过专业美术院校，没有进行过专业美术技巧训练，我不愿去奢谈艺术是什么。回想我的艺术探索之路，我的确不知道确切的艺术是什么，但是，我应该大概知道，艺术，不是什么。艺术不是空中楼阁和西洋摆件，不是物质和金钱，不是轻视和嘲笑，不是规章制度和定义，不是潮流和风格，不是某项发明和某个人的专利——是的，这一点很重要，艺术不是某些人的专利，它可以是人间所有爱的倾洒和表达，可以是宽容和真情，可以是哲学与感性，可以是每个人的生命助推器。
如果一定要说艺术是什么——我想，艺术，是一个人在寻梦旅途中心灵感悟所得景象的自然展现，以及他面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情感迸发与精神良知。
原载2009年7月4日
从慢开始，越来越慢
范稳
我让书中的一个老神父说这句话时，是在礼赞生命的虔诚与坚韧。这样的生命历程一般是有信仰的，和我们通常所过着的那种匆忙而迷乱的生活有大不同。
十年前我开始爱上西藏这片土地，由此进入一种所谓“慢生活”的状态——在西藏各地漫游。我被这片土地所召唤，为它的历史文化所着迷，它是如此的博大精深，又是那样的色彩斑斓。行色匆匆不会知道它的文化底蕴，猎奇探险仅能满足几丝好奇心。它需要你慢下来，甚至停下来，也需要你放弃许多诱惑，就像藏传佛教里教人解脱烦恼。烦恼从何而来？或许就来自我们的步履太快了吧。
我知道许多人把西藏当做自己心目中的圣地，那里的雪山湖泊、草原峡谷，那里的人民和文化，他们都无条件地爱。我也如此，作为一个被现代生活的滚滚红尘几近淹没的俗人，我渴望逃离，渴望和有信仰的人同行，从感知他们的生活方式，到学习他们的历史文化。
从打算为这片土地写书开始，我为自己立下的一条要求就是：必须学会用藏族人的眼光看问题。不能用汉人的眼光去诠释它，且还振振有词地宣称：这就是我眼中的西藏。诚然，每个热爱西藏的人都试图在发现西藏，诠释西藏。但作为一个作家来讲，他的发现和诠释既应该是文学意义的，也必须尊重并敬畏那片土地的历史与文化。
更何况这是一片多元文化并存的大地。多种民族、多种信仰在一个发现者眼前像万花筒般呈现，我看到的是文化与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信仰和信仰的砥砺、坚守，我知道这很精彩灿烂，是一片文学的沃土富矿。可我在开初时，却对它一知半解甚至一无所知。我是一个汉人，没有藏文化背景；我爱这个民族的文化，就像爱它神奇瑰丽的雪山峡谷。但我不是一个普通的旅行者，我为肩负自己的文学使命而来，我渴望被一种文化滋养，甚至被它改变。
惟一的途径便是虚心下来，像一个谦卑的朝圣者那样，走上那条探寻与发现之路。文化背景是先天的，但却是可以去感悟的，可以在村庄和雪山下，在寺庙和教堂里，在青稞酒的浓烈和酥油茶的浓香中，在歌声与诵经声中慢慢地体味。我刚进藏区时，和一群新认识的康巴兄弟喝酒，一般的结局是我醉倒在桌子下，他们还在唱歌跳舞，现在我能自豪地说，我可以和他们一起歌唱、一起醉倒在桌子下了。当我学会把一座圣洁的雪山也像藏族人那样视为神山时，当我能理解并尊重一个村庄的习俗和村人们日常生活中彰显或隐秘的信仰力量时，我方觉得，我正在走进西藏，走近这个民族的历史与传说、神界与现实。
十年来，我为这片神奇的土地写了三部书，构建起自己的“藏地三部曲”。我并不在意在快餐文化时代，这样的宏大叙事不讨好市场，别人走得快，我走得慢，我就以慢来自豪。有闲阶层现在认为慢是一种优雅，在我看来，慢是一种负重，是一种敬畏。我一般是用一年多的时间在藏地周游，再用一年多的时间看书阅读，然后才开始写作，这样每部书都要用三四年的时间。我认为这种缓慢的写作姿态是非常有必要的，藏区的生活总是在我们的想象力以外，更不用说它的历史与文化、民间传奇和神界故事，与我们通常所掌握的文化体系大相径庭。神的世界，有信仰的生活不是我们在都市的书房中便可以揣测的。一个普通藏族老人的一句话，可能会让你有胜读十年书之慨。
写《水乳大地》时我看到的是多元文化的灿烂与丰厚，我写了文化、民族、信仰的砥砺与碰撞、坚守与交融；在《悲悯大地》中我描述了一个藏人的成佛史，以诠释藏民族宗教文化的底蕴；而在即将出版的最后一部《大地雅歌》中，我想写信仰对一场凄美爱情的拯救，以及信仰对人生命运的改变，还想讴歌爱情的守望与坚韧。
2006年的夏天我再次去藏区采访，在跟随马帮连续翻越了两座海拔4000多米的雪山后，我意外地得知在一个高山牧场上有个隐居的藏族台湾老兵，这让我深感惊讶。我开始追寻他的命运轨迹，甚至一直追踪到台湾东部的花莲县——这个藏族老兵在那里生活了三十多年。我在海峡那边看到了一个藏族人别样的人生，以及和我们的国家民族共同承受的命运。我为他坎坷的人生经历而感慨，为他在海峡两岸守望终生的爱情而唏嘘。我原本计划在第三部中重写宗教与宗教间的对话、两种文明的碰撞，但是这场凄美的爱情让我不能不将“大对话”作为两颗真爱之心坚韧守望的时代背景。把握一个时代的特征、认知一个民族的精神特质，需要某些鲜活的点，就像有智慧的人用一个支点便可撬动地球。每一个人的人生命运，都可看作是历史的反映，时代的侧影。在我所熟悉的那条大峡谷里，人们总是试图互相走近，心灵总是渴望相互理解，无论是一种信仰，还是一场爱情，信与不信，爱与不爱，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从此岸到彼岸的过程。它可能间隔着一条深邃的峡谷，一湾浅浅的海峡，甚至是一条文化的鸿沟。我相信大多数人需要看到的是：人们如何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