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近清明，倍思故人。江晓天同志离世已半年了，一直想写些文字缅念这位老领导、我心中的老师，但思绪乱纷纷的，不知从何说起。他走得太突然，李茹同志在电话中一句：“兴叶，老江走了，上午在电梯里……”惊得我瞠目结舌，只是“啊，啊”的不知如何应对，因为之前两天我给李茹的电话中还说过了节便去看他，他的离去一点没有征兆。
我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调入文联理论研究室的，在研究室工作的八九年里，我有幸受到贺敬之、冯牧、陈荒煤等文艺界老前辈老领导的教诲与培养，而直接领导我、帮助我成长的便是江晓天同志。这是我一辈子永远感激的。
老江早年参加革命的历史，他五六十年代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作时做出的杰出贡献（出版了“三红一创”、《李自成》等新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研究室的年轻同志都不太了解，因为他不太在我们面前提起那些往事。他在大家心目中树起的威望，并非凭借过去的辉煌，而是他朴实、真诚又睿智的人格魅力。
对党忠诚、工作认真、生活俭朴，是老江这一代共产党人的共同品质，我亲历的几任领导都给我这样的感受。而在老江身上，我强烈感受到的是他对文学事业的热忱与爱，对同志、特别是对他的属下的关心与爱护。他是一个既有原则，又极有人情味的共产党人。
老江对文学事业的热忱与爱，许多老同志比我了解得多，我只想说说他对我们这些属下的关心与帮助。
记得1980年的春节，他与丁宁、非光等研究室领导挨家挨户给大家拜年。我很感动，感到这真是革命队伍中的优良传统，但也没深想。过了两个月，办公室的同志突然给我二十元钱（当时我们的月工资也就五、六十元），说是经室里研究给你的生活补助。我很奇怪，问为什么，我又没申请。办公室的同志说了，领导们春节看了大家，回来后老江对他们说，看了看大家，兴叶家最穷，什么也没有，要我们关心关心。听了，一股热流登时涌上心头。当时我自认为早年的苦日子已经熬过去了，眼下虽不富裕也不感到困难，只是房子小点，东西少了，也习惯了。没想到老江他们只待了十几分钟就已经看在眼里记在心中，回去还关照了办公室，真是个知冷知暖关心部下的好领导。
八十年代中，我妻子患病要住院开刀。那时，能住上一个好一些的医院，找上一个好的手术大夫很困难。我与妻子又都是游子，在京城无亲少友。一天，无意中在室里谈到这些烦心事，被老江听到了。他马上说，有办法，找刘波。当时我都不知道刘波是谁，能帮什么忙。老江说是作家曲波的爱人、《林海雪原》中小白鸽的原型，一直在卫生系统工作，请她帮忙没问题。于是他便打电话、写信，让我去了刘波大姐家，也第一次见到尊敬的作家曲波。他们十分热情，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妻子顺利地做了手术。记得当时曲波对我说，晓天让办的事，没得说。让我深感他们对老江的情意。
另有一件事也是令人难忘的。八十年代初，为加强研究室建设，要调入些业务骨干，其中有北京市的张维安同志。记得他原是一所中学的老师，在批判“四人帮”、文艺界“拨乱反正”的论战中写了不少好文章。在办调动手续过程中，张突然患病，是癌症。手术出院后还调不调他，上下都有议论，怕调来后旧病复发成为负担。但老江仍坚持原议：调。他认为张是个人才，不能因为有病就弃之不顾。既然我们有过承诺，不管将来如何，组织都得管。张上班后，给大家印象很好，是个德才兼备的好人。不幸的是，一年以后他的病又复发并转移了，大家都非常难过，都想为他做些什么。张几十年来一直要求进步，多次申请入党，因为家庭社会关系等原因没能如愿。研究室支部研究认为，根据张的一贯表现，这个时刻应该是讨论他的最后愿望的时刻了。我们把这想法与老江汇报，老江特别支持，说这事做得对，要赶快抓紧办。当我们做一项项具体工作时，他又主动去跟文联党办讲清情况。于是很快这次申请人缺席的支部大会召开了。记得是老江第一个发言，支持支部讨论接纳张维安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说了他的心情，一是欣慰，二是沉重……那次支部大会给每个参会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每个人都默默地祈祷能在张维安身上发生奇迹，也衷心祝贺他政治生命的诞生，并且都感到自己感情上得到一次净化。会后我们将会议的录音送到了张维安同志的床头……老江对同志的关心，研究室人人都能讲出几件事。例如新来的司机大王是三线返京工人，居住在地震棚般的棚户内，老江了解后马上找文联有关部门协商，争取到一间宿舍；办公室老刘的儿子大龄且有病，是老刘的一块心病，老江又千方百计帮助安排工作……那些事例太多了，在老江身上自然又平常，分外又分内。于是，我渐渐明白了，老江是真正实践着“我们来自五湖四海，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以后我离开了研究室，但他一直关心我的境遇、我的工作。我们虽不常见面，但心是相通的。从八十年代起，我在业余时间也写些短篇小说，那些习作大都先让老江看过。九十年代写完第一部长篇，修改了四五遍，但仍不自信。最后请老江看了，他提了意见，修改后再请他看。他看了决然地说：“行了，就这样，别动了。”那语气那神情我至今难忘。他的判定也给了我自信，以后又断断续续写了第二部、第三部。2005年10月，他在病中又为我阅稿，一个星期读了六七十万字，还详细地谈了意见，这些都让我万分感激。
老江走了，我失去了一位老师、一位兄长，我常常想念他，也添了份孤独，以后遇到烦心事，少了一个听我倾诉的人。最后我想说，写这篇短文，一是在清明时节寄托我的哀思，二也希望文学界能多出现像江晓天那样的好编辑、好领导，那是文学事业之幸，也是文学人之幸。
原载2009年4月4日
怀林斤澜先生：一个晚辈的回忆和追念
张颐武
林斤澜先生去了。
我感到了悲伤，但更多的却是惆怅。那个我们曾经如此真挚地投入了我们的感情、迷恋文字的魔力、探索文学的未知空间、发现现代汉语的新的可能性的时代，那个我们度过了青春时代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已经如此之远了。而林斤澜先生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先驱者和开拓者，也是在那个时代以自己的努力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人。斯人已逝，但过化存神，他的创造精神和温厚性格仍然在给予我们启迪和教益。对于我来说，林先生其实是那个文学的狂飙时代的一个标志、一个象征、一个精神的坐标。
今天的年轻人不太了解林先生和他的写作了，也不会知道当年他对于我们的意义了。林先生当年对于文学的影响是当代文化的重要部分，他的精神和作品属于那个时代，却超越了那个时代而具有了永恒的价值。林先生本人也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他在丰富了自己时代的文学的同时，也给了今天和未来的中国文学特殊的精神遗产。对于林先生来说，他的写作是执著的和坚定的，他的探索和对于人性的体察是深入的，但同时他从来都是寂寞的，包括在他最“红”的八十年代，其实他的写作还是偏于一隅，是真正“小众”的。喜爱他的作品的人从来就不是多数，他也不可能获得公众性的名声和影响，但他却靠着自己并不多的短篇小说，为我们和中国历史的一个关键的时期留下了自己的见证。
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知道林先生的时候，是由于他1978年发表的一篇相当长的短篇小说《竹》，这部小说当时还由电影学院的教授汪岁寒先生改编成了电影，名字也叫《竹》。在当时这部根本没有受到过关注的电影还是有自己独到的试验的。我那时还是一个爱好文学的中学生。这部作品用书信体写成，整个小说就是一个下乡到母亲曾经战斗过的南方竹乡的女儿和母亲的通信。情节不脱当年“伤痕文学”潮流，但其文笔和对水乡竹林的描写还是可以看出作家的情怀和表现力。这里的“竹”被作者写得格外有神采和风致，文笔也有林先生特有的高度凝练和对于文字的考究。有一段写竹子开花就是死亡的段落，到今天还让我记忆深刻。其实林先生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已经是有名的作家，但他真正有影响的作品都是在《竹》之后写出的。九十年代中叶，我为湖南文艺出版社编一部《全国小说奖获奖、落选代表作及批评》（短篇卷），在1978年第一届短篇小说评奖落选小说中惟一选了这篇《竹》，不是为了它的故事，而是为了那一片“竹”和那独特的文笔。
此后，整个八十年代林先生都和他的好友汪曾祺先生一样进入了他们创作的“盛期”。林先生和汪先生一样在应该是创造力最强的青年和中年时代，没有充分展露自己创作才华的机会，他们都是到了将近六十岁的时候才显露了才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前所未有的理解。林先生1981年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的《头像》，写的就是才华被埋没的痛苦和经过了长期压抑后的喷发。这篇小说当年和汪曾祺先生的《大淖记事》一并获奖，开了“新时期”文学的新路径。林先生关于温州家乡的“矮凳桥”故事和具有极为深沉寓意的“十年十癔”系列都是八十年代文学的最重要、也最坚实的收获之一，今天再读仍然并不过时，无论独特的文笔和意象，或是立意和思考，都应和了时代同时又超越了时代。
初次和林先生见面的人，会觉得林先生是个“好好先生”，人情练达，对于世道人心有深刻的理解，为人圆融。汪曾祺先生有一篇写林先生的文章，题目就叫《林斤澜！哈哈哈哈……》，这四个“哈”让人印象深刻。其实林先生是外圆内方，他的个性和思考都有强烈和执著的一面。汪先生的文章就点出了林先生的这一面：“斤澜平时似很温和，总是含笑看世界，但他的感情是非常强烈的。”这种风度其实是古典的，也是一种圆润而坚硬的“玉”的风格，但林先生又是现代的。他对于小说艺术的思考也是非常强烈的。他不断地尝试小说文体的新的可能性，尝试给予小说新的生命，在这方面他是异常执著的。所以，他对于西方来的新理论非常感兴趣，也相当熟悉。他多次和我谈起后现代主义和结构主义等等，也谈过诸如约翰·巴思、冯尼格特、罗布-格里耶这样的作家，他对于这一切丝毫也没有隔膜和厌倦。比起许许多多比他年轻许多的人，他对于新事物敏感得多，也开放得多。这其实不是“趋时”，而是通过对于小说的不断追求达到对于世界不断的新的发现，在这时，他总会和许多新的事物劈面相对，总是要深入到这些事物的深处去探究它内在的奥秘。我那时被许多人视为一个热衷时髦理论的年轻人，但林先生和我谈得来，他对于新的理论有深入而独特的理解，往往能够从感受中悟到新理论的精髓所在。而林先生从小说写作里悟出的理论，其实对我有极大的启发。让我知道，理论和现实不间断地对话才会有阐释的力量。林先生自己也写对于小说的思考，那些文章其实有极高的理论性，也有非常通达的见识。
我想，在中国当代短篇小说的写作中，汪先生和林先生可谓“双峰并峙”。如果说汪先生打开了“抒情”的路径，而林先生则打开了“象征”的路径。两个文坛前辈其实接上了中国现代小说被中断了的传统。汪先生是感性而抒情的，林先生却是沉思而象征的。汪先生的文笔随性冲淡，林先生却是炼字炼句，每一句都有耐人咀嚼的深厚意味。林先生其实是最大限度地开掘现代汉语表达能力的人。他在小说中所做的如同写诗，短小却意象纷披，境界深远。“十年十癔”里面的那些诡异的形象、怪诞的故事其实都是将短篇小说的力度和强度推向极限的作品，这些作品里的“黑色幽默”确实是现代主义的，但它的文笔却接近传统。情景好像是中国的笔记小说式的，但其内涵却充满了内在的“现代”的紧张和吊诡。刘心武先生曾经说林先生的小说是“怪味豆”，正是道出了林先生为旁人不可企及的妙处。他在八十年代那个中国发生剧烈变化的时代，为小说的艺术和中国人对于人性的体察提供了独特的参照，也为当时的年轻写作者开辟了道路，八十年代后期直到九十年代一直持续的“实验小说”的潮流，林先生实开其端。
历来喜欢龚自珍的绝句，其中有一首纪念他的前辈同乡诗人宋大樽的绝句，可以表达我此时的心境：忽作泠然水瑟鸣，梅花四壁梦魂清。杭州几席乡前辈，灵鬼灵山独此声。
林斤澜先生安息。
原载2009年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