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明，1920年出生于湖北孝感市云梦县吴铺镇郭家墩。字灿之，又名郭灿，曾用笔名林露、白野。1939年开始诗歌创作。1941年在重庆主编《诗丛》杂志。1943年在湖北恩施担任《武汉日报》文艺副刊版主编，并主编《诗丛》。1944年在重庆与沙鸥又复刊《诗丛》。他是一位著名的爱国诗人，青年时代就投身于抗日战争。1942年7月，在鄂中抗日前线创作的《假如我战死……》，影响很大：“假如，我战死，我战死，/为了我的碧绿的府河，/和淡蓝的梦泽湖，/姑娘，你莫悲伤，莫悲伤！/假如，我战死，我战死，/母亲啊！我为故乡的山山水水……”建国后，他先在《新民报》《北京日报》担任副刊编辑，后到北京出版社、《十月》杂志任编审。他还兼任多种社会职务：北京作协诗歌散文创作委员会主任、中国音乐学院创研室特约研究员等。他还是我国著名的编辑家，刘绍棠、李学鳌、从维熙等作家、诗人成名时都得到过他的热心扶助。
《晏明山水诗选》是晏明五十五年辛勤耕耘的代表结集，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他在诗歌艺术上的风格和造诣。他写的山水诗清新、绚丽、言简意赅，以熔古典诗词与现代诗于一炉的创作手法，追求诗的形象美、意境美和音乐美，把热爱祖国的一腔激情蕴含在字里行间。在他晚年身体欠佳，怀着对诗的“人老矣，童心在”的追求探索精神，走访了青海高原、桂林、黄山等风景区。
正如诗人刘征于1988年写给他的信中所言：“澄练绮霞胜昔时，风船月屐信神驰。老来益纵生花笔，如画江山如画诗。”晏明老师的山水诗“是以灵魂映射万象，代山川立言”（公木）。他获得台湾金鼎奖的黄山组诗《黄山，奇美的山》（五首），咀嚼人生况味，重哲理感悟，是诗与词完美结合的典范；《九寨沟月夜》《鼓浪屿的早晨》及吐鲁番的《喷喷香的早晨》、敦煌的《莫高窟的创伤》等都柔美绮丽地抒发着诗人的一腔激情。从他诗的特征，我发现有三个层次，亦即三种形式：形、音、意。它充分显示了中国传统美学中诗、乐、画相结合的艺术特质。
晏明说，从童年时就向往高原，被高原所迷惘、诱惑，年轻时代就被青海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深深吸引。他在六十四岁时应邀去青海体验生活，写了《青海湖夜》《青海湖恋情》等优秀诗篇。其中写沱沱河的诗，最使我神往：“假如恋情，如沱沱河，/奔涌着滔滔的血流。/就让我在创口的沿岸，/痛苦地为血流的中止等候。/就让我沉入狂涛的河底，/捧给你沱沱河情爱的激流。/恋情，是欢乐，还是痛苦？/是不是不流血的创口？/云稠，星稠，岁月稠，/沱沱河荡着情爱的飞舟。”由此，诗的意境衍化出的韵味，成为一种人生与情爱的诘问，令人回味和嗟叹！
晏明给公木赠书中写道：“我于1987年（六十七岁），冒险登上海拔6000余米的长江源头，用生命换来这本诗集……”他患有高血压，在长江源头的日子里日日头晕头痛、心慌气短，夜晚难以入眠，随时可能危及生命。但是置身源头，积蓄一生的高原情结，令他将生命置之度外，激情喷涌：“在浩瀚、巍峨的群山、雪峰、冰川、江源面前，我浮想联翩，一切最神圣、最崇高、最纯净、最虔诚、最瑰丽、最富庶、最辉煌、最壮烈、最苦痛、最苍凉、最贫困……的形象，一起涌现在我面前，这就是母亲的高原与雪峰，我们伟大的祖国，母亲啊，我呼唤你，深沉地爱你！我愿为你献出一切！”（诗集《东娥错那梦幻》自序）此时，高原、江源、祖国、母亲，在诗的圣殿中融合为一。以后三年，晏明对长江源头顶礼膜拜之情喷薄难抑，书写下一百多首长江源头诗，集结成《东娥错那梦幻》，成为诗人生命中的一座纪念碑。
山水诗并非仅仅是山水表象的描摹，也不是唯美者的喃喃絮语。晏明主张山水诗是生命的体悟，血脉的律动，人世万象本质的刻写。《东娥错那梦幻》就是诗人用生命写下的山水诗宣言。
晏明老师一生曾创作《三月的夜》《收割的日子》《北京抒情诗》《春天的竖琴》《故乡的栀子花》《花的抒情诗》《一束野蔷薇》《东娥错那梦幻》《高原的诱惑》《晏明山水诗选》《晏明短诗选》（中英文对照）、《青春诗路》等二十多部诗集及诗论专著。他的作品闻名中外，被译成俄、朝、英、日、法、德、意、瑞典等十多国文字，其中有两部获新中国成立三十周年文化部创作奖，组诗《黄山，奇美的山》获台湾两项金鼎奖。
晏明不仅在诗歌创作中颇有建树，他还是一名享誉文学、出版界德高望重的编辑家。他培养的文学青年、编辑出版的书籍难以计数，那种不计功名、甘为人梯的高尚情操为业界广为传诵。他所编辑的《老作家文集》囊括了当时在世的一大批文学大家的经典之作，其中有郭沫若、夏衍、曹禺、巴人、臧克家、刘白羽、周立波、艾芜、郭小川、徐迟、田间等等。这批书籍不仅成为当时学界的一道靓丽风景线，也是文学长河中弥足珍贵的典籍。
晏明老师离开我们两年多了，一直在我们的思念中。
原载2009年5月23日
兰气息玉精神
——悼李子云
顾骧
“到死未消兰气息，他生宜护玉精神”。黄仲则这两句诗，是李子云在评论宗璞大姐作品时引用的。黄仲则《两当轩集》中的这两句诗冰心很喜爱，在《寄小读者》中引用过，我的印象好像还不止一次。如今，作为馨香一瓣，持赠敬奠于子云灵前。
6月10日清晨，急促的电话铃声，传来了金坚范同志的哀告：子云昨晚去世。顿时，一片茫然，悲难自已。怎么会呢？一点预兆、一点预感都没有。一个多月前我们还一起吃过饭呢，两周前我们还通了长长的电话。这些年虽然她心脏不太健康，不时住院。但是她很乐观，见面仍然议论风生。我又一次感到人生的无常。
就在4月底，上海的淮海中路衡山路口，一家西式餐馆，我与她还有徐俊西晤叙。暮春中午，马路两旁的法国梧桐已浓阴蔽日，这里仍是上海市区比较安静的地段。似乎还可以找到当年法租界霞飞路的影子。她的家就在这附近一幢祖传的故宅里。这里存留着较多的老上海气息。
席间，她交我一包材料。她告诉我，上海市档案局向她征集有关夏公的资料；她翻箱倒柜，结果连带找出一批近三十年前我给她的信件。那时，我在北京，她在上海与茹志鹃一起担任《上海文学》杂志副主编（巴老还挂主编之名）。我们通信约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前后有五六年。这批信件有二十多封，虽然我在不少信末叮嘱“请阅后付丙”，但她还是固执地保留了。我感谢她珍藏这一片友情。这批信函，携归旅邸，夤夜展读，往事历历，恍若隔世。返京后我在电话中与她商量：这批信函都是交流那个历史转折时期思想文化领域信息，文坛动态，评文论事，交换识见。我拟交报刊发表，公诸同好。雪泥鸿爪，或可窥时代风云一片。对于有心的文化史家、思想史家、文学史家，或许能作一得之贡。她欣然同意。我们还核对了若干事实。这几天，我正在誊抄、校订这批信函，与她重温往昔的交谈，怎么她就倏然而去了呢？从此，人天睽隔，音断语绝，永无再见之期。蝴蝶梦中，杜鹃枝上，家万里，月三更，子云魂归何处！
与人相处、相交有一个底线。首先得看他在大时代中的作为及立身行事，是对我们国家、人民、社会作出积极的奉献还是相反。我敬重子云的人品与文品。她是新时期那场思想启蒙运动中文学界一员骁将。那些年，《上海文学》作为地方一本文学期刊，十分注重发表理论文章。它的独特见地为人所共知。它在1979年以“本刊评论员”名义发表的、批判“文艺是阶级斗争工具”的文章，具有振聋发聩的震撼力，影响整个文艺界。这篇文章已经载入新时期思想发展史册。这篇文章是在当时上海作协党组书记钟望阳同志支持下写的，望阳同志是大好人，人们都在怀念他。也是在茹志鹃配合下，小周（周介人）协助下，主要由子云执笔写成。“文革”结束，人们批判了“文艺黑线专政论”“文艺黑线论”“三突出论”，下一步怎么办？“拨乱反正”，难道“反正”只是反到“十七年”的轨道上去吗？“十七年”那条路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们都有体验。那条路越走越窄，势难再走下去了。反思文坛，最主要的问题是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即文艺与阶级斗争关系问题。横亘在文艺界头顶上有三条绳索，即“文艺为政治服务”论，“文艺从属政治”论和“文艺是阶级斗争工具”论。这三论不破，文艺很难前进一步。子云以她理论上犀利的识见，首先揭橥了批判“文艺是阶级斗争工具”的旗帜，在全国具有很大影响。这在当时是需要胆量和勇气的。
当然，子云的主要成就还是因为她作为女性评论家，以她清新明丽、行云流水的文字，对女性作家、女性文学敏锐细腻的审美感受，所写的一篇篇女性作家评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文坛上，为人们喜爱，为文学界瞩目。她确实是一位才女，这并非是恭维之词。她是新时期女性文学评论家群的代表。这种历史地位无可争议，为女性评论家所公认。她是中国文学史上女性主义批评的开拓者之一。从上古到近代中国文学，是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学。女性文学只是作为附庸与点缀而存在。专门从事女性文学批评的女评论家更是阙如。直到“五四”，具有现代意义的女性文学方始诞生，中国文学史上出现了第一个女性作家群落，群星灿烂，蔚为大观。可是女评论家群呢？抱歉了。关心女性作家的还是几位男性作家。茅公写出《冰心论》《庐隐论》，鲁迅对萧红《生死场》予以鼓励。冯雪峰评丁玲，傅雷评张爱玲都是有影响的文章。是上世纪第二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春风，催发了新时期女性文学的芳菲桃李。女性作家老少咸集、联袂而至，而且破天荒地出现了女性评论家群落。三十年来，女性文学批评与研究、性别文学批评与研究成绩斐然。老中青几代的女评论家、研究家，卓然有成的，掰手指头数数恐已超过半百。在理论上、学术上超过子云的也大有人在。但是，子云是这个女性文学批评群落形成的“带头羊”，她在实践中形成的独特的风格与个性是罕有可比肩的。她评茹志鹃、王安忆母女，自从茅公用“清新、俊逸”四字评价《百合花》，这似乎已成了茹志鹃创作风格不刊之论。子云自出机杼，发现茹志鹃“在从容外貌下透露出一种内在的不挠的执著与顽强”，拈出了她创作个性的“英气”。在王安忆还是刚刚破壳而出的小鸡雏张开新奇的眼看这个世界时，子云就肯定了她丰富与细腻独特的感受生活的能力。如今已蔚然大家的张抗抗，在她刚崭露头角，在“文革”结束后的文坛上，第一声喊出“爱的权利”而受到不公平指摘与批评的时候，子云挺身而出，拔刀相助，仗义执言，态度鲜明地加以呵护。张洁不到两千字的散文《拾麦穗》，写一个七八岁的丑陋女孩大雁，要嫁给一位卖灶糖的白胡子老头。这个独特的人物关系构思，使许多读者感到“怪”！它的深度，它背后内涵的意蕴，是表达在贫困的、寂寞的社会里一种要求被人疼爱、要求温暖的渴望。它被子云掘发出来了。没有一副懂音乐的耳朵，怎么能欣赏美妙的乐曲呢？对男性作家，她对王蒙与他的作品知之甚深。她与王蒙共同运用一种通讯与对话方式的评论样式，使得她的评论文章充满亲切感。周扬在一次会议上给予称赞和表扬，惹得文学界一些朋友不满，原因是他们对话所谈的一个中篇小说，文学界有不同评价，人们以为周扬是支持这篇作品的。那时气氛还好，作家并不惧怕与意识形态领域高官意见相左而被扣上“反周扬”帽子被打成右派；而周扬觉得他的表扬是对这种有别于以往那种冷漠的八股式、评论家站在作家之上判决式文学批评的“对话”评论的肯定，对于他们所谈的小说，他并未去读。但是，他也只是对人们的误解报以苦笑而已，不以为忤。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台海两岸关系解冻，大陆作家与海外华人作家交往加深，台港及海外华人文学的研究一下子成了充满诱惑的园地。但是子云对台港及海外华人文学研究、评论独树一帜，一枝独秀。她以独特的、敏锐的眼力和识见，对几位著名的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探幽烛隐，品鉴入微，作出令人信服的审美评价。得到他（她）们的认可与赞赏。他（她）们将她视为知音。我在1982年9月3日给她的信中说：“京地一些熟识的朋友谈起你，都希望你多写点评论文章。大家抱有很大期望。有人说，喜欢读你的评论文章，每篇必看。甚至认为你评白先勇的文章，可堪为文学评论范文。人们希望你能成为中国的德·斯泰尔夫人。”
近些年来，子云淡出文坛，但并未淡出社会、生活。我们讨论的是社会的公平与精神的自由。关注的不仅是“民生”，还有“民权”，思考的是现代化道路的艰难与历史的曲折、迷误。只是思考与关注文学未免太窄小了。我们现在已无职业的羁绊。
自沪回京后，我曾给子云一诗：“京申两地路几千，天涯相忆不计年。待到江南秋色好，把盏对月问青天。”
然而，她走了。秋尽江南草未凋时，若再去浦江，叩问苍天，苍天何以作答！
原载2009年6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