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牧之不仅是一个优秀的电影艺术家，也是一个卓越的电影事业家……他探讨电影工业的企业化道路和繁荣电影生产，推动了创作发展的一系列实践，也为我们今天更好地认识电影规律，进行体制和管理改革，探求新形势下社会主义电影事业发展规律的思考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遗产”——引一位学者的话来结束此文吧。
原载2009年8月20日
罗洛：捧出心里的阳光
刘若琴
罗洛叔叔离开他深爱的人间和事业已经十年了。在一个忙碌的社会里，他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可能正慢慢被淡忘。不知为什么我却常常想起他，想起他那温和的笑容，慢条斯理的谈吐和待人诚挚善良的真心。
罗洛叔叔是父亲绿原青年时代的诗友，1955年他在上海、父亲在北京，分别被卷进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直到1979年召开第四届文代会，他们才在北京重新见面，此后近二十年（1998年罗洛叔叔去世），彼此一直保持着真诚的友谊。
父亲丧失写作权利多年后重新提起诗笔，对诗坛不免感觉陌生，而罗洛叔叔对他的恢复写作一直十分关心。记得1982年初《诗刊》发表了父亲的长诗《歌德二三事》，罗洛叔叔很快写信来说：“你的《歌德二三事》已读到，的确有所突破。四十年代，梅兄写裴多菲，着重写人生，你的伽利略写了真理，主要从政治着眼。这篇则写了人、艺术和时代，更有思想深度。而且你专找难题给自己做，在别人写不出诗来的地方发掘出诗来。”《伽利略》是父亲过去写的一首长诗，罗洛叔叔对父亲的理解，增强了父亲继续写诗的信心；同时罗洛叔叔又常常提醒父亲注意休息，不要过度劳累。
罗洛叔叔信中提到的“梅兄”指阿垅老伯，他是“七月”诗派中一位卓有成就的老诗人，因“胡风”案件，1967年瘐死狱中，没有看到冤案平反的一天，也永远不能自己编辑出书了。而罗洛叔叔一平反，就一直多方搜集阿垅老伯的作品，希望让世人早日再读到这位老诗人的诗作。他与耿庸先生共同为阿垅老伯编制的年谱，是一份十分宝贵的历史资料。
还有路翎叔叔，他是一位极有才华的小说家，但二十多年牢狱之灾损伤了他的头脑。“胡风”案件平反后罗洛叔叔尚在青海，尽其所能帮路翎叔叔发表劫后的诗作，希望他能逐渐恢复精神健康。1994年路翎叔叔不幸离去，罗洛叔叔在给父亲的信中说：“翎兄突然辞世，使我感到很突然，也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几天后《羊城晚报》刊登了他写的《遥祭》，其中有这样的文字：“路翎的每部作品，都是具有独特价值的独创性作品。”这一评价浸润着罗洛叔叔对朋友的慧眼和至诚。
平日每看到友人的不幸，他就心里难过，只要能帮上忙，他总努力去做。就我所知，他曾想帮助一位困境中的阿姨解决生活问题；他还在繁忙中多次给受父母政治错案影响遭遇不幸的青年复信，鼓励他们向前看，努力学习，发挥出自己的潜能。罗洛叔叔的良善之心给我留有深刻的印象。通过他和父亲的长期交往，使我进一步了解了他。
罗洛叔叔原名罗泽浦，是家境贫寒的成都人，从小勤奋读书。解放前他念中学，参加进步学生运动，担任成都中学学联执委和《学生报》编辑。1946年考进华西协合大学，继续从事进步的学生运动和文艺活动，两年后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追捕，流亡到上海、江浙一带。1949年正式参加工作，1953年入党，并到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当了一名编辑。1955年反胡风运动的政治风暴，牵涉了不少文化人，时年二十八岁的罗洛叔叔也没能幸免，他于1956年被开除出党，并受到撤职降级处分，1958年又被单位扫地出门去了青海省。
在政治第一的国度里丧失了政治生命，自然很难说有什么前途，采取混饭吃的生存方式无可厚非，但是罗洛叔叔没有沉溺在悲观中，而是将自己一贯的勤奋精神发扬光大努力学习新知识。1964年他调入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后，自学了大学生物专业课程，并在已有的英语、俄语基础上自学德日法等语种，从而担任起翻译、编辑、情报分析三项工作。这时，他不仅创办了《生物学动态》《国外科技资料选译》《生物学译丛》等情报刊物，而且翻译了上百万字的科技资料，如美国学者的专论《西藏及其鸟类》。他撰写的《关于青藏高原国外文献的收集和研究》获青海省自然科学论文奖；其著作《沙俄在我国边境地区的考察活动》成为大学历史系的教学参考书。他还编辑了英汉对照的《青海地名初编》及《生态学新词》等工具书。在新时期，罗洛叔叔还以科学家的身份，参加青藏高原国际科学讨论会。有人问过他，为什么在逆境中还能做出这些成绩？他回答说：“比起革命先烈，我个人的这点委屈又算得什么呢？我很充实，也很乐观，从没有丧失过信念。”在给友人的信里他说得更明白：“二十年来的经历，似乎没有什么可说的，不过就如鲁迅说的那样，把别人用来聊天、喝咖啡的时间，用来读书写字就是了。”
罗洛叔叔在1980年上半年恢复了党籍，上海出版系统要调他回去。从落实政策的角度讲，调他回上海也是正常的，但他却没有立刻走，因为西北地区需要干部。他继续在青海和甘肃工作了三年多，直到1984年大百科出版社再次商调，才更换了工作地点。
在我的印象里，罗洛叔叔调回上海后特别忙，但他仍然挤时间写诗，他实在舍不得放下青年时代就拿起的诗笔：他在列车上写，在汽车上、飞机上写，在招待所微弱的灯光下写，还在上下班的路上斟酌诗句。他写了很多，也想了很多。他认为诗人应该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不美化、也不丑化生活；他认为他的诗作应该保持“自我”，即自己的艺术个性，它是与大海息息相通的一滴水，通过这滴水反映出有典型意义的社会情绪，方能体现一首诗的社会价值。
1990年他调往上海作协工作。在社会上，人们可能视他为“官”，我却没有觉出罗洛叔叔在为人上有任何变化。他来北京开会或出差路过北京，总要抽时间来我家坐坐，依然像过去一样和蔼可亲。我曾问他在作协做些什么，他说他的责任就是为上海的作家服好务。我相信这是他的心里话，也是他的真实作为。据说与他在作协共事的人认为，他是“特别好相处的领导，通达随和宽厚，既坚持原则又尊重别人的意见，决不会为某个具体事情而情绪冲动简单处置。”
万没想到罗洛叔叔会患上凶险的疾病，更没想到这疾病没有与他“和平共处”，而是很快夺走了他的生命。听说他在病榻上还在感叹“责任没有尽完”，还惦记着为那年的水灾捐款。我心中不禁叹息：多好的人啊！对工作勤恳认真，忠于职守；在不同的领域，都能刻苦钻研，做出成绩。对人无不至诚相待，哪怕被汽车撞成骨折住院期间，还在教医护人员学英语。对己则不断地燃烧，哪怕工作再忙，也不甘心放下手中的笔。他集诗人、翻译家、编辑出版家、生物学家于一身，是勤奋而少见的多面手。他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我想也许这就是生命的极致。
早年（1947年）罗洛叔叔写过这样的文字：“我们伸出我们的手，只是给予，不断地给予，捧着我们的心里的阳光。即使这是没有报偿的给予，即使这是不给报偿的给予。我们早知道，这世界是不会以爱还爱的。”罗洛叔叔已经实践了自己当年志在“给予”的诺言，而世界呢，难道世界果真不会以爱还爱吗？
原载2009年8月22日
深深的怀念
——纪念郭小川九十诞辰
樊发稼
今年9月2日，是诗人郭小川诞辰九十周年纪念日。郭小川这个名字，在诗坛曾是一个巨大的存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像我这样的郭小川诗歌的狂热爱好者，所在多有，许多文学青年都深受他的影响。当时在广大青年中产生如此巨大影响的诗人如郭小川者，不多。
郭小川出身于清贫的书香人家，从小深受家学熏陶，骨子里有深厚的传统文化道德基因。他又从小参加革命，成为了一名战士，确立激进的革命理想，在长期不断变化着的现实生活的教育、启示下，锻炼成为一名坚强的战士、成熟的诗人。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与元九书》）。大概郭小川是深谙这一古训的。作为一名纪律严明的战士和忠诚的共产党员，他自觉地、义无反顾地投入每个时期的革命洪流，努力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和主流意识形态紧紧保持一致。但他本质上又是一个善良的中国人，他满身正气，嫉恶如仇。面对一些不理解的人和事，甚至自己对于革命事业的忠诚受到尖锐质疑时，他疑虑，他不解，他郁闷，他困惑，他痛苦，乃至愤怒。作为一位敏锐的具有鲜明个性的诗人，他有自己对于生活、对于人生、对于世界的独特思考，这样的情感、思想必然会表露于他的诗作。这就产生了一种无法回避的“悖论”现象：他白天俨然是一名口诛笔伐的批判斗士，夜晚在家中，面对素洁的稿纸，提起笔，他又是一位人情味十足、悲天悯人、柔情的诗人。考查一下他的《深深的山谷》《白雪的赞歌》等爱情题材的读来荡气回肠的动人诗篇，以及展开广阔思想空间、对社会和人的生命作出深邃哲学思考的《望星空》，乃至题材特异却又十分真实，充满凛然正气、又发人长思的《一个和八个》，是在什么时候、何种情境下创作的，就令我们十分清楚又感慨万端了。
《深深的山谷》始写于1956年底，完成于翌年春节；《白雪的赞歌》写于1957年10月到12月“反右”高潮中；《一个和八个》同样写于1957年“不平凡的日子里”，生前此作未能公开发表，八十年代初由广西电影制片厂改编搬上银幕。《一个和八个》在郭小川作品中是一部相当有分量的重要诗作。
长篇抒情诗《望星空》原是郭小川为纪念建国十周年而作，发表于《人民文学》1959年11月号。《望星空》是郭小川作品中难得的一首诗作，诗人以瞭望茫茫的星空起兴，表面像是赞美星空，实际是采用欲扬先抑和以虚衬实的艺术手法，借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的大意象来歌颂共和国如“大地上的天堂”，激励人们不要因暂时的挫折而“惆怅”“忧伤”，鼓舞人们树立远大理想，积极进取，珍惜短暂人生，努力开创美好未来。诗篇洋溢着对人生的热爱，也渗透着浓厚的宇宙意识和人类的庄严使命感，其主旨无疑是对新生的国家和社会的礼赞和讴歌。一、二两章抒写抒情主人公面对星空的浩叹，那是出自诗人的肺腑的、有关人生、宇宙的超越时空的思绪，显示了强烈的自我意识，对人类的生命现象作了诗意的、隐含忧郁的自我反省，折射出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违反客观规律的“大跃进”造成严峻后果的时代背景，表现了作者对历史挫折的严肃反思，以及革命者对自身生命、意义、命运的深沉思考。只是这种痛苦的反思，未免太隐晦了些，这是当时大背景使然，不可苛求于诗人。
郭小川从1936年十七岁时创作《女性的豪歌》，到1976年五十七岁逝世，写诗时间延续整整四十年。不可否认，他的许多诗篇，都或隐或显地带有写作年代的印迹。他的组诗《致青年公民》曾鼓舞了五十年代多少热血青年，但由于时代境况的发展和变异，这些优秀诗篇，在今天不大可能再产生那样强烈的轰动效应。我们应该历史地理解郭小川这位诗人，科学地评判和认定其作品文学的、艺术的、思想的、美学的珍贵价值。
论说郭小川对于中国新诗的贡献，必然会想到他在新诗题材和艺术形式上的不懈探索和追求。不讲别的，单说他在新诗体式上，就作过多种多样的探索和实验，而且都有佳作留给后世。在诗的“形式”上，他写过非常自由的“楼梯式”，即所谓“马雅可夫斯基体”，如组诗《致青年公民》；也写过具有浓郁的散曲、小令韵味的《祝酒歌》《雪兆丰年》《将军三部曲》；更写过有着明显辞赋色彩的《厦门风姿》《乡村大道》《甘蔗林——青纱帐》《团泊洼的秋天》。郭小川特别注重诗句音韵、节奏的和谐调度和配置，形成一种属于他自己的新的格律。他写的诗，全部押韵，短诗一韵，稍长者以及长诗，则中间换韵，显得灵活、自然、自如之至，非常适于朗诵。《深深的山谷》《白雪的赞歌》句式均齐，大体一节一韵，是叙事诗，却不是说故事，而是唱故事、吟故事；说它们是叙事诗自然不错，但将其界定为故事情节跌宕丰富的抒情诗，我看亦无不可。作品这种浓浓的抒情效果，应该说和作者对音韵、节律的精心营造、掌控和调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毫无疑问，郭小川在题材内容的开掘和诗的形式、技艺等多方面的探索和实验，及其取得的良好效果，昭示了新诗发展的无限可能性。
原载2009年9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