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门窗的房屋是坟墓。城市里的建筑都必须有门窗。却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城市的门窗成了城市的弱点、漏洞和威胁，让城里人提心吊胆，白天不敢大意，夜晚睡不安稳。
自有城市的那一天就有小偷，为什么于今为烈？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偷儿们的伎俩也现代起来，他们通过门窗潜人他人的房屋就如同走平地，像进他们自己的家一样自如。出人的便当使他们贼胆包天，不仅肆意盗窃财物，有时还会强奸妇女、杀人灭口。
关于这类的新闻海了去啦。一传十，十传百，哪儿一出事，就会闹得周围一大片人心惶惶，人人自危。万般无奈，自由的城市人从监狱得到启发，用钢铁将城市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钢板做成防盗门，铁棍做成铁窗。
铁窗——泛指监狱。而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就是监狱，除去没有自由。如果把自己的家装备得在外人看来像监狱，偷儿们也就不敢轻易光顾，即使他们有那种贼胆，也未必有冲破钢铁防护的贼招儿。这下，城里人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每个住宅小区都有自己的院墙，北面一般还要盖上几栋高楼大厦做护卫，门口有栏杆、警卫，对出人人等进行盘查。
人们进人每一栋楼房，必须先要打开通向楼道口的第一道大铁门，楼门洞有多宽多髙，铁门就要有多宽多大，壁垒森严，厚重安全。一天二十四小时都紧锁着，而且是现代牢靠的电子密码锁，开启的方法各式各样，有的用遥控器，有的用大钥匙，有的须站在大铁门外面对着扬声器自报家门，待里面的人对你验明正身，确信你对大楼不构成威胁，才会咣当一声打开大铁门上的小铁门，放你进去。
过了第一道大铁门，各家各户的门口还安装着第二道小一点的铁门，进人的程序和进人第一道大铁门差不多，所以现代城里人的腰上大都挂着一串大钥匙。这就更容易让人联想到在影视作品上看到的监狱看守，屁股后面都挂着一嘟噜大钥匙……有外人想进来自然就更难了，无论想进去找谁，都有一种探监的感觉，紧张兮兮，盘问仔细。进了楼找到你要找的门口，还要站在明处接受主人在暗中进行一番窥探。所有的防盗门上都有一个窥视镜，无论上门者是何许人，主人本可以堂堂正正地开门一看，却偏要偷偷地在门后窥视。防賊反把自己置于偷偷摸摸的境地。
这防盗门上的窥视镜，无疑开启了一个偷窥的时代。城市里曾长时间的热销望远镜，大的路口都有小贩在手臂上、脖子上挂满望远镜，向被红灯拦住的司机们兜售。被关在铁窗里面的城市人，想借助望远镜延伸自己的眼睛，更多地获得看的自由，看到铁窗外面更多的景观，尤其是别的楼里的铁窗后面的情景。
窥视继续扩大。据报载，仅北京市的街头巷尾，就安装了五千多只电子眼，一天24小时监控街道上的人流，和所发生的各种事情。许多大酒店的电梯、楼道乃至房间里，自然更少不了要装上监控摄像头，连国内不少大城市的公交车上也装有电子眼，为防备在车上作乱使坏的家伙。为保护学生们的人身财产安全，有些大学的女生公寓的楼道里也安装有摄像头。甚至在火车站的厕所里、商店的试衣间以及浴室内，也都安上电子眼，目的当然还是为了防贼！
——这就是现代城市人的尴尬，在防贼的同时却把自己的隐私暴露在窥视镜下。
城里人回到家以后，再想看外边的世界就只能通过窥视镜和铁窗，而窥视镜视野狭窄，只能看到鼻子跟前的一点点。至于站在铁窗前向外望去，外部世界全都是铁窗，连草坪都被铁棍的投影切割成小碎块。城里人就是依赖这种被关在铁窗内的不自在和不舒服，获得了一种被囚禁起来的安全感。这就难怪现代人的精神疾患格外多，抑郁症、变态狂……各种稀奇古怪的病症令人匪夷所思。
看上去非常牢固的铁窗，反而造成了现代人的精神脆弱。于是他们就越发离不开铁窗，依赖象征失去自由的铁窗，来获得一种虚妄的安全保证，甚至借铁窗来炫耀自己的财富，将其视为财势的象征。比如实力雄厚的大公司或有钱人家的别墅、豪宅，铁窗会做得更加粗大坚固，甚或给森冷的钢铁加上点花样。而铁窗上的花活越多，就越不协调，更像一种变态。据说一暴富的农民企业家，曾在自家的铁窗上镀金，后来他锒铛人狱，不知是否自备了一副金手铐？
现在的城市建筑里都是一道道铁门外加一扇扇铁窗，如果说进楼的第一道大铁门是防外面的强盗，那么楼内各家各户的防盗门就是防楼内的坏人？楼内住的都是邻居，难道要以邻为盗，各自为战？富裕起来的现代人，成天防备着除自己以外的所有人。心里又怎会不紧张、不孤独？人人心里设防，人人心里像有一座监狱。
但是，监狱被从外面攻破的时候不多，倒是监狱里边闹事的不少。祸起萧墙，监守自盗，家庭解体，争抢财产……可惜，几乎是无所不能的现代人却还没有发明一种能够“防心”的铁门和铁窗——借以防住賊心、花心、妒忌之心、狡诈之心、怨恨之心、歹毒之心等等等等。
天津人爱议论“五大道现象”——由五条大道组成的一片街区，建成近百年来基本还保持着原有的风格，尚能闹中取静，至今仍箅得上是比较漂亮和有特色的地段。可是，在“五大道”之后又建起了许多各式各样的住宅小区，刚建成的时候都挺漂亮，几年下来就变得面目全非，松、散、乱……这是为什么？
比如我居住的小区，两年前刚搬来的时候很整洁，很快就变得一言难尽了。楼前楼后挖沟不止，挖得很快，填的时候很马虎，复原就没有日子了。变电小屋挪来挪去，毁了草坪盖房子，房子建了一半因打官司又停工，到眼下已经跨过两个年头了，草坪毁了房子也没盖成。小区中心地带有很好的两栋高楼，一场官司之后在两楼之间竖起了一道铁栅栏，楚河汉界，老死不相往来，非常刺眼，显得极不协调，即俗话说的：毁了小区的风水。
因此，在提倡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小区里却经常会出现一道格外醒目的风景，那就是“大字报”和“大标语”，并伴随着一场接一场的没完没了的官司：房主和开发商、居民和物业公司、这个开发商和那个开发商、这个物业公司和那个物业公司、房主和房主……忒热闹了，一个小区就能演绎一部春秋战国。
我曾经以为这是自己运气好，摊上了这么一个多事的地方让你长见识。后来听朋友们谈得多了，或到别的小区串门看得多了，原来许多小区的状况都差不多，甚至包括其他城市的住宅小区，也都有着类似的麻烦，上演着内容大同小异的连本话剧。房主们在买房子的时候，每个小区的平面和立体规划图都做得非常好看，极具诱惑力，买房者便很容易疏忽大意，没有拿着这份规划设计图跟开发商到公证处做公证。等到小区的房子卖得差不多了，开发商就开始一点点地改变小区布局，或将草坪掘掉建变电站，或毁一块公共活动区域盖锅炉房，或干脆将留出来准备建广场和喷水池的地方改作他用……“先规划，后破坏”成了某些房地产商的惯技。或许也不能只责怪房产商，先建后拆和乱建乱拆，似乎是我们多年来养成的一种习性。想想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城市可曾消停过？我们的马路可曾干净过？城市建筑更是如此，泥巴灯、干打垒、工人新村、简易楼、大板楼……拆了过时的，再建起过时的，老是赶，老是拆，不停地建，不停地拆。甚至一个领导一个口味，每个领导上任伊始先拆老的，后建新的，这些新的建筑到下一个领导上任时，又变成了该拆掉的过时货。
这股习气非常强大，流风所至不可能不影响到住宅小区，刚建成的时候都比较漂亮，几年下来就又变戒了大杂院，乱拆乱盖，乱堆乱放，垃圾遍地。以前人们都习惯性地怪罪中国人的素质太差，现在应该分析一下，归归类、排排队，看看都是哪些人的素质差，差在哪里，谁该负主要责任。就在我写这篇短文的时候，在我的东窗户7下面，一帮民工又开始在一片空场上挖大坑，一位老太太闯进去横躺在坑里，才迫使工人们不得不停手。四周围着许多人，不知是谁报了蒈，警车“呜儿呜儿”地也赶来凑热闹……我估计很快又有新的大字报和大标语挂出来，一场新的旷日持久的官司也会跟着开场，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我的东窗根底下才能安静下来？
既然写不了东西，就索性下楼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站在人群后面听到不少新鲜词儿，有人骂一些人是“刁民”，有人指责另一些人是“奸商”，有人大声阐述自己的理论，自我防卫是人类最古老的法则，就连地上一条小虫子遭到践踏都会改变方向，要知道房主们已经花钱把这个小区买了下来，小区是属于业主的，哪儿该怎么拆、要建个什么东西，怎么可以不经业主同意就乱来，岂不是欺人太甚？我已经没有在这种乱哄哄、闹嚷嚷的场合争理、辩理的锐气了，也没有这份激情和能量组织群众、动员群众，只能躲在后边偷偷地长见识。但是，在心里还是由衷地赞赏和敬佩这些敢于挑头的人，他们不怕麻烦，不怕是非，积极组织房主们据理以争，维护自己的利益，不惜诉诸法律。
城市里一个个相对封闭的住宅小区，实际上已经取代了过去的“街道”，由业主们民主推选出来的业主代表，也相当于过去政府委派的“街道主任”。管得好的小区，都有热心而公正的业主代表，他们是“公共活动分子”。就像社会需要“公共知识分子”一样，这关系着社会的进步。不就是因为有一批“院士级”的建筑学专家向国务院领导上书，作为北京奥运主会场的“鸟巢”才得以暂停施工，并进行了全面的“瘦身”吗？
还有位41岁的俞孔坚，北大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对中国正在“大搞城市化妆运动”的批评可谓惊世骇俗、人骨三分：“这是一个尽情挥霍的时代，尽情地挥霍着土地、资源、纳税人的钱……用十分之一的钱就可以建同样功能的建筑，它看上去极现代，但不具有现代建筑的本质，没有现代精神，只能是暴发户意识、封建意识的体现。这种意识再与横行中国的城市化妆运动相杂交，就生出了一个个城市景观的怪胎……很多城市都是一个政府大楼，前面一个大广场，一个中轴线……”
茨威格曾为专家下过定义：由于职业关系，应对所有超出常规的计划报不信任态度。俞孔坚的声音恐怕不仅让关心城市建设的人听到了，也让许多普通百姓听到了。这种声音能够如此强劲地理直气壮地发出来，并大面积传开，就是时代的进步。我不相信这对中国当前的“城市化妆运动”或者说“城市的热膨胀”，会没有一点作用。
再怎么说，我们的现实也不至于油盐不进、死猪不怕开水烫吧？基于同样的信心，我对这些年来如雨后春笋般的住宅小区也寄予希望，这完全是居民自己管理自己，呈现出一种新型的社会组织形式。当业主们都能管理好自己的小区了，社会和国家的管理也自然会大为改观。到那时无论我们自己还是外国人，大概都不敢再拿中国人的素质说事了。
电影《铁道游击队》中有一首著名的插曲，里面有这样几句歌词：“我们活跃在铁道线上，机火车，炸桥梁……”生动地反映了60多年前那场抗日战争的一个侧面。现代大都市里，似乎也有一支类似的队伍，可以称之为“马路游击队”。
他们活跃在大马路上，挖马路，设路障……这不是小说中的虚构，也不是电影里的镜头，是确确实实地存在于当今的现实生活之中，凡城里人都感受过他们的威力。
十多年来，只要不外出，我每天早晨都要骑自行车去游泳馆或水上公园，因此三天两头地要遭遇“马路游击队”，对他们的战绩也体会得格外深刻。比如，水上南路，爆土扬场一年多，终于修好了，又宽又直，像足球场一样豁亮，看着很痛快。谁知刚痛快了还没有一个星期，就被“马路游击队”瞄上了，立马横着凿开一道沟，电钻打，铁锹挖，好好一条崭新的大道被开膛破肚，狼藉一片。
我看着都心痛，便下了自行车，向站在沟边有点像游击队队长的人询问，你们这是干什么？看不见吗？下管子。为什么不在修路的时候就下好了？现在下还晚吗？你不觉得这是在糟蹋钱吗？钱是政府的又不是你的，操这份心干吗？政府哪来的钱？人民政府用的是人民纳税的钱，你怎么知道这里就没有我的份儿？行啊，你把钱交给谁了就去找谁，我们只管挖路，不挖就挣不到钱。
话不投机，再跟他理论下去就可能会找不自在。这不是我的本意，我的本意是想长点见识，弄清楚城市的马路为什么非得前边修后边挖，总也不得消停？有什么管子不能在铺柏油之前一块埋下去？这是个老问题，几十年前相声里就挖苦过，应该给马路安上拉锁。可老问题为什么老不解决？好在“马路游击队”很多，跟这支队伍谈不拢，还可以找别的队伍打听。他们并不像“铁道游击队”那样神出鬼没，“马路游击队”是大张旗鼓地招摇于市，理直气壮地阻断交通，你只要上街，想不碰到他们都难。
果然，我骑车不到十分钟，来到水上北门，门前一条直通中环线的南北大道还算幸运，修好后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招惹“马路游击队”了，原来他们是想在这儿打一场大仗。既然让你囫囵了几个月，那现在就不是仅仅挖几条沟的问题，而是全面彻底地挖开重修，动用了掘土机、钻井机、风钻、电镐……给人的感觉是这条马路上发现了大油田。现在油价上涨，即使马路底下有油，也值得一挖。只见各种车辆纷纷掉头、绕弯，迎面又碰上源源不断的车流不知情地冲过来，于是便挤成一团，大清早的司机们就开骂了……我看见一个衣着干净，很像是游击队指导员一类的角色。指导员一般都善于做思想工作，或许乐意回答我的问题，便将自行车推到边上放好，凑过去以一种最和蔼的语气搭讪：辛苦，又挖开了。
不辛苦，我们挖马路挖熟了，很容易。再说我们挣的就是这碗饭，不挖吃什么？又是下管子？不，是换管子。反正是管子，不是下管子就是换管子，要不还有修管子、加管子……这马路底下到底有多少管子？那可多了，我告诉你，你可站好了别吓着。咱们这马路底下要埋下22种管道，听我慢慢给你数，地沟排脏水的大管子、专门排放雨水的管子、煤气管子、供热的管子、自来水的管子、装电缆的管子、包电话线的管子、包宽带网的管子^光是这类的管子就有好几种，网通、联通、电通等等这个通那个通的，每个通都要埋下自己的管子……说白了你们的马路底下比重伤员身上插的管子还要多。
管子再多也可以在修路的时候一次性都埋好哇。不是还有个计划赶不上变化嘛，一个头头一个主意，同是一个头头又一会儿一个主意，一个老板一个干法，比如宽带网、电话线，公司不一样，有几个公司就得有几条线，谁给钱了就先给谁挖。谁的头大，叫我们怎么挖，我们就得怎么挖。再加上现在的管子质量不好，刚埋下去说不定就坏了，又得挖开重新换管子，所以马路上不能没有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