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如论者所说，屯堡文化是“中华文化涵盖下的有自身个性特征的地域文化”，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它是明代所执行的“调北征南”和“调北填南”国家政策的产物，“大规模的军事移民，不仅代表了国家意志的远距离控制，而且更象征着国家力量的直接性介入，在与周围的少数民族杂居过程中，屯堡人既为一体多元的地域文化增添了新的色彩，影响了其他差异性的民族文化，同时也传播了国家观念或王朝意识，强化了大一统的地缘结构秩序”。另一方面，屯堡文化形成的必要条件却是“屯堡人由军事武力集团变为地域生活集团，屯卫渐渐变成村落”，“个人身份也从军人变为农民”，其结果又必然导致“国家意志淡化而民间社会特征突出”：这样的国家与地方、民间生活的复杂关系，同样也为我们对中华文化发展中的国家与地方、民间社会的共构关系及其内在机制的考察，提供了一个典型个案。张新民：《屯堡文化与儒学的民间化形态》。
其四，屯堡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它以儒家忠义伦理为其核心价值，并通过各种祭祀仪式，“建构了一个儒家伦理的礼俗世界”，但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民间信仰，又在不同方面突破了儒家礼教，形成了“儒释道三家混杂的现象”，如论者所说，“这正是儒学深入民间世界之后，社会下层通俗文化反过来对其施加影响的结果”，这样，屯堡文化就为我们“了解和体认儒家文化如何不断世俗化、生活化的长时段历史过程，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生活世界的活文化具体范例”。张新民：《屯堡文化与儒学的民间化形态》。——显然，以上四个方面的概括是不全面的；不仅有些重要侧面未能论及（如妇女在屯堡文化建构中的作用及其普遍意义参看孙兆霞：《家园的守护者与有意义的生活——对九溪妇女“佛事活动”的社会人类学考察》。），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屯堡文化的意义，还会有新的呈现与认识。但讨论到这里，我们可以肯定地指出，屯堡文化研究是对于全球化时代所提出的“重新认识我们自己，自己描述自己，进行文化重构”的历史命题的一个回应，并因此而获得了不可忽视的研究价值。如张新民教授所说：“在这一意义上，也可以说，理解屯堡文化，其实也就是理解我们自身，既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也理解我们的现代化处境；既了解中国社会的城市化发展过程，也了解原来固有的乡土性特征。区域文化或汉民族支系文化的解读，必然有利于更大范围的中华文化的解读”。张新民：《屯堡文化与儒学的民间化形态》。
张新民教授的上述分析，谈到了屯堡文化与“我们固有的乡土性特征”和“我们的现代化处境”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屯堡文化不只是一个历史文化，更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存在，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仅仅把屯堡文化看作是一个历史的“活化石”，也会遮蔽许多东西。我们的目光，不只在“过去”，而更在“现在”和“未来”，“我们对屯堡文化历史传统的关注，仅是一个出发点，我们的兴趣更集中在传统、现实与未来的历史联系”。于是，屯堡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乡村改造与建设”中的资源性意义就浮现出来，成为另一个研究动力与问题意识。参看钱理群：《学术研究与乡村建设的有机结合——从〈屯堡乡民社会〉谈开去》。而且在这方面已经有了一些重要的收获，如“乡民社会”、“乡村公共空间”等概念的提出，都表现出一种自觉的努力：“在具有传统中国农村特点的屯堡文化社会形态中，发现具有一般意义的积极因素”，从而跳出“在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传统与现代、城市与农村之间非此即彼的解读模式”，在传统农村社会内部，寻找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内在的发展动力与机制”，以实现传统乡土社会向现代乡民社会的现代性转换。参看孙兆霞：《屯堡乡民社会的特征》，王春光、孙兆霞、罗布龙、罗霞、袁葵、张定贵：《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和文化网络——对贵州省安顺市J村农村公共空间的社会学研究》，张定贵：《乡村治理的社会变迁及其文化、制度分析》，吕燕平、张定贵：《乡村社群与社区和谐发展——对黔中屯堡村落J村的社群研究》，吴羽：《传统组织资源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探析——以九溪屯堡为例》。而另外一些学者则将屯堡文化与旅游研究有机结合起来，试图建立新的旅游文化，并为正在兴起的屯堡旅游提供文化的内涵与理论的资源。参看陈瑶：《面对凝视：“屯堡人”的选择与适应——对贵州中部汉族亚文化族群人际传播特征的人类学研究》，陈玉平：《“弃新复旧”：村寨旅游开发中的新景观——以贵州省平坝县天龙屯堡为例》。如研究者所说，“现代性的建设事业不能脱离人类学的基础，也不能脱离地方文化资源的实际”，张新民：《屯堡文化与儒学的民间化形态》。“通过屯堡文化的研究与开发，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一条可通达的桥梁”，钱理群：《学术研究与乡村建设的有机结合——从〈屯堡乡民社会〉谈开去》。还有很大的空间。
（二）建立“屯堡学”：方法，组织，困惑
我们在讨论屯堡研究的动力时，即已经发现，它所引发的是多个学科的研究兴趣。因此，屯堡文化研究从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对历史学、民族学、文学、美学、经济学等传统方法的运用，到90中期至本世纪初，民俗学、文化人类学、旅游学、社会学、宗教学、统计学、社会性别学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大量引入，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参看龚文静、吴羽、张定贵、彭、宋吉雨：《屯堡文化研究的现状及趋势》。它显示的是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视野的扩大，屯堡文化的多重意义的逐渐呈现，以及它的内在的综合性的逐渐被认识。可以说，我们现在已经形成了对屯堡文化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的基本格局。同时提出的还有进一步扩大视野，进行比较的，溯源性的研究的要求，这方面已经有了初步的成果，如古永继：《从明代滇、黔移民特点比较看贵州屯堡文化形成的原因》，万明：《明代徽州汪公入黔考——兼论屯堡移民社会的建构》。以及向宏观和微观两个方向开拓的要求：微观方面进入“村落组织、个人生命史等具体对象”，宏观方面，则有“更高的学术视野中的整体关怀”，“从研究屯堡到以屯堡为切入点，研究中国社会形态及其变迁”。龚文静、吴羽、张定贵、彭、宋吉雨：《屯堡文化研究现状及趋势》。这都表明，屯堡研究正处在需要进行整体提升的阶段。因此，张新民教授2005年在安顺召开的屯堡文化学术研讨会上提出：“应该像敦煌学和徽学那样，及早有组织、有步骤地建立地域性的专门学科——屯堡学”，可以说已经是水到渠成。
有了这样的总体目标指向，就进一步提高了我们研究的自觉性；同时提出的是学科建立和建设的组织工作的问题。有研究者注意到，屯堡文化研究正“逐步从个体研究进入团队研究”。龚文静、吴羽、张定贵、彭、宋吉雨：《屯堡文化研究现状及趋势》。不过，我还是主张个体研究与团队研究的结合，这才能做到优势互补；而且团队研究也必须以个体研究为基础。因此，在我看来，学科建设的组织工作，也应该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民间的组织形式，如正在筹建的“贵州省屯堡研究会”；另一种是在大学或研究院里建立专门的研究机构，如安顺学院的“屯堡文化研究中心”。前者有助于民间研究力量的整合，国际学术的交流，实现资源和信息共享；后者则可以用体制的力量，制订研究规划，更有计划，更有规模地推动屯堡文化研究，做到循序渐进，逐层推进。我们需要这两种力量的通力合作，以形成较为系统的“屯堡学”的研究体系与构架。
这里，我想对安顺学院的屯堡文化研究中心，多说几句。安顺学院是我的母校，我是从那里走出来的：上一世纪七十年代中期（1973—1978年），我曾在学校（当时叫安顺师范、师专）任教。我对她的感情自不待言，我也一直在关心、观察、思考着她和像她这样的地方院校的发展。记得2005年我在贵州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提到了安顺学院所创造的“校村挂钩”的经验：他们选择安顺屯堡的九溪村作为点，组织教师与学生深入村寨做社会调查与研究，同时积极参与九溪的乡村建设，获得了乡民和乡村精英的极大信任，也反过来促进了学校的建设：不仅取得了具有全国影响的科研成果，出版了在屯堡研究中具有开拓性的《屯堡乡民社会》一书，而且将其转化为教育资源，开设了相关课程，开创了以屯堡文化为中心的本土文化教学新领域。他们的这一经验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就在这次演讲中，我提出了地方院校应成为“培养乡村建设人才的基地”的教育理念。参看钱理群：《我的关于地方院校教育的畅想与空谈》，文收《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出版。又收《漂泊的家园》，贵州教育出版社，2008年出版。而现在，屯堡文化研究中心的建立，又使我想到，或许还应该加上一点：地方院校应该成为“建构地方文化知识体系的中心”。这一个“基地”，一个“中心”，都关系着地方院校的发展方向，以后有机会还应作更深入的讨论。有意思的，安顺学院所创造的这两个经验，都是在屯堡研究中产生的，这大概不是偶然的。也就是说，无论是“校村挂钩”，还是“建立研究中心”，也为如何开展和组织屯堡文化研究提供了经验。“建立研究中心”提出的是发挥地方院校在屯堡研究中的核心作用的问题，前文已有论述；而“校村挂钩”对屯堡研究，以至学术研究的意义，我曾有过这样的阐述：“他们的工作是从学术出发的，但最后又内在地需要走出学术，直接参与到乡村的改造与建设的实际工作中来，这既是学术研究成果的现实化，又为学术研究的发展提供新的可能性；而现实的实践对屯堡文化内在潜力的激发，又会反过来加深对屯堡文化的体认，这是一个良性的互动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课题的参与者，研究者自身也会越来越深切地感到，自己的学术、教学工作，以至自我的生命，和生育自己的这块土地，与乡村改造、建设之间，存在着一种密不可分的联系。有了这样的感受，学术研究，文化研究才会显出其真正意义与价值，它不再为外在的功利目的所驱使，而是社会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自我生命发展的内在需要。在我看来，这正是学术研究、文化研究的真谛”，钱理群：《学术研究与乡村建设的有机结合——从〈屯堡乡民社会〉谈开去》。这也是屯堡文化研究的根本。
以上所说，多少具有理想主义色彩；因此，我们还需要回到现实来：屯堡文化研究既有着广阔的前景，又有着发展的机遇；但同时也存在着研究者所说的巨大的“困惑”。困惑首先来自生活本身，来自屯堡自身发展困境，屯堡文化自身的命运。这就是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目前，在现代化与市场化的强劲冲击下，屯堡文化已出现衰变现象，屯堡文化研究也有可能丧失原初形态及意蕴”。龚文静、吴羽、张定贵、彭、宋吉雨：《屯堡文化研究现状及趋势》。“衰”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变”则是对我们的研究提出的新挑战。——顺便说一点，这“衰”与“变”不仅是屯堡文化所遭遇的问题，而且也是全球性的。我最近有一次“阿拉斯加之旅”，我本期待这是一次“文化之旅”：沿着当年淘金者的足迹，去寻求北方的原始的荒野文化。但我所见的，却都是满足今天大多数的旅游者的娱乐需求的，已经充分商业化了的文化符号，其文化内涵已经空洞化了，而且大多数旅游者也都不再关心这些文化内涵，痴迷文化如我者，只能在永恒不变的大自然（雪山，冰川，河流）和杰克伦敦小说里的历史与文学记录里，在想象中勉力体会当年的文化意蕴了。我最终获得的是一次“休闲之旅”，尽管我也从中得到了身心的享受，但总有一种挥不去的失落感。而且我很自然地就联想起一直关心的屯堡文化的命运，这其实是显示了我们一开始就讨论的“全球化”与“地方性”关系的另一侧面的：在这全球化的时代，所有的地方问题都是全球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这里讨论与寻求走出屯堡文化困境之路，屯堡发展之路的努力，是具有世界意义的，是全球性的挣脱发展困境的努力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当然，我们更要面对的，是屯堡文化研究自身的困境。首先是这个学科的先天不足，这就是研究者所指出的，“有关屯堡人的史料比较缺乏，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屯堡人的现存生活状态”，而“对屯堡历史较为了解的民间老艺人，一方面缺乏传人，另一方面，随着他们相继去世，屯堡文化正处在迅速消解的过程中”，而我们的一些研究者又习惯于重复使用第二手史料，“很少有人去探究原始材料”，不重视田野调查，“对史料运用的不慎重，不规范，导致了人们对屯堡文化的一些误解”，以至造成了某种混乱。这都表明，我们要建立“屯堡学”，首先要确立的是“史料是第一位的工作”的观念；所有的研究都必须建立在充分、翔实、可靠的史料基础上，要花大力气作好史料的收集、辨别、整理、分类的工作，并采取一切手段，包括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对“日渐消亡的活态文化进行抢救性发掘和保护”。龚文静、吴羽、张定贵、彭、宋吉雨：《屯堡文化研究现状及趋势》。
对史料运用的不慎重，不规范，反映的是学风和学术规范的问题。这就谈到了必须正视的另一个方面：我们所处的整体学术环境并不理想，学术体制与评价体系的缺陷，以及社会与学术空气的浮躁，都会影响到屯堡文化的研究。一篇研究述评指出：“在已经发表的近400篇（本）左右的研究成果中，有一半以上是重复性、描述性的文章”，“大量的研究仍然处于表浅的研究层面”。龚文静、吴羽、张定贵、彭、宋吉雨：《屯堡文化研究现状及趋势》。这样一个基本的研究现状，是不能不引起注意和担忧的。这里固然有研究水平的问题，但更有急于出成果的浮躁心态，以及以成果的量作为评价标准这些更为内在的原因。而且我担心，如果真的出现“屯堡研究热”，这样的低水平的重复研究还会大量出现。学术研究从根底上说，是需要“沉潜”的。我由此而想到，或者说我想发出这样的呼吁：我们需要用屯堡人的精神来研究屯堡文化。——在关于屯堡人的描述中，最触动我的，是屯堡从事“佛事”的老年妇女，她们那份虔诚，那举重若轻的气定神闲，正是我们所缺少的，而又是真正的学术研究应有的境界。
2008年8月20日—24日
关于乡土教材编写的断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