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奥运会的集中展现中所看见的体育，是一种“美丽人生”。首先是“人体之美”。有一篇奥运评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题目是《发现美丽是奥运会的魅力之一》（作者：张天蔚，载2008年8月23日《北京青年报》）。文章谈到，“从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诞生之初，展示、发现、欣赏人体之美，就是运动会最重要的内容”。作者提醒我们，“对体育运动的魅力和价值”，要“有更全面的认知和体会”：通过这次北京奥运，国人已经摆脱了“唯金牌论”的迷思，但只是一味强调学习运动员的“拼搏精神”，也依然没有走出“宏大的议题”，还需要能够“公开、快乐、健康地欣赏运动员在赛场上所展示出的美丽”。我以为，这是抓住了要害的：体育的第一要义是关乎人的个体生命的健康发展，而且首先是人的“躯体的雄健，协调，美丽”。而我们的误区，恰恰是要么像我这样完全不注意自己的肢体的健美，要么就是像某些消费主义者那样，一味地追求“美容”消费——这样的“美容消费”的问题，一是注重人为的装饰美，而忽略了人体的自然美，二是美容成了时尚，并不真正关心人自身的人体健康。对于我来说，谈“人体之美”似乎晚了一点；但对于诸位来说，却必须趁自己还年轻，一定要通过体育锻炼来达到自身躯体的强壮和协调——在我看来，这是人体之美的两个基本要素，这不仅是人的生命发展的基础，而且本身就体现了人的生命的意义，人的魅力。
当然，这强壮，协调和美丽，同时也是精神的。也就是说，体育对我们的意义，不仅是生理、身体的，也是心理、心灵的。而对肢体残疾的人（运动员）来说，这样的心理、心灵的力量的获得是更重要的，体育活动本身就构成了他们生命的意义。对肢体健全人来说，体育活动同样也是自己生命力量的一个释放与证明，正像奥林匹克精神所强调的，体育所激发的，是一种对人的生命发展的积极的参与态度和创造活力，是对“更高更强更快”的生命状态的追求，对人的体能极限的挑战，最终所达到的，确实是人的身、心两方面的健康与“和谐发展”。我所要强调的，是人在这一过程中所获得的快乐和幸福感：这其实是最重要的。这是无论怎样奢华的消费所绝对达不到的；消费主义者可以将体育也当作一种时髦的消费，借以显示自己身份的高贵，但却永远达不到作为生命内在需要的体育活动所创造的自由的酣畅淋漓的生命境界。
第二个问题：我们的生活应该保持怎样的节奏？如前所说，消费主义者为达到高消费、高享受，必须有高收入，也就必然以高度紧张（工作的紧张与内心的紧张）的快节奏的生活为代价。问题是能不能有另外的选择？前几年我在探讨贵州的发展道路时，就接触到这样的问题。我发现，贵州老百姓在长期的农业社会里，形成了一种“安闲、散淡的生活方式”，“这样的生活方式可能带来某种惰性，必须进行一定的改造，注入更多的活力，以适应新的建设与开发的需要”。我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应该对这样一种贵州老百姓长期形成的，也是历史选择的日常生活方式多一些理解与尊重，并将其转化为新的建设的精神因素。比如说，我们能不能以一种‘从容坦荡的心态’来进行贵州的开发和建设，不那么急于追求高速度，而是以‘慢而不息’的精神，追求社会经济更为平稳的发展，在‘紧张’与‘安闲’、‘进取’和‘散淡’之间取得某种平衡，重建既对传统有所继承，又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既旧且新的日常生活方式？”（《对贵州和西部发展的一些遐想》）——这里谈到了“慢”，这也是这些年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发现自己所关注的无论是教育，还是乡村建设，都是“慢的事业”，都不能立竿见影，急于求成，而是需要长时间的努力，潜移默化，逐渐见效的。因此，与之相适应的生活节奏也应该“慢”，更准确地说，是“慢而不息”，这背后是一种生命的“韧性”力量。
安闲与散淡的慢生活，还蕴含着一个生命命题，即“闲暇”对于人的生命健全发展的意义。这也是周作人所鼓吹的“生活之艺术”：“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练愈好”。（《北京的茶食》）。这其实正是中国的一个传统，强调“无用之用”，“无为之为”。林语堂就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谈《悠闲生活的崇尚》，认为“爱悠闲”是中国人的“性情”，“是由于酷爱人生所产生，并受了历代浪漫文学潜流的激荡，最后又由一种人生哲学——大体上可称为道家哲学——承认它为合理近情的态度”。闲暇还有一个意义，即是“意味着人可以专注于自己乐于从事之物，在追求自己的兴趣中获得乐趣与满足”（张文质主编《生命化教育读本》：《美好常常就在闲暇中。编者阐释》）。个人小乐趣，个人小自由，很容易被忽略，但对于个体生命的健全发展，却十分重要。还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所说的“闲暇生活”，和“无聊的生活排遣”是有着质的区别的：后者是生命萎缩的表现，而闲暇展现的恰恰是生机勃勃的积极的生命状态。
第三个问题：如何重新认识乡村生活的意义。我们前面所说的简朴的物质生活，丰富的精神生活，有一位伟大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就是美国作家梭罗，他的第一个实践活动，就是他28岁时只身一人来到他的家乡城外的瓦尔登湖，自建小木屋，自耕自食两年有余。他说他的目的是要“想过一种经过省察的生活，去面对人生最本质的问题”。后来美国著名的哲学家爱默生也在这里定居，还吸引了作家霍桑等一批19世纪美国的杰出人物。后来梭罗写有《瓦尔登湖》一书，九十年代介绍到中国，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梭罗和他的朋友的实践，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他们在乡村生活中重新发现了我们在城市的现代文明中失去的生活文明，人生意义。
我在一篇文章里，谈到乡村教育及乡村文化的精神资源意义。我说了三点。一是大自然的熏陶。“人在自然中”，真正地“脚踏大地，仰望星空”，这本身就是一个最基本，最重要，最理想的生存状态，同时也是最基本，最重要，最理想的教育状态。别的不说，单是在乡居生活中能够每天“按时看日出”（这是作家福楼拜提出的一个著名的生命命题），就足以使我们感悟生命的意义，尽享生命的欢乐了。梭罗曾因看早晨的阳光，而产生“黎明的感觉”，即每天都以新的眼光，以一种新鲜感去重新观察、重新发现已经司空见惯的生活，从而获得生命的新生。作家摩罗说，在大自然中，“体验阳光，体验美，体验幸福，体验纯净，体验温馨，体验柔情，体验思念和怀想，这样的精神生活，这样的心理空间，实在太有魅力”。正是在大自然中，我们成为一个“精神明亮的人”，这才是一个健康的人。
乡村生活的第二个迷人之处，在丰厚的民俗，民间文化资源。这也是我一再提到的，我们民族最伟大的现代思想家、文学家鲁迅，正是在他家乡的民间文化的熏陶下培育出来的，这成了鲁迅生命中的永恒。他在面临生命的死亡的危机时，总是要回到这样的童年记忆中去，从中吸取生命的力量。（参看鲁迅《无常》、《女吊》）这是能给我们以很大启示的。
乡村的魅力还在乡村生活方式本身：全家人在一个庭院里朝夕相处，邻里间鸡犬相闻，来往密切，这就形成了充满亲情、乡情的精神空间，这是用金钱所换不来的。由此形成的，是人与人关系的亲密与和谐。我曾说过，在人群的和谐与人和自然的和谐的气氛中，人的生命就进入一个沉潜状态，只有在这样的沉静的气氛和状态下，我们可以直面在城市喧嚣中被遮蔽的人生的真实，思考在城市的紧张忙乱中无暇顾及的“人生最本质的问题”，人的生命才能获得真正的意义和欢乐。
在我们中国，也有一位当代作家，他也在农村建屋，自由游走、生活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这就是写有《马桥词典》、《暗示》的韩少功。他写过一篇《遥远的自然》。他说得很明确：人们对乡村，对自然的“投奔”，实质上是在投奔乡村和自然“呈现的一种文明意义”，是他们“用来批判（城市）文明缺陷的替代品”。韩少功所指明的乡村和自然“文明意义”有三，一是自然造化的“没有一片叶子是完全相同”的“个异性”，而这样的个异在严格雷同的“技术高精度”和大量重复的“规模经济”中已经完全屏除了。其二是“永恒”的感觉：“除了不老的青山、不废的江河、不灭的太阳，还有什么东西更能构建与不朽精神相对应的物质形式？”其三是“所富含着的共和理想”：“人造品总是被权利关系分割和网捕”，而“大自然无比高远和辽阔的主体，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无法被任何人专享与收藏，只可能处于人类共有和共享的状态”，“世俗权利给任何人所带来的贫贱感或富贵感，卑贱感或优越感，虚弱感或强盛感，都可能在大山大水面前而轻易地瓦解和消散”。——他的这些感受和分析，尽管有些理想化，却是能够引发思考的。在我看来，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人造文明和自然文明是应该而且可以互补的；理想的生活状态可能还是在城、乡之间自由游走。
第四个问题：重新认识体力劳动，手工劳动对于人的生命健全发展的意义。对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的忽视，已经是当今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一个大误区，在理论上也有许多的混乱，是中国今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体制改革中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另作专门讨论。这里要说的，是体力劳动，手工劳动对于人自身的意义。有一个《中华手工》的杂志，经常寄给我，我也读得很有兴趣。这个杂志的宗旨在“发掘、抢救、传承和弘扬中华手工文明”，倡导“具有综合人文价值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之优势的手工文化产业”，我觉得很有道理，在我有关贵州发展道路的讨论中，也有过响应（参看《对贵州和西部发展的一些遐想》）。但我最关注的，是这样一些理念：“劳动创造世界，并且创造人本身”，而“手工是人类文明和人类劳动的本质”。手工劳动的最大特点，是“工具”始终“握在人的手里，与人贴近，与人融合，可谓全面意义的‘人的延伸’。这种‘物我一体’的关系，肯定了‘手’的人性力量”。在手工劳动中，不仅会训练“手（人）对工具（自然）的细腻把握和敏锐体验”，而且会“达到一种心理甚至身体的治疗和平复”，繁复的手工过程，就成为“修性，慰藉心灵的过程”，这既是“手与物的触摸”，更是“心与材料的交融”。而且手工劳动最便于发挥个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是“技艺”与“艺术”的结合，其劳动产品“就因人的理想、情感、观念的介入，因亲手的制作，而成为个人主观意志、人格的物化”。但是，这样的手工劳动，却在现代工业生产方式一统天下的格局下，被人为地抛弃了。其后果就是论者所说的，“在国人对机械，对电脑，对一切非人的因素，愈来愈近时，甚至连我们的孩子也在游戏机面前流连忘返时，我们的动手能力也就呈现反比似的愈来愈弱，我们丧失了对世界对物质材料的亲手的触摸，我们也因此削弱了对世界的真切的感受。或许，在这个时候，手工及其手工艺产品，对我们就有一番特殊的意义了”。（以上均见《中华手工》创刊号文章）
或许是这样吧。对我们这里讨论的“新生活”来说，这样的手工劳动，是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在自己的业余、闲暇的自由时间里，通过手工劳动来创造一种“艺术化生活”。——也真是凑巧，我正在思考这样的生活方式的可能性的时候，无意中翻到朋友送给我的一本新书：《小趋势：决定未来大变革的潜在力量》，其中一章就谈到了美国近年出现了一个新的生活时尚：有2000万人在业余时间从事手工编织活动，其中大部分年轻人，他们聚在一起，一边编织，一边交谈，成为一种叫做“我的空间”的社交活动。据说吸引年轻人的，是“可以用编织来舒缓紧张的身心”，并“从自己动手的创造活动中获得乐趣”。而且这样的业余生活中的手工劳动的内容也有愈见丰富的趋势，如做木工，自制运动鞋、运动服、结婚戒指等等。如书名所暗示，这样的“小趋势”说不定就预示着某种生活方式，以至价值观念的变革：或许这是一个更重要的启示吧。
最后，要说的第五个问题，就是要把从事志愿者活动也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也就是我曾说过的，要“把关爱他人，特别是弱者，为他们服务，成为一种习惯”，把志愿服务“渗透到日常生活中：不仅积极参与志愿者的有组织的活动，而且一人独处时也会随时随地为需要帮助的人服务”（《“我们”是谁》）。这同时也是对我们自身的现实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空间的扩大，一种博爱的人道精神的注入，达到“大生命”的境界。不然，我们的“新生活”就有可能局限于一己的小自由，小欢乐，那也就走到了我们的追求的反面。关于志愿者的问题，已经谈得很多，这里点一下题，就不多展开了。
从以上的扼要的讨论中，可以看出，我们追求的“新生活”，从另一个角度说，又是最广泛的传统资源的继承与发展。这里既有中国儒、道传统，也有新文化的传统，比如“五四”时期颇有影响的“新村运动”，就是提倡一种调和“物质”与“精神”，“互助”与“独立”，“手的工作”与“脑的工作”的“人的生活”。这里还有社会主义文化的传统，我们这一代人理解的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三大差别”，即“城市和农村的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工业和农业的差别”。值得注意的是，如前面所提到的，美国19世纪的梭罗等倡导的作为西方工业文明的反叛的自然主义，也是我们所要吸取的精神资源。而事实上，今天的西方国家，美国社会也在反思消费主义，进行着新的尝试。除了这里提到的“慢生活”、“手工劳动”、“志愿者生活”以外，我在报上还看到了《十万美国人追梦现代“乌托邦”》的报道，据说为了应对经济的不稳定、不景气，许多美国人进行了建立“理念村”的实验，实行“简朴的生活”，“资源共享”，有大约三分之一的“理念村”建立在城市，其余则是在享受乡村生活。（2008年9月3日《文汇报》）这也许正是表明，应对人类面临的新的生存危机，探索新的价值，新的生活方式，正在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一个新的趋势。
这就是说，一切还在开始。我们的讨论或许有些空泛，有些理想化，甚至有些超前，追寻的是“现代乌托邦”，显得不合时宜。我们的目的仅在引发思考，更期待实践。而且事实上已经有许多志愿者朋友在进行这样的实验。据我所知，北京农民之子文化中心的朋友就在作“简单生活”的尝试，而由一耽学堂发起的“晨读活动”正在全国各地许多学校轰轰烈烈的开展。在我看来，“晨读”正是将我们这里讨论的“将阅读与体育锻炼成为生活方式”、“生活在自然中”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提出的口号是：“青年！起来！早起来！读书去！晨曦大地，天光放亮！洪钟震响，击破长夜！拥抱这清明的寰宇，投入这浩然的天空！广大的世界里，做一个自强的男儿！”“勿惶顾迟疑！勿推脱怠惰！勿枉费辜负！日日新，赤子之心！——赞叹你健康厚实的体格！赞叹你充盈生动的灵魂！赞叹你整个新鲜生命的朴素庄严！”
（逄飞：《春天的倡议——致青年朋友》）这样的“晨读”活动实际上就是一个“新生活运动”。
“新生活”正在我们脚下开始。
2008年9月27日—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