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当然是一种最复杂的存在。在《致死的病症》中，面对“自我”这一范畴，克尔凯郭尔不无艰难地宣称，它是由有限与无限、暂时与永恒、自由与必然这些二元对立的因素构成的综合体，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然而，仅以这种方式来思考，人还不等于一个自我。自我是这种二元关系与自身的关联，因此它是一种关系与自身形成的关系。这种多重的关系结构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任何错位都容易导致“绝望”这种致死的病症。因此，在他看来，只有“那信仰的人拥有那对抗绝望的永恒安全的抗毒剂”克尔凯郭尔：《概念恐惧·致死的病症》，页295。。克尔凯郭尔的这一理论在加缪的创作中得以贯彻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不同的是，加缪虽然也强调人的关系状态，但他所说的关系更多地发生在人与世界之间，因此，他用“流放”来缓解极具冲击力的“绝望”。在他看来，流放指代一种生命的姿态，它更多地源于人与世界间认同的匮乏。
的确，流放是加缪一贯的主题，几乎覆盖了他所有的文学创作。如果审视他生前以叙事名义发表的九篇作品（《局外人》、《鼠疫》、《堕落》和《流亡与独立王国》中的六个短篇）和遗稿《幸福的死亡》与《第一个人》，以及被伽利玛出版社归到“随笔”名下但严格地讲仍然具有叙事性质的文本（《反与正》中的前三篇），可以发现这总数为十四篇的叙事作品中贯穿了一个基本内容：人生在世的孤单。有人据此认为，“孤独”是加缪的潜意识表现，是比形而上的“荒诞”与“反抗”更为根本的题材。黄晞耘：《加缪叙事的另一种阅读》，《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这自然是有道理的。不过，在我看来，作为对切身的生命体验的把握，依旧用与“孤独”相类似的“流放”来概括会更有力度。
实际上，现代派作品中许多篇目都曾经展示现代人的流放感和孤独性，如奥尼尔的《毛猿》，卡夫卡的《变形记》、《城堡》、《审判》，萨特的《恶心》、《禁闭》、《苍蝇》以及荒诞派戏剧等等。这也暗示出在现代人所共同拥有的心灵处境中，个体生存与所在环境之间已经产生了无可挽回的断层，个体对外部世界的不安显得如此普遍。在这些荒诞星云中，加缪叙事作品的特殊性体现为：由于人与世界的错位，存在着方向相异的两种流放——自我放逐与被迫流亡。所谓自我放逐，重点在于人对荒诞世界有意识的反抗，比如自得其乐的默尔索（《局外人》）；所谓被迫流亡，则指无意间陷入极限处境中的挣扎着的现代人，比如《鼠疫》中的主人公。可以说，这两种流放正是“荒诞的人”在世的基本姿态。
所谓的“自我放逐”在诉诸个体情怀时，其实有时会带有些许温馨的审美意味。比如，在《流亡与独立王国》（1957）中，加缪描写了一个叫雅尼纳的“不忠的女人”对远方的饥渴心理：
在远方、更往南行的地方，在天与地连成纯净的直线之处，她突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期待着她，那是她迄今不曾注意却正是所需要的东西。在这近乎黄昏的午后时分，阳光逐渐变得极其柔和，它由水晶色泽变成了流质。与此同时，在一名偶尔来此的女人心头，一个多年来由于积习和烦闷而形成的情结，正在缓缓解开。……雅尼纳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念头搅得她心中充满无涯而甜蜜的惆怅，以致她得紧闭两眼才能尽兴。她只知道：她一向是得以期盼这奇特王国的，但它将永远不会属于她、不再可能属于她，除非是在此时此刻、这稍纵即逝的瞬间。加缪：《流亡与独立王国》，于世忠译，见柳鸣九、沈志明主编：《加缪全集》小说卷，页306—307。
这一段抒情的文字极其细腻地刻画了一个“生活在别处”的女人的心理。我之所以说它细腻而真实，是因为，它书写的，甚至就是你我曾经或即将面对的生活。谋划一次离家出走，一次十八岁的出门远行，是每一个寂寞少年抑制不住的性情事件，它展示出初萌的青春热情与对未来的缥缈向往。然而，随着年岁渐长，生活的锉刀常常将这些少年狂想一寸寸磨平。于是，对远方的想象也就真的仅仅成为一种想象。正如这位“不忠的女人”，婚姻的琐屑湮没了少女时代瑰丽的梦幻，平庸的生活也终于成为每日每时都得啜饮的食粮。从此，在夜深人静时自我放逐，只能成为她最奢侈的精神享受。这是一种标准的自我选择的“放逐”。
而《堕落》（1956）这部奇特的作品则提供了另一种放逐的景观。我们之所以说这部作品奇特，主要是指它的叙述方式。加缪在这里以一个“法官—忏悔者”的语气作了一番相当真诚、实在的“自叙”。通篇没有对话，没有辩难，只有一个人的喃喃絮语，而这个人的“堕落”人生却跃然纸上。“法官”亲眼见到的一幕是，一名德国纳粹军官在镇压行动中，竟彬彬有礼地请一位老妇在两个儿子中挑一个作为人质处决。——这里讲的是猝然而至的道德两难。“法官”亲耳听到的一个事情是，一位实业家的妻子十全十美，人人赞不绝口，他仍然对她犯下了不忠之过。这个因为自己有错而气急败坏的男人，在无法忍受自我瑕疵的情况下，竟将妻子一杀了之以求解脱。——这里讲的是人性的残缺与诡异。“法官”亲自体验的诸多经历是，在女人的床榻上寻找片刻的心灵安宁，即使换来的只是无尽的绝望与空虚。他并不掩饰自己的观念：“我对爱情与贞洁都不抱希望，于是想到还有放荡可以代替爱情。它可以堵住耻笑、复得安宁，尤其是让您长生不老”，“酒精和女人确是我唯一应得的憩息。亲爱的朋友，谨向您泄露这天机，劝君不妨一试。您会发现：真正的放荡解放一切，不会制造任何义务”，但最终换来的却是，“我的肝脏未能抵挡得住，弄得我疲惫不堪，迄今犹如大病一场。我演了一出‘长生不老’的戏，不过数周，却落得个‘朝不保夕’的结局”。加缪：《堕落》，于世中译，见柳鸣九、沈志明主编：《加缪全集》小说卷，页280—281。——这里讲的是一个滑向堕落的人的心理真实。
总之，《堕落》所提供的这些生活瞬间都与流放有关。这位“法官—忏悔者”的最大特点是伪善。他不认为要主持正义，通过公然污蔑人类精神来解心头之恨，却在辩护中继续使用这个词。他不相信人类的事务是严肃的，但他又以法官的眼光去评论自己的行为。这位主人公在自我流放中暴露了灵魂的矛盾、纠结与痛苦，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远离了生命认同感（自我与自我之间、自我与他人之间、自我与世界之间）的状态，只会是一场无望的没有终点的长征。应该指出，加缪在描写这个人物时，有意识地扩张了他的伪善，将其当作普遍的人性来看待。他借主人公之口对“众人”划分成这样三类：宁愿实话实说而不违心说谎者，宁愿说谎而不讲实话者，既爱说谎又装神秘者。在他看来，这三类没有一种是好人。所有这些都暗示我们，加缪对社会和人性有一种彻骨的悲观意识——罪恶构成了生活，人类处在罪恶之中。这种流放显然是应加以断然拒绝的。
引述加缪其他作品的目的，显然是为了返观《鼠疫》。如果说“被迫流亡”的背后是恶的象征，是一种应该加以谴责的思想暴力，是距离优美与崇高都格外遥远的精神状态，那么，在《鼠疫》这部正面描写生命的流放感的小说中，这种情绪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刻画与反思。的确，穿插于小说各个部分的议论在在表现了这一点。在小说第二部有这样的文句：“鼠疫带给同胞们的第一个感受是流放感。笔者相信，他在本书里所写的东西可以代表大家的感受，因为那是他和许多同胞共同的经历。是的，那时刻不离我们心田的空虚，那确确切切的激情，那希望时间倒流或相反，希望时间加快飞逝的非理性的愿望，那刺心的记忆之箭，正是这种流放感。”（页104）在第三部有这样的陈述：“在公共场合，垂死的人紧紧抓住活着的人，表情里透出合情合理的仇恨，以及愚蠢的希望。无论如何，正是这种现实的明白无误性，或曰对现实的感知使同胞们保持着流放感和别离感。”（页167）即使是在小说的末尾，当肆虐的鼠疫已经退去，人们沉浸在胜利的狂欢中时，作家依然以里厄医生的名义表达着对人类之境况的洞察与反省：“那老头说得对，人永远是一个样。但不变的是他们的精力和他们的无辜，而正是在这里，里厄超越了一切痛苦，感到自己和他们心心相印了。”（页241）
所有这些描写让人心悸却又真实，它们将绝望的幕布缓缓拉开，书写着一种叫作“流放”的文学主题。但是，在加缪的笔下，还有一种更严峻更残酷的生活状态，在这里，甚至连梦想的影子都无处存身，它不仅超越了作为“自我放逐”的心理事件，而且超越了“被迫流亡”的心灵边界，直逼现代人的精神重心。《鼠疫》中对苦难，尤其是对无辜孩子之死的书写正属于此。可以说，这是一种人类无可回避的大悲恸。
三苦难：无辜孩子的死亡
人世间存在着绝对的不幸，这是必须首先承认的。比如肉体的痛楚、心灵的忧伤以及一切邪恶和它所带来的悲苦，也就是说，凡心灵可以感受到的重压，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无论是可以理解的还是无法参透的，都是苦难。然而，现代人背负和体验的是双重痛苦：一是肉体与精神所承受的困厄、孤独、疾病、死亡等等；二是由于对痛苦合理性的质疑和抗议而更加强烈的痛苦。在某种意义上，后者比前者更为惨烈而难以承载，因为，它是有自我意识的人对生存世界和个体行为的冷峻审视与尖锐思考的结果。因此，在文学艺术所表现的情感类型中，虽说苦难从来都占据优先的等级，但苦难叙事成为最基本的叙事内容还是现代性的结果。也就是说，现代苦难其实是现代性的结果。有人说，法国大革命以后，人类再也没有了幸福。赖因哈德·劳特：《陀思妥耶夫斯基哲学》，沈真译，东方出版社，1996年，页321。他指的就是时代的巨大变迁给人带来的精神裂变。
在《鼠疫》中，加缪展开的正是这一思考。小说借助以里厄医生为代表的几位人物形象，思考了面对苦难时人的态度问题。“人人身上都潜伏着鼠疫，因为，没有人，是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免受其害。”（页210）这句出自塔鲁之口的双关语，无疑饱含着意味深长的指涉。它提醒我们，没有什么与自己无关，在威胁人类的灾难被消除之前，不存在所谓个人的幸福。正如英国诗人邓恩所说，“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损失，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是为你而鸣的”，因此，通过对一场瘟疫的具体描绘，小说将我们常常以为牢不可破的依靠摧枯拉朽般地打垮在地，强迫人们走出往日的隐蔽，勇敢地面对现实和未来，重新寻找生存的依据：应该而且必须抵抗恶，这就是我们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