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反抗者》的发表引发的所谓“加缪事件”，是20世纪思想史上的核心事件之一。它围绕如何评价历史主义以及如何看待道德相对主义这两个问题展开，反映了萨特阵营的虚妄，折射出20世纪思想界歧异、纷争的历史事实。本章围绕这一核心事件从四个方面展开论析：第一部分介绍了“加缪事件”的缘起与结局，指出它背后所涉及的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第二部分着重分析了历史主义的理论困境，批判性地观照了加缪—萨特之争的内在理路；第三部分围绕关于“共通人性”的争论展开，附带论及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姿态问题；第四部分是作为本章附件而存在的，评述了波普尔论马克思时的思想发现，目的是进一步从历史主义批判角度为20世纪的思想纷争提供一份理论旁证。
一
1951年，继《西西弗神话》之后的第二部理论著作《反抗者》的出版，给加缪带来很大的声誉。这部哲学随笔，涉及哲学、文学、历史、政治等不同领域，紧紧围绕反抗、革命和艺术这三个主题展开，是加缪关于暴力、革命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关系的集中论述。在这部书里，他尖锐地表达了这样一个看法：对于人的自由、尊严和幸福来说，斯大林主义所构成的威胁远甚于西方资本主义。可以说，无论正确与否，在某种意义上，这一观念体现了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所处时代的理解与评判。
然而，这又是一部给作者带来极大麻烦的著作。其实，它的不合时宜，早在构思之始，加缪就已经预见到了。因为，在甚嚣尘上的进步暴力论之下，去批评“永远正确的”革命理论，去反对“代表人民利益”的斯大林主义，显然不是一个乖巧的做法。但是，让加缪始料未及的是，由《反抗者》引发的与萨特阵营的论战不但使他陷入政治上的失意，而且导致与萨特多年友谊的彻底破裂。加缪的传记作家这样总结道：“几年间，他始终难以释怀，就像钢针留在了体内；创伤不断折磨他，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未发表的日记或者至少在公布于世的一些片断里充满了对《现代》杂志这场论战的苦涩的思考。《堕落》主人公奇特的内心独白可以看出作者再一次努力，驱除与萨特断交后导致的内伤。”埃尔贝·R.洛特曼：《加缪传》，页560。
这场著名的萨特—加缪之争是由《现代》杂志的编辑让松的一篇评《反抗者》的文章《阿尔贝·加缪，或反抗的灵魂》引起的。在这篇文章中，让松指责加缪站在反历史的立场上，只谈革命的形而上学问题，对其历史原因和经济原因却避而不谈。他严厉批评并嘲笑了加缪的“反抗”思想，认为这种针对命运的反抗实际是“反对革命”，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行动愤怒，却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罪行姑息。让松尖锐地批评道，“加缪难道真的希望通过拒绝世上一切行动来废除‘世界的进程’吗？他指责亲斯大林主义者（包括存在主义者）完全成为历史的囚徒，但他们并不比他更严重，只是行动的方式与他不同……如果加缪希望进行静态的反抗，这种反抗只关系到他个人。反过来，如果希望对世界进程产生哪怕是点滴的影响，他就必须参与历史，走进历史的现实，从中确定自己的目标，选择自己的对手”，虽然他充分肯定加缪的“声音充满人性并充满真正的痛苦”，但认为这种声音陷入了“一种‘革命’的伪哲学中”转引自埃尔贝·R.洛特曼：《加缪传》，页549—550。。最后，在文章结尾处，让松断言《反抗者》是一部失败之作。气愤的加缪没有直接回应，而是给萨特写了封《致〈现代〉杂志主编的信》作为回应。这封信登在1952年8月号的《现代》上，同期还刊登了由萨特署名的《答加缪书》。论战导致了萨特与加缪的决裂，在法国知识界引起很大震动。张容：《形而上的反抗：加缪思想研究》，页168—171。
归纳起来，加缪的反驳集中在这样几点。首先是关于历史和经济基础在革命中的作用问题。他指出：“我写过：‘人们可以接受经济决定论在人类思想和行动的产生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我只是拒绝相信这一作用是独一无二的。”“《反抗者》实际上努力指明在今天这个世界里，纯粹的反历史主义和纯粹的历史主义都是不合时的。……面对您的文章，我必须再次证明一个事实，我的书不否认历史（这种否认没有任何意义），只是批评把历史视为绝对的态度。不是历史被抛弃了，而是关于历史的一种思想观点被抛弃了。”加缪：《致〈现代〉杂志主编的信》，转引自《形而上的反抗：加缪思想研究》，页172。其次，加缪指出，让松对《反抗者》一书中涉及专制主义的黑暗面保持沉默，丝毫不谈20世纪的革命与恐怖，丝毫不谈现实中存在的集中营问题，导致为了维护理论的完整性而回避了事实之恶。第三，即加缪的最后结论是，历史主义的逻辑是对自由的否定，是虚无主义的另一种形式，它“把人从一切桎梏中解放出来是为了再把他关进历史的必然性中，这样做的结果是取消了他斗争的理由，把他推进任何一个党里。而这个党的唯一原则就是讲求实效。根据虚无主义的原则，这是从极端的自由走向极端的必然性，这是在努力制造奴隶，而不是别的”加缪：《致〈现代〉杂志主编的信》，转引自《形而上的反抗：加缪思想研究》，页174。。
在《答加缪书》中，萨特以挖苦的语气回敬加缪，他声称《反抗者》的出版是完成了一场“热月政变”，而加缪是对其积极参加的反法西斯斗争立场的倒退。萨特写道，“我们的友谊来之不易，我将感到惋惜。今天您中断友谊，或许是因为它到了该中断的时候。许多事情使我们接近，很少事情让我们分开。但这个很少也已经够多了，友谊本身也变得专制起来”，换言之，“一种强暴而堂皇的专制在您身上建立起来，它依附于一种抽象的官僚主义，企图建立道德的统治”。萨特：《答加缪书》，见柳鸣九编选：《萨特研究》，页26。“恐怖是一种抽象的暴力。您抛弃了历史，而当历史抛弃了您的时候，您就变得恐怖和粗暴，也就是您只不过成了反抗者的抽象了。您对人的怀疑使您推定任何被告都首先是个罪人，从中产生了您对待让松的警察方式。您的道德首先是变成了道德主义，今天它只不过是空话，明天则可能变为不道德。”萨特：《答加缪书》，页49。他严厉指责加缪的反抗理论过于理想化，只不过是一种“生活的艺术”。在萨特看来，想保持一种不偏不倚的立场是不可能的，抽象的共同人性必须建立在阶级划分的基础之上。因此，在谈到苏联集中营时，萨特回答加缪说：“我像您一样认为这些集中营是令人不能接受的，但是，‘资产阶级新闻’每天所使用的那一套也同样是令人不能接受的。……我感到遗憾的是，您制造您的论据大棒，为一种拒绝区分主人的寂静主义辩护。”萨特：《答加缪书》，页35—37。也就是说，萨特虽然也反感集中营，但对苏联代表进步这一点毫不怀疑。在他看来，人生活在历史中，每个人有义务促使历史进步。既然指导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我们就应该区别法西斯暴力和革命暴力，应该坚持进步暴力论，对苏联集中营持宽容的态度。
由于萨特在当时法国知识界巨大的声望，更由于历史决定论在20世纪思想领域中压倒性的气势，萨特—加缪的论争以加缪陷入孤立、选择沉默而告终。历史的烟尘早已缓缓落下，围绕这桩公案的喧嚷也渐渐趋于沉寂，孰是孰非似乎变得无足轻重。不过，值得肯定的是，这场论战的思想基调是成熟而认真的。正如当时法国两位知识分子米歇尔·孔达与米歇尔·雷巴尔卡以较为公允的态度所评价的：“今天重读有关这场论战的四篇文章，人们首先会对这场论战的高水平感到吃惊。它远远超出了作家之间的一般争论，因为它构成一场政治与道德的辩论，其中许多观点始终是急迫而公开的。不管是赞成萨特与让松的立场或者倾向加缪的立场，抑或两者的立场都不赞成，人们都不能不赞赏——从思想到表达——这场论战的水平，无疑它已成为战后法国精神生活的重大时刻之一。”转引自弗朗西斯·让松：《存在与自由：让保尔·萨特传》，刘甲桂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页165。
然而，当偶然的机缘把我们的目光再次引向这段历史，几个疑惑却又让人欲罢不能。比如，除了表面上的纷争，这个被萨特阵营轻慢地称为“加缪事件”的论战究竟有怎样的内在缘由？该怎样来看待加缪与萨特之间鲜明的观念差异？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样的启示？这是笔者试图解决的问题。在我看来，这其实是一场激烈的思想冲突。它围绕着有内在联系的两个问题展开：一是对待苏联集中营的态度，这涉及对“进步暴力论”及历史主义（或称“历史决定论”、“历史进步论”）的评价问题；二是如何看待共同人性与相对主义之间关系的问题。可以肯定地说，这两大冲突虽然发生在知识阵营，却是攸关20世纪人类命运的两个难题，是远远突破萨特—加缪论争阈限的个体生存的核心疑惑。
二
首先来看历史主义的问题。毋庸讳言，自从马克思主义成为20世纪思想界的显学，“革命”、“进步”和“历史”就成了知识分子话语系统中的关键词汇。波普尔曾经用形象化的语言概括了历史主义的本质，“历史主义者认为历史是一条有源头的河流，他们可以弄清楚它会流到哪里去，也认为他们有足够的智慧可以预测未来，这在道德上是一种不正确的态度”波普尔：《二十世纪的教训》，王凌霄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页55。。实际上，所谓的历史主义仅仅是一厢情愿的谎言，是理论家的坐而论道。
身处20世纪思想纷争中的加缪，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理论带来的恶果。因此，在《反抗者》中，他尖锐地指出，“当人们肯定世界的明天比今天更美好时，便会在安逸中寻欢作乐。荒谬的是，进步可用来证明保守主义是合理的。它利用人们对未来的信心，从而使老爷们心安理得。对奴隶们，对那些目前生活悲惨而从天国得不到丝毫安慰的人们，人们保证说至少未来属于他们。未来是老爷们唯一乐于转让给奴隶的财富”加缪：《反抗者》，吕永真译，见柳鸣九、沈志明主编：《加缪全集》散文卷Ⅰ，页279。。显然，和萨特一样，加缪并不否认历史的力量，他也重视马克思主义对经济作用的强调。但是，加缪反对神化历史，更反对以历史的名义为恶。加缪指出，当人意识到历史的荒诞时，也就开始了历史的反抗，即拒绝杀戮，拒绝谎言，拒绝暴力，拒绝战争等等，一句话，就是拒绝历史的绝对化。他说：
唯一的历史提供不出任何丰盛的成果。它不是价值的源泉。而依然是虚无主义的源泉。人们能够在永恒的思索中创造反对历史的价值吗？这无异于认可历史的不公正与人的苦难。对这个世界的诽谤会导向尼采所提出的虚无主义。以唯一的历史所形成的思想如同反对历史的思想一样，剥夺了人们生活的手段或理智。前一种思想把人推向“为何活着”这种极端消沉的境地，第二种思想把人推向“如何活着”的境地。历史是必需的，然而是不够的，它仅仅是种偶然原因。它既不是缺少价值，也不是价值本身，甚至不是价值的材料，而是机会，人们利用这个机会来检验用以评判历史的价值是否存在。加缪：《反抗者》，吕永真译，见柳鸣九、沈志明主编：《加缪全集》散文卷Ⅰ，页315。
在加缪看来，能够用来评判历史的只能是别的更永恒的东西，是普通的幸福、人的激情、自然的美等等。也就是说，加缪要求历史服从于一种更高的价值，这价值不是别的，就是人。然而，事与愿违的是，在考察历史的发展与具体的现状时，加缪发现历史的反抗无一不在蜕化成暴力的革命，而作为个体的人，却不可避免地处于缺席状态。可以说，在20世纪的巨大灾难中，正是历史主义把人当成了符号。因此，总结20世纪的教训，它当然难逃其咎。
被萨特阵营排挤的加缪
准确地说，与波普尔的比喻相类似，所谓历史主义（又译为“历史决定论”），是一种关于历史和社会的哲学，认为历史具有必然性，人们能够通过认识绝对有效的“历史规律”来控制和计划社会的发展。它倡导一种追求报酬的伦理（追求在历史过程中的成功），即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显然，在历史主义中获得合法性的正是根源于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进步暴力论”。必须承认，这一理论所具有的强大的逻辑力量是有说服力的，它所展示的美丽新世界也分外诱人。“但是这种审美的热情，仅当它受到理性、受到责任感以及受到帮助他人的人道主义的迫切要求的约束时，它才会有价值。否则，它就是一种危险的热情，有发展成为一种神经官能症或歇斯底里的危险。”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一卷，陆衡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页309。因此，这里所展示的其实不是真正的美，而是政党政治的需要；文艺所满足的，也不是广大人民的利益，而是路线斗争的利益。1936年，应邀访问苏联的法国著名作家安德烈·纪德在亲眼目睹过那里的情况后，在《访苏归来》中用不朽的笔记下了自己的黯然神伤：
在苏联，一部作品再怎么优美，只要背离路线，就要遭到鄙弃。美，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一种价值观。一个艺术家再怎么有天才，只要不遵循路线创作，公众的注意力便转移，离他而去；对艺术家、作家的要求，就是合时宜，合了时宜，其余的一切就会随之而来。安德烈·纪德：《访苏归来》，李玉民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页50。
这就是被萨特等人所着力称颂的苏联的真相。遗憾的是，卡尔·波普尔的告诫，纪德的伤感，都没有得到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足够的重视。希特勒的铁骑、苏联的古拉格群岛就是例证，历史的经脉在革命旗帜下被漠然切断，个体的真实生活几乎在“宏大叙事”中湮没无闻。在谈到马克思主义时，波普尔认为，它应该“被看成历史主义的最纯粹的、最发达的和最危险的形式”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郑一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页140。，“在那些试图推进开放社会的事业的人的队伍中，马克思要对历史主义的思想方法的破坏性的影响负责”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页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