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波普尔认为，从西方政治哲学史上看，一种固守封闭、反对开放的思想传统是一以贯之的，这种被称之为历史主义的理念，这种幽灵般兴起的神谕哲学笼罩了长达两千五百年的历史，最终在20世纪结出一颗畸变之果——极权主义，给人类历史造成了有目共睹的深重灾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波普尔将最后一个批判的矛头对准了马克思及其理论。但可以发现的是，他对作为知识分子的马克思本人保留了一份源自内心的尊敬。
波普尔对马克思的批评是从三个向度展开的：方法、预言与伦理学。他认为，马克思的主要理论方法依然是历史主义，这不仅是因为马克思坚持一种社会学决定论，强调其科学论观点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影响；而且是因为在反对心理主义的基础上，马克思突出了人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观念的正当性。由此，经济的历史唯物主义成为马克思历史观的支配法则。在他的思想世界里，科学的历史应该探索人据以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的各种规律，包括阶级斗争与人类社会演进的规律。对于这一系列基本观念的坚持正是被波普尔命名为“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它由柏拉图的国家学说发轫而来，最终在这里成长为一种充满预言色彩的理论。马克思乐观地指出，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卡尔·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页6。，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率的增长，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必然产生不断增长的张力，最终会导致一场社会革命，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社会主义社会将在这场革命后诞生。
世界革命的历史表明，马克思的这一科学预言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实现了——20世纪后半叶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在消除阶级压迫、获得社会公正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预言又是落空了的。目前世界上随处可见的贫富差距、社会不公等现象时刻抵消着经典理论家在历史的沧桑时刻所作的判断。现实政治的复杂远远超越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眼光。对此，波普尔尖锐地指出，“构成马克思历史预言之基础的论证，是无效的”，“它所失败的原因，不在于论证的经济基础不充分”，“作为一名预言家，马克思失败的原因，完全在于历史主义的贫乏，在于这一简单的事实，即，即使我们观察今天所表现的趋势或倾向，我们也不可能知道，它明天是否会有同样的表现”。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页299。也就是说，在探测历史线索时，我们习以为常的归纳法与演绎法其实是无效的，波澜壮阔的社会现实无法用几个简单的教条所概括，更不应该将这些理论教条不加反思地诉诸实践，而只有建立在“猜想—反驳”基础上的试错法才是科学的、有实际效能的方法论。无论如何，“那些被遗忘的、不知名的个人，他们的快乐和忧伤，痛苦和死亡，这才是迄今为止人类经验的真实的内容”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页408。。至于马克思的预言，与其说能够作为一种理论及其科学特征之证明被人接受，“毋宁说它是理论的宗教特征的结果，是对宗教信仰能够在人之中唤起力量的证明。在马克思主义中，宗教的因素尤为明显”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页304。。
这一结论在波普尔关于马克思的伦理学的论述中得到了更为明确的印证。不言自明地包括着一种道德色彩的马克思主义，有着光辉而饱满的正义气质。虽然，“无数的评论和行动证明，它不是一个科学的判断，而是一种道德的冲动：希望帮助被压迫者，希望解放尊严扫地的被剥削的和苦难的工人，这把它引向了社会主义”，但是，它的历史结局值得每一个懂得珍惜现世生命的人忧虑：“道德未来主义在今天已广为传播，它的更深刻的、非机会主义的基础可能是这一信仰，即善‘最终’必定会战胜邪恶。但是，道德未来主义者忘了，人们不可能活到证明当前事件的‘最终’结果。”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页319。
必须承认，波普尔这里的结论是生动而深刻的。他的分析基于两种相互交融的立场。其一是波普尔始终坚守的批判理性主义。正是在这一精神的指导下，波普尔肯定了知识对于现实的塑造，在摒弃乌托邦社会工程之后，倡导一种他称之为“零星社会工程”的思想主张。同时，鲜明地“反对大词”，反对那种足以把同胞淹没在词语的大海中却对现实无所助益的空谈。对于波普尔笔下的“零星社会工程”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曾有学者作过这样一个生动的比喻：“人类就像是正在大海上航行的一艘船上的水手，他们可以修改他们所生活于其上的这艘船上的任何一部分，可以一部分一部分地修改它，但是却不可能一下子全盘彻底地改造它。”何兆武：《评波普尔和他的〈贫困〉》，见卡尔·波普尔：《历史主义贫困论》，页150。这正是波普尔反对一切带有神谕色彩的哲学的理由——只有在对真实生活的回归中，理论才能焕发出发人深省的思想光彩。
此外，对个体生命价值的珍视是波普尔坚守的另一种立场。正是从这里出发，他对自己亲眼目睹的六个年轻生命的死亡无法忘怀，对一切抽象的观念以“革命”、“历史”的名义肆无忌惮地杀人无法释然。总之，他警惕一切以反人类为本质的“崇高”面相的存在，倡导在自我尊重的前提下珍视观念的力量。在论述知识分子的责任时，波普尔深情地说：“我认为，每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意识到他所处的优越地位。他有责任尽可能把文章写得简单明白，而且尽可能用规范的形式写；永远不要忘记那些困扰着人类而且要求用新的大胆而耐心的思考去处理的重大问题，不要忘记那种承认自己所知甚少的苏格拉底式的谦虚。”卡尔·波普尔：《我怎样看待哲学》，见《通过知识获得解放》，页405。从这些字里行间，我们能体察到的是，一个度过漫长人生岁月的老人、一个诚实的知识分子的智慧与真诚。正如一位中国学者以敬重的语气所作的概括：“一个深刻而清晰的思想者，一个徘徊在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学者，一个反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一个以偏执的风格竭力宣扬审慎与开放的雄辩者，一个享有盛名又在流行中备受误解的知识分子，这就是卓越而独特的卡尔·波普尔。”刘擎：《卡尔·波普尔的贡献与意义》，见卡尔·波普尔：《二十世纪的教训》，页23。
同样，正是出于对真诚的知识探索者的敬重，波普尔虽然对马克思主义作了尖锐的剖析，指出其内在的历史主义的贫困以及美妙预言的破产，但对这一学说的创立者——马克思本人却葆有一份由衷的尊敬。他这样说：“科学要经历不断的尝试和错误才能进步。马克思毕竟进行过尝试，虽然他在主要理论上犯了错误，但他的尝试没有白费。他以各种方式开拓了我们的眼界，使我们的目光更敏锐。所有现代的著作家都受惠于马克思，尽管他们并不知道这一点”，“如果不承认马克思的真诚，我们就不可能公正地对待他。马克思的开放的心灵、敏锐的现实感、不信空言、尤其是不信道德方面的空言，使他成了世界上反对伪善法利赛主义的最有影响的战士之一”。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页140—141。
在我们看来，波普尔对马克思的误读是显而易见的。且不说马克思留下的数百万言的思想遗产依然在深刻地影响与改变着我们身边的世界，即使是从尊重生命之价值、呼唤自由之可贵的意义上，我们也无法把马克思与“极权主义”画上等号。实际上，早在1844年，青年马克思就曾鲜明地阐述过自己抵御异化、反抗极权、尊重自由生命的动人主张：“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件事情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卡尔·马克思：《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页95。因此，对于波普尔对马克思的尖锐批评，我们其实不必紧张，也不需要为之辩解。理论与生活之间持续的张力将会呈现出一个真实的未来，一如试错法将在我们庸常的岁月中永久地存在。在这里我想说的只是，作为读者，我们应该更多留意的是思想家之间的这份真挚的感情，这种清明而诚恳的批评态度。毫无疑问，正是这种源自内心深处的宽容与理解成就了波普尔的思想形象，也让我们更加深刻地懂得，无论他的相关批评是否合理，这一批评本身永远值得我们尊重与学习。因为这正是一个日益开放的社会对我们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