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必须承认的是，今天看来，这场声势浩大的反思运动却有矫枉过正之嫌。“反本质主义”固然有助于我们反思庸常的观念生活、警惕意识形态的牢笼，但如果将这种观念推到极致，我们却不仅会失去持守已久的生命之根，而且将任由苏格拉底意义上的“智慧”变成空洞的无谓符号。因此，无论“本质主义”还是“反本质主义”，在根本上都不过是一次次理论博弈的产物，是“理论主义”的标志。它们导致的结果要么是将人类的观念世界局限于抽象的“本体”，要么是放逐理性、走向相对主义。而这种以虚无主义为精神标志、以“取消主义”为学术立场的相对主义观念对人文事业的打击已经显而易见：美学思辨越来越脱离当下的生活，文学研究也日益陷入“为理论而理论”的思维陷阱中。所有这些都提醒我们，人文思想的本体论时代固然值得怀疑，但并不预示着可以舍弃对现象世界的一切形而上思考。重新回到人文事业的根基上来，是每一位人文学者必须承担的义务。
实际上，对这个世界而言，人类的根深蒂固的好奇心无一不是通过对“是什么”与“为什么”的追问来加以解决，人类的无可名状的理解冲动无一不是借助对“从何处来”与“到何处去”的追问来加以回答。因此，真正值得我们珍惜的不是理论而是理性，是以追求智慧为方式、以认识世界为目标的理性。有学者指出：“正如只有在对一个事物具有了理性认识之后，才有可能更好地感觉它；为了能真切地进入个别现象，我们需要借助于关于它的本质性把握。所以，不是‘透过现象看本质’，而是恰恰相反‘通过本质看现象’，才是审美理解的基本轨迹。”徐岱：《美学新概念：21世纪的人文思考》，页303。事情的确如此。在这个意义上，假如我们依然认同尼采对“智慧”的如下把握——“智慧最重要的特性是，它使人不必受‘一时’的支配。使人能够以同样的坚定面对一切命运的狂风暴雨并在任何时候都不离开他，这乃是智慧的使命所在”尼采：《哲学与真理：尼采1872—1876年笔记选》，页136。，那么就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理论膜拜，反对借思辨为名取消精神的“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正如胡塞尔语重心长地强调的：“我们并不能通过哲学而成为哲学家。一味地沉浸在历史事物上，对它们作出一些历史—批判的证实，并且想在折中的消化中或在年代错误的修复中达到科学的哲学：所有这些都只能是毫无希望的努力。研究的动力必定不是来自各种哲学，而是来自实事与问题。”胡塞尔：《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倪梁康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页69。对于中国的理论工作者而言，我们的研究动力自然也不应该是五花八门的概念、范畴、理论。——摆脱理论主义的贫困，回到个体的生活世界，已是当代学术界的必然选择。
三
然而，对生活的强调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且不说亚里士多德对感性现象的尊重，也不说美国哲学家杜威对艺术即经验的肯定，单单是中国文论界近年来围绕“日常生活审美化”而展开的系列争论就足以让人应接不暇。客观地说，倡导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时刻保持一份美学好奇心，自然是一种不错的理论状态。不过，我这里想提醒的是，在开启思想的回归之旅时，首先应该清楚认识现代人的生存处境。可以说，已然处身于一个消费主义时代，是我们无可逃避的存在。必须承认，消费本是人生在世的存在方式之一，是人类延续生命、保存种族的重要手段。但是，假如这种作为手段的方式被无限扩大，甚至扩大成我们的生存目的本身时，就可能会面临一个新的危险：人变成了消费的奴隶，从而失去自己的精神之源。
不幸的是，事情其实早已发生。在人们对待艺术的态度上，尤其能说明这一点。一百多年前，尼采在《悲剧的诞生》里充满激愤的描述难道不是今天的写照么：“当批评家支配着剧场和音乐会，记者支配着学校，报刊支配着社会的时候，艺术就沦为茶余饭后的谈资，而美学批评则被当作维系虚荣、涣散、自私、原本可怜而绝无创造性的社团的纽带”，换句话说，“没有一个时代，人们对艺术谈论得如此之多，而尊重得如此之少”。尼采：《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页99。这种让人悲哀的现状导致的直接后果是，我们在艺术里收获的往往只是一个华美的躯壳，却体验不了其内在的魂灵。从此，围绕口腹之乐而展开的感官满足占据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肤浅与空虚一跃而成为当代人精神品质的代名词，而关于美学文艺学的高头讲章则继续被尘封在神秘幽深的图书馆里，高傲、寂寞而无奈。
面对如此吊诡的境况，我们不由得要发出一声荷尔德林式的喟叹：在贫乏的时代里，诗学何为？是啊，假如大的时代氛围无法被扭转，假如消费主义浪潮依然在吞噬我们仅有的一点精神蛋糕，假如理论主义的缠绕带来的仅仅是一地概念的鸡毛，那么，作为人类文明精华的人文思想该如何确立自己的位置？可以认为，这也是一个关涉个体幸福从而值得每个人深思的核心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回归生活世界，倡导一种作为生活方式的美学，就不仅是对朴素的感性肉身的肯定，还有着无可回避的精神使命，即通过理解生活理解世界，通过肯定身体的存在攀登精神的高峰。正如以提倡“身体美学”蜚声学界的美学家舒斯特曼所指出的，“完美的审美生活追求，将包括通过身体的、语言的、认识的、心理的和社会的改变——如果不是合作也是互相支持——的自我和社会的丰富”理查德·舒斯特曼：《实用主义美学：生活之美，艺术之思》，彭锋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页344。，我们对生活世界的回归，也必须在这个语境下展开才有充足的意义。
所谓“生活世界”，其实是德国哲学家胡塞尔晚年着力强调的一个关键词，指的是一种“最为重要的值得重视的世界”，是“作为唯一实在的，通过知觉实际地被给予的、被经验到并能被经验到的世界，即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由于“人们（包括自然科学家）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中，只能对这个世界提出他们实践和理论的问题；在人们的理论中所涉及的只能是这个无限开放的、永远存在未知物的世界”。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页58—60。因此，这里所谓的“回归”，与其说是一次精神的复古，毋宁说是重新理解诗学的起点。在这个意义上，必须彻底明白，只有生活，只有为个体而存在的日常生活才是我们反思生命、体验幸福的唯一土壤。正如西班牙哲学家加塞尔曾指出的那样：“生活是这样具体实在，一切抽象都结束了。宇宙的基本实在就是‘我的生活’。”加塞尔：《什么是哲学》，商梓书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页114。只有在当下的属己的生活中，我们才能真实地感受一份细腻的人生滋味；只有在生活世界里，人文思考才能走出暮色笼罩的黄昏，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此外，需要重新审定理性的价值。如前所述，历史上虽然有过层出不穷、五花八门的理论，但它们大多只是逻辑演绎的结果，是一个个外在于人的概念系统；而只有理性才归属于人本身，是能够体现人之尊严与价值的最内在标志。历代思想家早已为我们指出过这一点。比如，柏拉图关于“理念”与“现象”这二元世界的划分，正是基于对人的理性的肯定，在他看来，一部分诗人有借回忆的方式通达理念世界的能力。而康德对启蒙本义的诠释，更表露出一种发自内心的自信：启蒙运动的意义就在于人类脱离自我束缚的不成熟状态，从而公开而勇敢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历史理性批判文集》，页22。所有这些，无不在以一种更加切近的方式告诉我们，如果漠视了理性的声音，关于文学艺术的思考就不仅只能在话语符号之间飘荡，而且失去人之所以为人的存在根据。换言之，作为一种对感性认识的理论把握，美学判断只有建立在个体理性的基础上，才能走出理论主义的迷障，才能拥有一种直指本心的力度。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珍视理性也同时意味着葆有一份对真理的信任与热爱。——难道不是么，在人类漫长而崎岖的求真之路上，我们对真理的哪一步跌跌撞撞的靠近，我们在黑暗时代里收获的哪一缕光明，不是借助于理性的烛照呢？
最后，应该肯定思想的自明性基础。众所周知，世界上有正义、良善、公理等自明性价值存在，这个不容怀疑的结论是一切人文学术得以推进的前提。而作为一门探讨人的审美意识、研究人的直觉判断的学科，我们围绕文学艺术展开的思考同样需要明确其自明性基础，即共通人性的存在。换言之，只有承认人性之相通，关于趣味的价值判断才有自身的合法性；只有肯定情感之共鸣，当代文艺学的发展才显得空间富裕、意义充足。任何借相对主义的名义消解人性基础的企图，都是对学术的犯罪。因此，必须旗帜鲜明地弘扬人类的普世价值，为当代文艺学研究确立更为宽广的思想土壤。实际上，这也是对社会学家华勒斯坦如下看法的正面回应：“对于一个复杂的世界应当允许有多种不同的解释的同时并存”，但这是因为“我们的出发点乃基于这样一个坚定的信念，即某种形式的普遍主义是话语共同体的必要目标。”华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刘锋译，三联书店，1997年，页63。
总之，这是在消费主义时代里我们对“诗学何为”问题的回答，是由吴炫教授的论文引发出来的思考。它告诉我们的是，善用自己的感官，尊重普遍的常识，绕开那些僵硬而死板的“体系”陷阱，切实学会靠生命内在的逻辑衡量一切知识体系，回到具体的生命现象，回到真实的生活经验，最终实现抵御虚无主义、弘扬普世价值的思想目标。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会尼采的主张——世界因审美而存在——的良苦用心，才能彻底明白胡塞尔倡导的观念——回归生活世界——的终极旨趣。这也意味着，没有对于浮泛的“术语百花园”的深刻反思，就不可能有中国文艺理论的真正繁荣；没有对于理论主义之贫困的拨乱反正，就不可能有当代人文学术的稳步推进。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当真有一个“当前文艺学论争”的话，如果当真要实现审美主义的生活的话，那么，把僵硬的思维从“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的框架中解脱出来，让疲惫的视线穿越理论主义编织的幻梦，看一看周遭真实具体的生活，看一看眼前无限美丽的风景，或许才是我们该完成的首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