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学术格局的演进过程中，美学研究的重要性正日益凸显。继20世纪50年代、80年代的两次“美学热”之后，我们似乎正迎来第三次美学热潮。虽然其确切意义尚难以估量，但可以断言的是，这次热潮不仅呼应了消费社会的内在要求——感性化、肉身性的生存状态本是美学的关注重心；而且表征着当代文化人的学术自觉，即纯粹学问逐渐吸引了学者们的研究兴趣。然而，如果细究起来，一个不容讳言的事实是，在表面繁荣的背后，当代美学研究却在实际上存在着“概念游戏”与“对象空泛”这两大误区。前者使得相关学术著作沉溺于话语的解构游戏，而只是在知识论里兜圈子；后者则使一些研究者无视学科本身的边界，而随意地将“美学式”的命名赋予自己的对象。对于美学的明天而言，这自然是一个令人遗憾的结果。
实际上，这个结果的出现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深刻的哲学史的背景——这就是弥漫于20世纪初的那场声势浩大的“语言学转向”。这次转向的批判对象是古典美学关于意义本体的常规解释，主要发起人是瑞士人索绪尔与奥地利人维特根斯坦。通过对语言与言语、能指与所指的分辨，索绪尔发现，语言活动与实际世界之间的同盟关系并非如我们素常以为的那样有先天的合法性，而多半是偶然性的产物。一个无法被确认的孤立的语词其实是飘零而空洞的，处于繁杂的形式系统中的语言活动必须以具体的“关系”为基础才具备存在的意义。他由此下结论说，历代美学家所乐此不疲追寻的美的“本质”不过是一场语言的冒险，是终究无解的思想乌托邦。而后期维特根斯坦提出的“语言游戏说”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冲击的力度。简单地说，这就是所谓的后现代语境下反本质主义的实际境况，是美学的思辨之舟撞见的一个几乎致命的险礁。
然而，值得庆幸的是，这次批判的力度虽然强大，却不足以动摇以柏拉图主义为代表的美学的存在之根。这是因为，“语言学转向”虽然对现代人的观念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但已表现出明显的负面作用。换言之，随着“转向”裹挟而来的“主义”在解构日常陈见的同时也冲击了世界的意义本体，导致我们身不由己地陷入一种“为理论而理论”的陷阱中。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转向”不过是又一次理论博弈的产物，它存在着诱导我们放逐理性、走向相对主义的内在危险性。显然，这些都不是我们所要的。——如果说人之为人的根本在于理性的清明，借助对美的追寻探究一个意义世界是美学研究的本义，那么，放逐理性将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支离破碎，走向相对主义则使我们的灵魂无所皈依。因此，有必要重新回到美学的诞生之地，重新把握美学的原初意义，探究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美学的内涵。
众所周知，美学的思辨之舟通常奉两千多年前的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为自己最杰出的驭手。在柏拉图看来，在变动不居的感觉经验下面，有一种只有理性才能认识的永恒不变的实在，这就是居于超验层面的“理念”。作为万事万物的原型，理念是美的本体，只有借助诗人的回忆才能依稀辨认。因此，柏拉图主义努力回答的终极问题是：美是什么。亚里士多德则借助对经验世界的把握进一步区分了人生在世的三种生活方式，即享乐的生活、政治的生活与沉思的生活。所谓“享乐的生活”以“快乐”为目标，是“多数人或一般人”的价值诉求；所谓“政治的生活”以“荣誉”为目标，是“有品味的人和爱活动的人”的价值诉求；所谓“沉思的生活”则以“德性”为目标，是“自足、闲暇、无劳顿以及享福祉的人”的价值诉求。所有这一切共同构成了生活的样态或面相。因此，亚里士多德主义努力回答的终极问题是：生活是什么。总之，可以认为，对“美”与“生活”本质的追问是古典美学的基本问题意识。毫不夸张地说，在漫长的西方美学史上，这也是令后世诸多美学家殚精竭虑的核心问题。而在这个问题的背后，哲人们的终极目标是深刻地理解人生幸福的真义。站在21世纪的边缘，必须承认，由于这些问题如此真实而具体，它们对当代人也具有永恒的现代性。在这个意义上，研究作为生活方式的美学就不仅是一种学术思考，更是对个体幸福的追求与把握。具体而言，这一富有意义的回归需要取道于破除理论膜拜、关怀个体生命与弘扬普世价值这三条路径。
不加节制地信赖理论本是我们思想界的悠久传统。无论是零敲碎打的古典诗论，还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舶来“文论”，无不照单全收；而勃兴于号称“批评时代”的20世纪的诸多“主义”，更是被我们当作救世良方迫不及待地吸纳进来，唯恐错过了哪一次历史的机遇。真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忙得不亦乐乎。然而，一旦理论的热潮呈现消退之势，一旦冷静下来清点自己的思想遗存，我们才惊讶地发现，这些轻舞飞扬的“主义”不仅没有起到被期待已久的作用，而且还导致美学思辨远远脱离了真实的生活。它们的命运也正如上文提到的反本质主义一样。实际上，不是理论而是理性才值得我们重视与珍惜。这是因为，历史上虽曾有过层出不穷、五花八门的理论，但它们永远只是逻辑演绎的结果，是一个个外在于人的概念系统；而理性则归属于人性本身，是能够体现人之尊严与价值的最内在的标志。
其实，历代思想家早已为我们指出过这一点。且不说康德对启蒙本义的诠释，表露出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自信：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我束缚的不成熟状态，从而公开而勇敢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单单是柏拉图关于二元世界的划分，不是已经建立在对人之理性的肯定的基础上了吗？所有这些，无不在以一种更切近的方式告诉我们，如果漠视了理性的声音，关于美的思考就不仅只能在话语符号之间飘荡，而且无法体现人之所以为人的存在根据。换言之，作为一种对感性认识的理论把握，美学判断只有建立在个体理性的基础上，才能走出理论主义的迷障，才能拥有直指本心的力度。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珍视理性也同时意味着葆有一份对真理的信任与热爱。难道不是么，在人类漫长而崎岖的求真之路上，我们对真理的哪一步跌跌撞撞的靠近，我们在黑暗时代里收获的哪一缕光明，不是借助于理性的烛照呢？
关怀个体生命是第二个必经之途。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生命之外，没有任何重要的东西。英国小说家大卫·劳伦斯的此番断言让我们懂得了一个知识分子的人文立场。但话题显然才刚刚开始。值得继续追问的是，究竟该如何理解人的生命？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我们通常以为的身体与心理这两重维度并不足以概括人的全貌。这是因为，如果说强健的身体是对感官特征的把握，健全的头脑是对心理世界的总结的话，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维度常会被我们忽略，这就是诉诸个体情感的精神。可以想象的是，失去了对无限高远的精神山峰的攀登，失去了对无限丰富的情感世界的体验，我们终将有成为诗人艾略特笔下的“空心人”的危险。因此，只有身体、心理与精神的恰当结合，才能构成一个完整而立体的人。实际上，这才是生命的本义，是美学思想应该着力关注的唯一对象。也就是说，通过对以文学作品为对象的艺术精神的研究，美学试图发现的是一个情感的汪洋大海，一个以生命的真、善、美为终极理想的浩瀚世界。
因此，这个意义上的美学实在可称为一种人生之学。它不回避对于世俗生活的细致透视，因为正是后者构成了生命的基础土壤，使我们得以驻足于一个更加切实而具体的领地。但这同时也意味着一种别样的超越，因为没有对现象世界的超越就没有精神之维的提升。可以认为，这种来自生活却又超越生活的独有姿势构成了美学的存在方式，是对亚里士多德笔下的三种生活的融通与综合。同样，这个意义上的美学也可称为一种情感之学。这是因为，在人的审美经验中，不仅蕴涵着对自然界的秀美风景的领悟，而且还包含有对人世间的感觉经验的归纳，最终实现情与景的圆融合一，为本来坚硬而干枯的世界赋予一种灵性的光芒与存在的意义。
在这趟关怀人生的旅程中，必须着力强调的一个关键词是：个体。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生命就是个体，而个体就是生命。我之所以作如此强调的理由是，只有从个体人格出发才能真切地体验他人的悲欢，只有在自我实现中才能拥有生命本然的灿烂。正如有哲人曾指出的，你越成为自己，你越接近全人类。这也意味着，在开启美学的思辨之舟时，必须把根基落实于个体的人。然而，长期以来，一个让人扼腕叹息的事实却是，我们常常心甘情愿地在集体主义的怀抱中迷失，常常不由自主地被英国哲学家波普尔所批判的“大词”所笼罩。它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当我们日渐陶醉于“解放全人类”的集体梦想时，当我们在“宏大叙事”中无私地抛洒自己的生命激情时，你与我自己的生活却被无情地忽略了，一个个切问近思、体验生命滋味的机缘正渐行渐远。显然，这不是我们的生活目的，也满足不了我们对幸福的盼望。“美不属于决定化的世界，它脱出这个世界而自由地呼吸”，如果别尔嘉耶夫的这个善意提醒还有其价值，那么走出集体主义的迷障，享受生命内在的自由，就不仅只是一个美学发展的方向，而且正是美学本身，是美学存在的理由。
弘扬普世价值是作为生活方式的美学的存身姿态。如前所述，由于后现代主义在理论界的肆虐，原本确定无疑的普世价值的存在一时间成了一个问题。“上帝死了，一切皆有可能”，这种玩世不恭的说法不仅随处可见，而且已对我们的价值系统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在这个口号的指引下，消解崇高、解构神圣似乎变成一件光荣的事情，不加任何限制的怀疑主义也成为一些学者奉行不贰的学术圭臬。在此基础上，美学研究呈现出碎片化状态不足为奇。但这显然不是我们所期待的美学研究的本义。众所周知，在这个世界上有自明性的东西，如正义、良善、公理等存在，这是一切人文学术得以推进的前提。而作为一门探讨人的审美意识、研究人的直觉判断的学科，美学同样需要具备自己的自明性基础，这就是共通的人性。换言之，只有承认人性之相通，关于趣味的价值判断才有自身的合法性；只有肯定情感之共鸣，美学的发展才显得空间富裕、意义充足。任何借相对主义的名义消解人性基础的企图，都是对美学的犯罪。因此，必须旗帜鲜明地弘扬人类的普世价值，为我们的当代美学研究确定一块更为阔大而宽广的思想土壤。
作出这个判断，并非要否认个体的独特性。恰恰相反，正如我们曾指出的那样，成为一个人就意味着确证自身的独特性，发现自我对于这个世界的意义。而个体生命的基本要素，如感觉、情感、行动与思想无一不是我之所以为我的独有标志。比如，感觉的敏锐与迟钝、情感的细腻与粗糙、行动的迅捷与滞缓，以及思想的深刻与肤浅，所有这一切无不因其贴身性而显得无比私人化。然而，生命的悖论又在于，这些要素又同时构成了价值世界的主要内容，成为我们走出自我、沟通有无的重要凭证。事实的确如此。且不说只有凭靠感觉与情感的沟通，才能在“我—你”关系中拥有一份生命的自在。单单是我们永不止息的行动与思想就足以为这个暗淡的世界赋予意义。正如法国作家雨果所指出的，一个深刻的思想抵得上五十万军队。可以说，正是借助思想的力量，人类才从幽深的洞穴里转过身来，揖别黑暗与蒙昧，最终拥有了精神的启明。实际上，正是它们，共同构成了独特性价值与普世性价值之间的张力。而在这个永恒的张力背后，是优美与崇高之间的辩证法，是值得我们无限追寻的人文理想。
总之，失去“美学”的生活，只能是枯燥干瘪的动物化的生存样态；同样，忽略“生活”的美学，也必然会使我们的学术思考在概念游戏中自生自灭。因此，在消费主义时代里，必须鲜明地张扬与肯定原初意义上的美学。这是因为，肯定美学就意味着肯定一种富有意义的生活方式，肯定一种奠基于生活世界、在自由创造中存身的生命态度。从而，不仅为方兴未艾的第三次美学热潮，而且为我们当下的属己的生活确立一块踏实稳靠的精神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