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以诗意化的语言描述道：“演员就这样经历了多少世纪，领悟了多少智者，模仿了他可能成为的人物和他切身体验的人物，再来与另一个荒诞人物会合，后者便是旅行者。他一如旅行者，取尽了某些东西之后，又不停地奔波。他是时间的旅行者，更有甚者，是受灵魂追逐的旅行者。”（页113—114）可以说，演员的处境就是生命本身的一种隐喻：在人生的舞台上，来了、又去了，繁华、荣耀、贫瘠、富饶，一切正在经历，一切又迅速归于平静。正如作家斯汤达的墓志铭：爱过，写过，生活过。日子就这样来去匆匆。想一想，哪个人不是如“旅行者”一样步履蹒跚地走？有哪个人能逃得掉这终极的归宿呢？
加缪笔下的演员却试图表达属于自己的观念。这是一个知道自己命运的人，他的使命就在于穷尽这种命运。在加缪看来，真正的演员信奉尼采的信念，“重要的不是永恒的生命，而是永恒的活力”（页115），因此他至死不放弃艺术。关于荣耀，加缪强调说：“在所有的荣耀中，最不骗人的是眼见为实的荣耀。”（页113）这恰恰证明了荒诞的人的生活准则：从希望结束的地方起步，关注最确实的东西。在演员这里，生存的本然与现象已经没有界限。宗教为此把他们视为凶恶的敌人，“教会禁止演员们喜爱现时和普洛透斯式的胜利，因为都是对其教诲的全盘否定。永恒不是一场游戏。一种精神若疯狂到喜爱，戏剧胜于永恒，已经丧失了拯救”（页115）。普洛透斯，希腊神话中这个变幻无常的海神，如果说是教会天然的敌人的话，真正的演员却由衷地喜欢他。演员们没有那么多顾虑，而是满怀着激情去经历与穷尽，对于预先就知道的惩罚流露出轻蔑的表情。
正如加缪所说，“只要一点儿想象力，就足以觉出演员的命运意味着什么。正是在时间中他塑造和列举一个个人物，也还是在时间中他学习驾驭他的人物。他越体验不同的人物，就越与他的人物分离。时间一到就必须死在台上，死在上流社会。他体验的东西历历在目。他看得明明白白。他感受到了一生冒险所产生的令人心碎和不可替代的东西。他心知肚明，现在可以死了”（页116）。因此，对荣耀的穷尽，说到底是对美的穷尽，它试图实现另一种形态的永恒，即类似于日本樱花美的原型，“一种赞叹短暂、可怜、在历史上瞬息即逝的态度，这种美是一种非物质的存在”今道友信：《关于爱和美的哲学思考》，王永丽等译，三联书店，1997年，页226。，却历久弥新。
显然，演员的处境涉及的是生活的意义问题。加缪从现实出发，对这个密切关系到人类良心的问题，给予了真诚而勇敢、独特而朴实的回答。在他看来，“上帝不在场”已经是一个直观的、经验的事实，其证明就是古往今来的眼泪和鲜血、压迫和不公、暧昧和焦虑，等等，一句话，就是卡利古拉所看到的“人终有一死，却并不幸福”的“真理”。与虚无遭逢的生存，由此显示出前所未有的赤裸裸形态。因此，生活先于意义。正如加缪引用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在热爱生活的意义之前，应该首先热爱生活。”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没有否认生存的意义与超验价值的必要性。在《致一位德国友人的信》中，他说：“我一直坚持认为，这个世界并无超凡的意义。但我知道这世界上的某种东西是有意义的，那就是人，因为人是唯一提出了生而有意义的生灵。在这个世界上至少存在人的真理，而我们的任务是赋予这个世界以理智，同其命运抗争。”加缪：《致一位德国友人的信》，杨荣甲译，见柳鸣九、沈志明主编：《加缪全集》散文卷Ⅱ，页18。这样，人的虚无的存在状态与他对意义世界的要求，使作为世界的一部分的人脱离了世界，站在了世界的对面。这种生活的断裂，这种加缪所命名的“荒诞”，是他对“上帝不在场”后人与世界之关系的基本判断。
17世纪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对人类处境的描述显然得到了加缪的认同：“让我们想象有一大群人披枷带锁，都被判了死刑，他们之中天天有一些人在其余人的眼前被处决，那些活下来的人就从他们同伴的境况里看到自身的境况，他们充满悲痛而又毫无希望地面面相觑，都在等待着轮到自己。这就是人类境况的缩影。”帕斯卡尔：《思想录》，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页100。每个人，与舞台上的演员一样，都是终极意义上的死囚，所谓的差异仅仅是刑期的不同。死亡迫近之处，生命显得分外脆弱。可见，虽说每一代人都有自己心中的人的形象，但对人的命运的感喟其实早已开始。在思想史上，帕斯卡尔第一个指出理性本身的内部矛盾及其界限，他说：“人的状况：变化无常，无聊，不安。”帕斯卡尔：《思想录》，页62。这种对人类处境的惶然，翻译成加缪的随笔式语言，就是所谓的荒诞，“是指非理性和非弄清楚不可的愿望之间的冲突，弄个水落石出的呼唤响彻人心的最深处。荒诞取决于人，也不多不少地取决于世界。荒诞是目前人与世界的唯一联系，把两者拴在一起，正如仇恨才能把世人锁住”（页80）。正是这种对人世的牵念，使得加缪在读出了演员身上的荣耀后，禁不住一阵阵心碎。
四西西弗：征服者的背影
据说，由于加缪的同名随笔，“西西弗神话”已成为法文中的谚语，借喻“永久无望又无用的人生状况”（页68）。实际上，这个在希腊神话中被诸神判罚的西西弗，早已因其“对诸神的蔑视，对死亡的憎恨，对生命的热爱”（页137）而被加缪塑造为一个“荒诞英雄”。
西西弗，一个现代人的隐喻
加缪以充满人性的自豪宣布道：“我让西西弗留在山下，让世人永远看得见他的负荷！然而西西弗却以否认诸神和推举岩石这一至高无上的忠诚来诲人警世。他也判定一切皆善。他觉得这个从此没有主子的世界既非不毛之地，抑非微不足道。那岩石的每个细粒，那黑暗笼罩的大山每道矿物的光芒，都成了他一人世界的组成部分。攀登山顶的奋斗本身足以充实一颗人心。应当想象西西弗是幸福的。”（页139）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问题上，加缪与萨特产生了观念分歧。主张“存在先于本质”的萨特从存在主义立场出发，强调向着未来超越自身、超越世界。他从现代伦理悖论出发，嘲笑康德主张的要永远把人当成目的而非手段的伦理学说。萨特以一个战时的年轻人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徘徊在两种伦理行为之间的年轻人：去英国参加自由法国军队，还是和母亲一起待在家里。参加战争，就会使为了儿子活着的母亲陷入了无生趣之中，从而把她当成了手段；但是，如果选择和母亲待在一起，那些在前线的战友就有被当成手段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萨特主张“自由选择”，“你是自由的，所以你选择吧——这就是说，去发明吧。没有任何普遍的道德准则能指点你应当怎样做：世界上没有任何的天降标志”。借此，萨特以无神论存在主义的名义大胆地搁置了一切超验判断：“一个存在主义者永远不会把人当作目的，因为人仍旧在形成中。”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熙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页13—30。因此，在自由超越的名义下，为了“明天的人”，他宁愿牺牲“现在的人”。对这种似是而非的主张，这种以未来的名义拒绝“现在”的主张，加缪给予了坚决的反驳。加缪不愿意任何人为了明天而牺牲现在，他继承康德的启蒙思想，鲜明地指出：“人是他自身的目的，而且是唯一的目的。假如他想成为什么，也是在人生中进行。”（页119）
从荒诞体验出发的加缪，不愿意任何人以任何名义践踏人的尊严。《西西弗神话》中的西西弗就是体现这一思想的“荒诞的人”。在他看来，征服是人对抗命运的一种方式，属于“要成为一个人”的个人的事业。征服者只有一种有用的行动，就是重新造就世界的行动，而不是重新造就人。“个体什么也做不成，却什么都办得到。在这种奇妙的预备役期间，你们明白我为什么既激励个体又贬压个体。其实，是世界把他贬压，是我把他解放。我把他的全部权利都全部给他了。”（页118）由于世界整体性的专横和意义同一性的武断遮蔽了个人的生存，所以，征服者要直面意义不在时的虚无，从而，“面对本质矛盾，我支持我的人性矛盾。我把我的明察置于否定它的东西中间。我在贬压人的东西面前激励人，于是我的自由、我的反抗和我的激情汇合在紧张、明智和过分的重复中”（页119）。
西西弗的伟大之处就是他在瞬间清醒地意识到人类精神的力量，于是坚定地尽其所能地生活，而不试图超越人本身：“征服者知道行动本身是无用的。只有一种有用的行动，那就是重造世人和大地。我永远重造不了世人。但应当装得‘煞有介事’。斗争的道路使我遇见肉体。哪怕受凌辱的肉体，也是我唯一可确定的东西。我只能靠眼见为实的东西生活。造物是我的故土。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又荒诞又无意义的努力。这就是我为什么站在斗争的一边。”（页118）就是在最狂热的时候，他也不会脱离今天的人的熔炉，始终清醒地感觉到他的权力和他的局限。征服者投身于大地的火焰，在他看来，这火焰可以与天国的芬芳相媲美。加缪笔下的征服者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延续，有的只是现在，只是荒诞的清醒和有限度的理性，因而穷尽现在的行动更加富有生命的激情。
在这一系列荒诞的人中，如果说唐璜属于认知型，演员属于聪明型，那么西西弗则属于精神型。不靠寄希望于渺茫的未来而忘情，是这位神祇痛苦的缘由。在小说《鼠疫》中，加缪亦曾细腻地描写过一个无辜孩童的死亡。孩子的痛苦虽微小却深邃，以至于天堂永恒的幸福都无法补偿。是的，这也是一种选择，但不是无谓的“自由选择”，而是在现实基础上的痛苦抉择。它没有高超惑人的口号，却更加强烈地震撼着我们的心灵。因为这里有着诗意的激情，有着痛彻骨髓的悲悯，有着对人类肉体的最真挚的关切与怜惜。因此，“荒诞人的信念看起来悲观之极，其实充满了一种人性自豪感”刘小枫：《拯救与逍遥》，页362。。这是因为，荒诞人的世界是一个执著的世界，“一个灼热而冰冷的、透明而有限的天地，在那里什么也干不好了，一切都定得死死的，过了这片天地，便是倾覆和虚无。荒诞这时可以决定同意在这片天地里生活，从中汲取自己的力量，对希望予以摒弃，对无慰藉的生活作固执的见证”（页102）。
荒诞世界中冰冷与温情的对峙在现代社会得到了恰切的印证。古典时代正一去不返，曾经笼罩一切价值的宗教的存在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因此，无论是唐璜、演员，还是不懈地滚石上山的西西弗，其实都不过是现代人的隐喻。他们的挣扎，也无非是觉醒了的现代人无奈而豪壮的身影。用瑞士历史学家布克哈特的说法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通过发现世界发现了自己，而这一发现宣告了具有自我意识的现代人的诞生。在他看来，如果说自然美的发现是人性觉醒的标志的话，那么，“充分而明确地表明自然对于一个能感受的人的重要意义的是佩脱拉克——一个最早的真正现代人”，因为他不仅能欣赏山色的美丽，“而且完全能够把画境和大自然的实用价值区别开来”。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页294—295。这正是一双审美的眼睛，一双不断地寻找心灵慰藉的眼睛。也就是说，只有在审美意义上，体验荒诞的现代人才能够找到做人的根本，才能真正拥有担当荒诞的勇气。或许，这才是我们不断返回身去重读《西西弗神话》这部现代散文经典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