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电影的第一个运动：清除好莱坞电影
饶曙光邵奇
讨论中国电影、尤其是中国电影市场，一个绝对无法回避的话题就是好莱坞电影。不管我们愿意与否，好莱坞电影无论是对中国电影创作，还是中国电影市场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事实上，上海海早在二十年代早期已经是好莱坞电影的独占市场，除开短暂的二次世界大战之外，到了战后又重新占据了中国电影市场的绝大部分份额。这种情况在当时就遭到了中国电影工作者的强烈批评和反对。新中国成立之后，电影界在新中国既定方针的指导下，有意识和有步骤地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清除好莱坞电影的运动。令人吃惊的是，这场对其后中国电影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的运动竟然被包括电影史学家在内的人有意无意地遗忘了。本文将借助于电影史料对这场新中国电影的第一场运动即清除好莱坞电影的运动作出重新梳理和评价。
一、好莱坞与早期中国电影
尽管有资料显示，最早进入中国的是法国电影，但是，中国人最早留下的观影文字资料却是美国电影。1897年9月5日，上海出版的《游戏报》第七十四号上，曾刊登过一篇题名为《观美国影戏记》的文章。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电影在美国，首先不是被作为艺术，而是被作为一门工业制作、发行与输出。美国雄厚的经济基础与技术条件，使这种工厂化的制作方式成为可能。20年代，美国电影业的总投资已超过2亿美元，年产影片超过500部，从而确立了美国在世界电影业中不可动摇的霸主地位。如果说一部好莱坞电影发展史主要是一部被经济利益驱动的投机史的话，那么好莱坞电影向外输出的历史同样也是谋取利润的历史。好莱坞电影在中国电影市场的放映和传播也不例外。换句话说，好莱坞电影在中国电影市场的放映和传播与传教士宗教情怀的“传道”不一样，好莱坞电影是被经济利益而不是“文化利益”、“宗教利益”所驱动，因此他们非常重视对中国电影市场的调研。如美国商业部的对内对外贸易司从1927年1月开始定期发表有关世界各国电影市场的调查报告，而它的第一份报告便是关于中国电影市场的。在它的发刊宗旨中，编集人明确宣布这是美国政府旨在帮助美国电影业开辟海外市场的一种举措。美国8大影片公司从20年代起，陆续在上海设立了分支机构。通过这些机构，源源不断地将影片输入上海和全国。美国电影商在华发行影片的方法有独家上映、一次买断、票房分成等。在1995年还被认为是“新生事物”的票房拆账制，在20年代中期就出现了，差不多与美国国内电影业的发展基本同步。据《全国电影事业概况》（明星月报》第2卷第6期，1935年1月，上海）、《联华年鉴·民国廿三年—廿四年》（1935年，联华影业公司）与郭有守《廿五年国产电影》（1937年，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第六届年会特刊）等媒体统计，1933年，中国进口外国长片431部，其中美国片355部，占82%；1934年，进口外国长片407部，其中美国片345部，占85%；1936年，进口外国长片367部，其中美国片328部，占89%。而据当时南京国民政府电影检查委员会一项统计，1934年有412部外国电影在中国放映，其中有364部来自美国，占进口影片的88%。这个364的数字与好莱坞那一年生产的长故事片总数目基本一致。这个数字说明，从20到30年代，好莱坞出品的百分之八九十的影片都会在中国得到发行放映。30年代美国片到底占了多大比例，现在很难有一个精确的统计。据夏衍的个人回忆，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1911一1927），“电影院里放映的90％是美国电影”；在30年代的上海，“影院上映的影片有85％以上都是外国电影，主要是美国电影”。见林漫等编：《夏衍谈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第21、105，。《大众电影》1950年11期刊登的署名赵涵的文章《扫清美帝电影影响，荡除媚美恐美心理》中说：“……在抗日战争前，美帝影片进口，每年约有三百五十部，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更增加到四百五十部。”而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11月4日，国民党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随着“中美商约”的签订，美国福斯、哥伦比亚、迪斯尼、环球、华纳兄弟、派拉蒙、米高梅、雷电华8大公司，大量的战时拍成的旧片倾销中国。这样，战后美国影片占据中国市场，在数量上较之30年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客观地说，30年代国民党当局对好莱坞电影开放的同时也抱有一定的警惕。1930年11月3日，国民党政府发布《电影检查法》，规定“凡电影片，无论本国制或外国制，非依本法经检查核准后，不得映演”《中国左翼电影运动》，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年版，第1089页。。《电影检查法》有这样的明确规定，即凡“有损中华民族之尊严”的影片不得上映。可以说，国民党当局颁布实施《电影检查法》除了想要禁止《火烧红莲寺》之类的武侠神怪片之外，与那场抗议罗克（HaroldLloyd）辱华电影《不怕死》（WelcomeDanger）的风潮也有很大关系。而在左翼电影工作者看来：好莱坞电影与其说是大众的“食粮”，不如说是大众的“迷药”和“毒药”。1932年以后，上海各大报的电影专刊，如《申报》、《时报》、《晨报》、《大公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等，基本上都掌握在左翼电影工作者手中，他们以一种有组织、有理论的方式，发起对美国好莱坞电影的批评，在相当程度上左右了当时的电影舆论。进入到30年代，对好莱坞电影批评得最激烈、否定得最彻底的是梅朵先生。他对好莱坞电影作了这样一个明确的定位：“如果我们要对这问题寻找解答的话，首先我们知道好莱坞电影究竟是种什么东西？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直截的回答，说好莱坞电影是帝国主义的文化传播所。”梅朵：《好莱坞电影究竟给了我们什么影响》，载《影剧丛刊》第二辑，1938年11月5日。
二、《大众电影》创刊及其成为批判好莱坞电影的阵地
电影从1896年传入中国到1949年的五十多年中，好莱坞电影占据了中国电影市场的大部分市场份额。早在1947年初，当时任东北电影制片厂厂长的袁牧之就预见到解放后可能出现美英片和旧中国消极片仍会大量充斥市场的情况（由于国产进步片数量少，一时无法取而代之。在1949年的一次讲话中，他列举了1948年的纪录，全年共映出新片356部，其中国产片85部，外国片271部，在85部国产片中，进步片极少，从全国范围讲，无疑是劣势。袁牧之认为，新中国“这支电影方面的军队，一上阵就面对着美帝电影在市场片量上的绝对优势，因此他们必须要马上担负起紧急的作战任务，以扭转电影市场的情况。……首先，必须肃清统治中国电影市场有40余年历史的美英帝国主义有毒影片和有30余年历史的中国封建落后以至反动影片，为年轻的人民电影扫清道路。”袁牧之：《两年来的电影工作及今后任务》，载《人民电影的奠基者》，宁波出版社2003，第213页。也就是说，“肃清统治中国电影市场有40余年历史的美英帝国主义有毒影片和有30余年历史的中国封建落后以至反动影片”是新中国电影的既定方针，也是新中国电影必须完成的历史性任务；因为不如此的话，就不能“为年轻的人民电影扫清道路”。
众所周知，好莱坞电影在中国的放映和传播主要集中在上海，那么上海也就是清除好莱坞电影的主战场。1949年5月上海解放，标志着好莱坞电影在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上海刚刚解放时，由于各种原因，虽然不再引进美、英影片，但原有的美、英影片仍然在上海的影院内发行放映，且拥有相当数量的观众群体。这种状况自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中美关系急剧恶化，为新中国清除好莱坞电影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契机。1950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先后颁布了《电影业登记暂行办法》、《电影新片颁发上映执照暂行办法》、《电影旧片清理暂行办法》、《国产影片输出暂行办法》、《国外影片输人暂行办法》等5项行政规章，其出发点和指导思想就是要削弱好莱坞在中国电影市场的支配地位，进而彻底清除好莱坞电影的影响。全国各地都纷纷把旧片集中起来统一进行审查清理，禁映有毒索和有消极影响的中外影片，净化电影市场。1950年7月，当时文化部负责人明确提出：“发展国产电影……贯彻电影事业上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公私兼顾的政策……”“扶助与指导私营电影业，鼓励其摄制进步电影，以期共同抵制与代替有毒素的美国片与国产旧片，争取进步电影在电影市场上的完全优势。”载《人民日报》1950年7月12日。
1950年6月1日，《大众电影》画报在上海创刊，主编就是对好莱坞电影批评得最激烈、否定得最彻底的是梅朵先生。在梅朵先生的主持下，《大众电影》从第一卷第一期起，就把清除有毒素的好莱坞电影作为了一个主要目标，并系统的刊发了一系列批判好莱坞电影的文章，一方面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好莱坞电影对人的精神毒害，另一方面更说明清除好莱坞电影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于伶在《大众电影》第一卷第一期《期望》的文章中这样写道：“上海解放一周年了，做电影介绍工作的同志，用出版《大众电影》来纪念上海解放一周年，我想这是一件可喜的有意义的事情。……回顾一年前，除了极少数的进步影片外，每月有两百多万的上海电影观众，被大量乌烟瘴气的毒素影片窒息着。头脑清醒的人，固然可以用批判的方法来御毒，用写电影批评的文章来帮助消毒，但是中毒的人仍然很多。最近所发生的，所谓‘阿飞’事件，年青人受毒素影片影响之深，是个明证。而这仅仅是年青人，想法做法比较天真一点，至于年纪大一点的人，所受到的坏影响何尝不大呢？”载《大众电影》第一卷第一期。于伶先生所提到的阿飞”，也称为“小飞机”，指那些因为观看好莱坞电影而学坏变成小流氓之类的青少年。与于伶的文章相呼应，《大众电影》第一期还刊登了大众电影记者写的文章《好莱坞电影看坏了好人》，副标题是《一个青年怎样成为‘小飞机’》。同一期，黄宗英在《两种文化》的文章中为读者讲了一个女青年深受好莱坞电影毒害的生动有趣的故事。
应当说，那些深受好莱坞电影毒害的人的“现身说法”对一般读者是最有说服力的。《大众电影》的编辑们显然深知这一点，所以刊发了大量的“现身说法”的文章。然而，也有人对光是刊登“现身说法”的文章并不满意。在《怎样清除美帝影片影响》的大讨论中，署名叶定的读者提出要“有系统批判有毒素的美帝影片”。叶定指出：“……华东文化部部长陈望道同志，在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工作报告中有关电影方面曾说：……出版《大众电影》半月刊，宣传与推广进步电影，并批判有毒素的美国影片……。是的，对于‘宣传与推广进步电影’你们是已经做到了，但是在已出版的四期《大众电影》中，却从来没有有系统的批判过一部‘有毒素的美国影片’。我认为，既然仍有美片在上映，看美片者还不少（当然比解放前是少得多），而喜看美片的贵刊读者亦不在少数。每个喜看美片者常常批判的能力很差，因此在贵刊经常的，有系统批判有毒素的美帝影片，就有着它一定的教育作用了。这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并且是你们既定计划之一，希望你们能够做到。希望在第五期的贵刊中，就能看到这类的作品。”载《大众电影》1950年5期。有趣的是，叶定的要求显然让《大众电影》的编辑们感到了为难，因为要组织“有系统批判有毒素的美帝影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原因我们后面还要谈）。所以，编辑部给予了这样的回复：“叶定同志：除掉你的信，我们也接到过别的几位读者来信，要求我们能针对上映的英美片，加以批判。我们的工作的最后目的，正是为了使进步影片替代美帝影片的影响，所以你们这些意见，是非常正确的。……只是清除美帝影片的影响，并不是只有直接批判每部美帝影片才可达到，这尤其是解放后，上海已没有美帝新片进来，剩下的都是旧片子，如果我们能做到尽量介绍进步的影片，使大家喜爱了进步影片，那么自然水到渠成，美帝影片的影响，可以相对减少，以至于消灭。……另外一方面，我们希望由身受其害的人，自己来说明美帝影片的毒害，第四期中有几篇文章便是这样。尤其本刊特别刊出了‘影迷传’的座谈会，主要目的，也是在批判美帝影片，所以不一定要通过经常对特定美帝影片的批判，才能达到消灭美帝影片影响的效果。”载《大众电影》1950年5期。
因为美国好莱坞电影对中国观众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的毒害，因此展开对它的批判，扫除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对美帝存有幻想与恐惧的心理就是绝对必要的。。《大众电影》1950年11期发表署名赵涵的文章《扫清美帝电影影响，荡除媚美恐美心理》的文章就说：“掠夺与毒害我们二十五年的美帝电影，虽然从一九五○年的十一月十四日起不再在上海上映。但是这二十五年来，美帝电影在观众中间所散布的影响，却还会继续发生作用。我们并不能因为美帝电影不再上映，就认为它的影响也跟着扫除干净。……美帝影片，今日虽然不再上映，但那个旧有的影响还要继续作祟，我们就不应该放松；而必须抓紧时机，展开对它的批判，扫除这种对美帝存有幻想与恐惧的心理。尤其，通过对美帝影片的批判，来结合时事学习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更会收到具体的效果。”《大众电影》1950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