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恋》写了一个画家一生“苦恋”祖国，却遭到祖国“践踏”的悲剧。故事从1976年夏天画家凌晨光被追捕、逃亡苇荡写起，往前追述了他少年和青年时代的经历，往后写到他在雪原上冻饿而死的悲惨结局。在旧中国，少年凌晨光家境贫寒，然而处处可以得到善心人的照拂，识才者的器重：彩绘艺人教他绘画着色；科学家陈先生称他为朋友，陈先生的女儿娟娟赠他拴有同心结的木刻刀，为他唱“我们相爱在星光下”的歌子；禅院长老把他画的玉兰裱成长卷，回赠他题款“凌晨光居士雅属”的条幅，写着屈原《离骚》诗句：“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青年凌晨光被国民党抓壮丁，巧遇船家女绿娘搭救，彼此深情相爱。他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运动，被特务追捕，躲进轮船，到了国外。在美洲的一个国家，他出了名成了家，享有“花园别墅”、“黑色轿车”、“黑人使女”和“有灯光调节的画室”，举办画展，博得了外国人的赞赏和尊敬。在画廊，画家再次巧遇绿娘，终成眷属。祖国解放了，画家夫妇抛弃国外的一切，双双返回祖国。在轮船驶入祖国领海看到五星红旗时，绿娘生下了他们的女儿，取名“星星”。然而，在社会主义祖国，画家仅仅有过短暂的欢乐，紧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浩劫。与他们一家爱国心切相对照，着力渲染的是祖国如何不爱他们：全家被赶到昏暗的斗室，“没有窗户，没有阳光，没有空气”；在画家生日那天，他被打得满身鞭痕。女儿星星觉得在“这个国家”不能容身，决定跟男朋友弃国出走，凌晨光不同意。此时女儿反问父亲：“您爱我们这个国家，苦苦地留恋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凌晨光“无法回答”。他被人追踪，带着“生活在社会主义祖国还要逃亡”这个百思不解的问号，藏身苇荡，啃生鱼，吃鼠粮，成为荒原野人。剧终，雪停天晴，人们奔跑着寻找失踪的凌晨光，而画家生命之火已经燃尽，他用最后的一点力量，在白茫茫的雪地里爬出了“一个硕大无比的问号”，问号上的那一个点就是“他已经冷却了的身体”。一生了结了，他“眼睛没有闭”，“手尽量向天空伸去”。
这就是《苦恋》描绘的画家凌晨光的所谓“壮丽而艰难的道路”。
《苦恋》起初的剧本由白桦和彭宁撰写，发表于1979年第3期的《十月》杂志上，长春电影制片厂又通过生产令，由彭宁执导该片，改名为《太阳和人》进行拍摄。1980年第四期《电影故事》曾报道该片的拍摄，“描写了一位对祖国和人民无限热爱的画家凌晨光的艺术生涯”。虽然创作人员想写一个“屈原”一样对祖国忠贞不渝的知识分子，这就涉及个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屈原作为个体向国家贡献了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但是，国家反馈了什么？空怀一腔报国之志，却受到误解、冤屈，最后只能以死明志，这是千古的文人悲剧。回到当代，就算凌晨光是一个屈原式的人物，但是他忠诚的对象毕竟不是前朝的楚国。所以，这个影片没有获准公开发行，但是却作为一个标志性作品成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对象。首先对这部作品进行发难的是隶属军方的《解放军报》，该报在1981年4月20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文章鲜明地指出，虽然创作人员声称“这部作品的主题意义是爱，作品主人公对祖国的爱，也是作者对祖国的爱。但是，作品的主题思想总是通过它的具体情节展示出来的，看过作品之后，我们不能不说它所描写和抒发的感情，并不是对祖国的‘爱’，而是在‘爱’的掩盖下，对我们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怨恨”。随后，特约评论员从多种角度对《苦恋》进行了分析批评，得出了如下的结论：“《苦恋》违背历史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用如此强烈的对比，清楚地表达了作品的主题思想：新中国不如旧中国，共产党不如国民党，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祖国不仅毫无可爱之处，而且可憎可怕。”“借批评党曾经犯过的错误以否定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这绝不是歌颂爱国主义，而是对爱国主义的污辱。”明显的，《苦恋》虽然写了个体对国家的赤诚之心，但是对国家形象的塑造却得不到主流舆论的认同，“它描绘的旧社会还有些情谊和温暖，而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却处处是苦痛和悲剧；旧社会爱国者被迫害还有人救援，在新中国爱国者不但仍被迫害而且走投无路；在美洲的那个国家遍地‘阳光灿烂’，社会主义祖国却是一团漆黑。”《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从而推理出：《苦恋》描写凌晨光如何爱国，正是为了反衬祖国如何不爱他。《解放军报》的观点，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支持。1981年7月17日，邓小平同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同志谈话时，指出：“《太阳和人》，就是根据《苦恋》拍摄的电影，我看了一下。无论作者的动机如何，看过以后，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但是，邓小平也传达一种信息，他希望对《苦恋》的批评能够局限于专业层面、艺术层面，他明确指示：“对《苦恋》的批评，《解放军报》现在可以不必再批了，《文艺报》要写出质量高的好文章，对《苦恋》进行批评。你们写好了，在《文艺报》上发表，并且由《人民日报》转载。”邓小平：《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391—393。邓小平的建议，得到《文艺报》等主流媒体的响应，邀请重要评论人士唐因、唐达成撰文《论〈苦恋〉的错误倾向》，随之，《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也跟进讨论批评。1981年8月8日，主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的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也对《苦恋》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称《苦恋》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一种重要的典型表现”胡乔木：《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文艺报》1982年第5期。。
作为总结，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1981年12月27日会见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代表时，对《苦恋》的问题做出了总结的发言：“为什么要批评白桦同志？就是因为他那个《苦恋》在政治思想上是不健康的，对人民思想是有害的。经过批评，他认识了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这就很好。白桦同志还是党员，还是作家，还要继续写作。白桦同志过去写过一些好作品。我们希望白桦同志还能写出更多的好作品来。通过这件事情，人们可以看到，现在中央的方针和做法，同以往一个时期有很大的不同。而这种不同，说明我们党确实已经从过去的失误和挫折中取得了教益，更加成熟起来了。”胡耀邦：《坚持两分法，更上一层楼》（1981年12月27日胡耀邦同志会见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代表时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文艺》，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年，页268—269。
对于《苦恋》的批判，给文艺界的“伤痕”作品的创作，做出了一个指导性的意见，对于如何书写“文革”也给出了清晰的路径。而之所以产生《苦恋》问题，根本原因还是在于面对“文革”这样一个民族灾难，官方和知识界在解读层面还有相当的歧见。“文革”结束之后，大量的受难者恢复了正常的生活，这里面有诸多的知识分子，他们自然会对个人和国家遭受的如此巨大的灾难进行反思和梳理，究竟这些灾难的根源在哪里？理论界在反思，创作界也在反思，这些反思里面，就会有一些作品把自己的反思触及到四项基本原则等根本问题，诸如《苦恋》这样的作品，这和当时执政高层框定的思路并不吻合。“有些作品，有些同志，政治情绪不健康。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主要是忽视以至否定中国人民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成就，把我们革命过程中的失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都归结为整个党和国家不好，整个革命队伍不好，整个社会主义制度不好。由此得出结论：没有前途，或者前途渺茫。这就是政治思想、或者说政治情绪的不健康。”同上。
而《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则对如何再现“文革”，如何看待“文革”灾难、如何看待党和社会主义与“文革”之间的关系，表明清晰的立场：“祖国和‘四人帮’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同样，党和‘四人帮’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一个对人民负责的作家怎能如此歪曲历史，把‘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当作伟大祖国对自己儿女的冷酷无情，把十年浩劫的灾难归罪于社会主义制度，甚至把党和‘四人帮’等同起来加以鞭挞呢？我们谁也没有忘记‘四人帮’横行期间的苦难，是‘四人帮’践踏了祖国和她的儿女，国家和人民一起受难，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国家遭受到极大的破坏。但是，尽管林彪、‘四人帮’篡夺了党和国家的一部分权力，我们的广大党员、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对他们进行的抵制和斗争始终没有停止。最后也正是党领导人民起来粉碎了林彪、‘四人帮’。这一切都说明我们的党和国家是同广大人民共命运的，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祖国是属于人民的。粉碎‘四人帮’以来，不少文艺作品正确地反映了这段历史，以鲜明的爱和恨，给人以启发、信心和力量。例如影片《巴山夜雨》，就显示了广大人民跟林彪、‘四人帮’是根本对立的。《苦恋》却不是这样，它把党和人民（包括知识分子）分离了开来，又把党和祖国同林彪、‘四人帮’混淆在一起。”《解放军报》，1981年4月20日特约评论员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