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子的游戏，最有无所为而为的精神。在游戏中，小孩子做某种事，完全由于他的兴趣。他可以写字，但他并非欲成一书法家。他可以画画，但他并非欲成一画家。他更非欲以写字或画画，得到所谓“世间名利恭敬”。他写字或画画，完全是无所为而为。他做某种事，完全是乘兴，他兴来则作，兴尽则止。所谓“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他做某种事皆是顺其自然，没有矫揉造作，所以他做某种事，是无所为而为，亦即是无为。
当小孩子时候的游戏，是人的生活中的最快乐的一部分。道家的理想的生活，即是这一类的生活。道家以为成人所以不能得到这一类的生活者，乃因受社会中各种制度的束缚。我们若能打破此种束缚，则此种生活即可得到。我们亦以为这种生活，是快乐的，亦可以说是理想的生活，但社会各种制度的束缚，却并不是容易打破者。这些束缚，不容易打破，并不是因为人的革命的勇气不够，而是因为有些社会制度是任何种的社会的存在，所必需的。若打破这些，即取消了社会的存在。社会若不能存在，人亦不能存在。此即是说，若没有社会，人即不能生活，更说不到快乐的生活。道家以为，上天所说无为的生活是快乐的，这是不错的。道家又以为，人在社会中，因受社会制度的束缚，以致人不能完全有这种生活，这亦是不错的。但道家因此即以为人可以完全不要社会制度，以求完全有这种生活，这是一种过于简单的办法，是不可行的。
照道家的说法，无论任何人总有他所感觉兴趣的事。我们看见有些人，于闲暇时，什么事都不做，而蒙头大睡，或坐在那里胡思乱想，似乎是对于什么事都不感觉兴趣。而实在是他对于蒙头大睡，或胡思乱想，感觉很大的兴趣。既然任何人对于有些事总感觉兴趣，如果任何人都照着他的兴趣去做，则任何人都过着最快乐的生活，“各得其所”，真是再好没有的。或者可以问：如果人人都对于蒙头大睡感觉兴趣，如随其兴趣，则都蒙头大睡去了，又有谁去做事呢？人人都不做事，岂不大家都要饿死？道家于此可答：决不会如此的。有许多人对于蒙头大睡，不感觉兴趣，如叫他终日蒙头大睡，他不但不以为乐，而且以为苦。这些人如没有事做，反觉烦闷。所以有些人要“消闲”。所以要消闲者，即有些人有时感到闲得无聊不可耐，故须设法找点事做，将闲消去。忙人找闲，而闲人则找忙，所以虽任何人都随着他的兴趣去做，天下事仍都是有人做的。
这是一个极端的说法。照这个极端的说法，自然有行不通、不可行之处。有些事是显然不容易使人感觉兴趣的，如在矿井里做工等。然而这些事还不能不有人做。在社会里面，至少在有些时候，我们每人都须做些我们所不感觉兴趣的事。这些事大概都是社会所必需的，所以我们对于它虽不感觉兴趣，而亦必须做之。社会是我们的生存所必需的，所以我们对于社会，都有一种起码的责任。这种起码的责任，不见得是每个人所皆感觉兴趣的。所以主张人皆随其兴趣去做的极端说法，如道家所说者，是不可行的。
不过这种说法，如不是极端的，则是可行的。这种说法，在相当范围内，我们不能不说是真理。
在以前的社会制度里，尤其是在以前的教育制度里，人们以为，人的兴趣，只有极少数是正当的。在以前的教育制度里，人所应读的所谓“正经书”，是很有限的。“四书五经”是大家所公认的“正经书”。除此之外，学举业者，再加读诗赋八股文，讲道学者，再加读宋明儒语录。此外所有小说词曲等，均以为是“闲书”。看闲书是没出息的事，至于作闲书更是没有出息的事了。在以前的社会制度里，尤其是在以前的教育制度里，人们以为，人的兴趣，多数不是“正当的”。因此有多少人不能随着他的兴趣去做，以致他的才不能发展。因此不知压抑埋没了多少天才，这是不必讳言的。
说到此，我们须对才有所说明。与才相对者是学。一个人无论在哪一方面的成就，都靠才与学两个方面：才是天授；学是人力。比如一个能吃酒的人，能多吃而不醉。其所以能如此者，一方面是因为他的生理方面有一种特殊的情形，又一方面是因为他常常吃酒，在生理方面，养成一种习惯。前者是他的才，是天授；后者是他的学，是人力。一个在某方面没有才的人，压根不能在某方面有所成就。无论如何用力学，总是徒劳无功。反之，在某方面有才的人，则“一出手便不同”。他虽亦须加上学力，方能有所成就，但他于学时，是“一点即破”。他虽亦用力，但此用力对于他是有兴趣的。此用力对于他不是一种苦事，而是一种乐事。例如学作诗，旧说：“酒有别肠”，“诗有别才”。此即是说，吃酒作诗，都靠天生的才，不是仅靠学的。我们看见有些人压根不能作诗。他可以写出许多五个字或七个字的句子，平仄韵脚都不错，他可以学新诗人写出许多短行，但这些句子或短行，可以一点诗味都没有。这些人即是没有诗才的人，他无论怎样学诗，我们可以武断地说，他是一定不能成功的。另外有些人，初学作诗，写出的句子，平仄韵脚都不合，而却诗味盎然。这些人是有诗才的人，他有希望可以成为诗人。
一个人必须在某方面有才，然后他在某方面的学，方不至于白费。一个人在某方面的学，只能完成他在某方面的才，而不能于他原有的才上有所增加。一个有诗才的人，初学作诗时，即有些好句，这是他的才的表现。普通以为于此人学成的时候，他必可以作更好的句。其实这是不对的。他学成时，实亦只能作这样的好句。所差别的是：在他初学的时候，他所作的诗，有好句，却亦有极不好，或极不通的句。在他学成的时候，他所作的好句，虽亦不过是那么好，但却无极不好，或极不通的句。他所作的所有的句，虽不能是都好，但与好句放在一起，却都可以过得去。有好句是他的才的表现，好句以外的别的句，都可以过得去，是他的学的表现。他的学可以使他的所有句子都过得去，这是他的学能完成他的才；他的学不能使他的好句更好，这是他的学不能使他的才有所增益。所谓神童，不见得以后皆能有所成就者，即因他的以后的学，不能使其才有所增加。他于童年时所表现的才，与童子比，虽可称为高，但以后若不能增益，则与成人比，或即是普通不足为奇的。
一个人在某方面的才，有大小的不同。“世间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此是说，曹子建在文学方面，有很大的才，在某方面有很大的才者，我们称之为某方面的天才、如文学的天才、音乐的天才，军事的天才等。
道家重视人的才，以为只要人在某方面有才，即可以不必学，而自然能在某方面有所成就。不学而自能，即所谓无为。道家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我们承认，人必在某方面有才，始能于某方面有成就。但不承认，人只在某方面有才，即可在某方面有成就。人在某方面有才，是他在某方面有成就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其充足条件。例如一个在作诗方面质美而未学的人，虽可以写出些好句，但他所写的别的句，却有极不好或极不通的。他仍是不能成为诗人。凡能在某方面有成就的人，都是在某方面有才又有学的人。其成就愈大，其所需的才愈大，学愈深。
在某方面有才的人，对于某方面的事必感觉兴趣。因此他的学是随着他的兴趣而有的。他的学是随着他的兴趣而有，所以他求学是无所为而为的。他对于他的学，虽用力而可只觉其乐，不觉其苦，所以他虽用力地学，而亦可说是无为。
才是天生的，所以亦可谓之为性。人的兴趣之所在，即其才之所在，亦即普通所谓“性之所近”。人随他的兴趣去做，即是发展其才，亦即是道家所谓率性而行。若一个人对于某方面的事，本不感觉兴趣，或甚感觉无兴趣，但因别的原因，而偏要做此方面的事，此即不是率性而行，是矫揉造作。例如一个人作诗，本不感觉兴趣，或甚感觉无兴趣，但因羡慕别人因作诗而得名誉或富贵，所以亦欲学作诗，要当诗人。其学诗即不是率性而行，即是矫揉造作。他因羡慕诗人之可得名誉或富贵而作诗，所以他作诗是有所为而为。他作诗是矫揉造作，所以他作诗是有为。
或可问：一个人对于某一事虽有兴趣，虽有才，而其才苦不甚高，所以他虽随着他的兴趣去做，而不能有很大的成就，不能成为什么家，则将如何？于此，我们可以说，凡做一某事，而必期其一定有大成就，必期其成为什么家者，仍是有所为而为也。一个人若真是专随其兴趣去做，则只感觉其所做者有兴趣，而并不计其他。他做到哪里算哪里，至于其所做如何始为很大的成就，如何始可成为什么家，他是不暇问的。譬如我们吃饭，真是不得不吃耳，至于饭之吃下去如何于身体有益，则吃饭时不暇问也。我们常看见有许多什么“迷”，如“棋迷”、“戏迷”等。棋迷为下棋而下棋，戏迷为唱戏而唱戏，他们对于下棋或唱戏，并不预存一为国手或名角的；他们的下棋或唱戏，是随着他们的兴趣去做的。他们的下棋或唱戏，是无所为而为。他们对于下棋或唱戏，虽刻苦用功，然亦只觉其乐，不觉其苦，故亦是无为。凡人真能随其兴趣去做者，皆是如此。他们随着他们的兴趣做下去，固然可以有成就，可以成为什么家，但这些对于他们只是一种副产；他们并不是为这些而始做某种事的。
所谓什么家的尊号，是表示社会对于一人在某方面的成就的承认。例如，一个人在化学方面做了些工作，如社会认其为有成就，则称之为化学家。所以凡必期为什么家者，推其故，仍是欲求社会上的荣誉。为求社会上的荣誉而做某种事者，其初心即不是从兴趣出发，其做某种事即是有所为而为，其对于某种事所用的工夫，对于他即是苦痛，即是有为。
或可问：一个人的兴趣，可以与他的成就不一致。例如，一个大政治家，可以好音乐、图画等。就其成为大政治家说，他的才是在政治方面见长的。但他的兴趣，又在于音乐、图画，是其兴趣与其才，并不是一致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说，有些人的才是一方面的，有些人的才，则是多方面的。一个人是大政治家而又好音乐、图画，此可见，他在政治方面及艺术方面均有才。因为有些人的才是多方面的，所以他一生所好的事物，可以随时不同，如一人于幼年时好音乐、图画，及壮年又好政治。盖人在各方面的才，有些于其一生中某一时期表现，有些于其一生中另一时期表现。他在某一方面的才，在其一生中某一时期表现，他即于某一时期，对于某种事物，感觉兴趣。
或可问：如果一个人的兴趣，可以随时变动，如果他又专做他所感觉兴趣的事，则他所做的事，岂非需要常变？如果他所做的事需要常变，则他对于他所做的事，恐怕都不能有所成就。于此点，我们说：凡做什么而期其必有成就者，即是有所为而为，即不是率性而行。率性而行者，对于其所做之事，虽可有成就，但不期其有成就，更不期其必有成就。此点我们于上文已说。
在道家所说的理想的生活中，一个人只做他所感觉有兴趣的事。在道家所说的理想的社会里，所有的人都只做他所感觉有兴趣的事。如果这种生活、这种社会，事实上可以得到，这诚然是最理想的。不过这种生活、这种社会，事实上不是可以完全得到的。其理由有几点可说。就第一点说，在一个人的生活中，有些事在根本上只是一种工具，为人所用以达到某种目的者，其本身是不能使人感觉兴趣的。人做这些事，只能是有所为而为，不能是无所为而为。例如吃药，没有人无所为而吃药，但吃药亦是人生中所不能免者。就第二点说，每一社会中的人，必对于其社会负相当的责任，必于相当范围内分担社会的事，至少亦应该于相当范围内分担社会的事。没有人能生存于社会之外。所以没有人能不，或应该不，于相当范围内，分担社会的事。对于此等事，有些人固亦感觉兴趣，但亦有些人不感觉兴趣，或甚感觉无兴趣。不过对于这些事，有些人虽不感觉兴趣，或甚感觉无兴趣，而亦不能不做，亦不应该不做。就第三点说，有些人所感觉兴趣的事，有些是为社会所不能不加以限制的。社会对于这些事，若不加以限制，则必与别人发生冲突。因此有些人对于这些事，虽有很大的兴趣，而不能做，或不能充分随意地做。因以上诸点，所以道家的理想的生活，理想的社会，事实是不能完全得到的，至少是很不容易完全得到的。
这种生活，这种社会，虽不能完全得到，或不容易完全得到，但我们却不能不承认这是合乎我们的理想的。在我们生活中，我们所做的事，其无所为而为者越多，我们的生活即越近乎理想。在我们的社会中，一般人所做的事，其无所为而为者越多，则其社会即越近乎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