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争辩的问题，既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现代问题，只不过，在不同历史时期，人们争辩这一个问题所使用的话语不同而已。例如，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修昔底德笔下的雅典人代表认为，他们的行为准则，既合乎费西斯，又合乎诺摩斯。我们关于神的信念以及关于人的认识就是：“谁是强者，谁就是统治者。”这是普遍的生活法则，是费西斯造成的，这个法则（诺摩斯），不是我创立的，也不是我第一个运用。人们发现，这个诺摩斯早就存在，我们仅仅是利用它并使之永远存在，留传后世。从生活意义上说，现在不过是按照这个诺摩斯行事，只要你们处在我的位置上，也会这样做的。在历史生活中，人们确实只认同这样的现实法则：弱肉强食，强者统治弱者，弱者服从强者的支配，这就是古代就有的习惯性社会法则；这种法则，就是根据费西斯而确定的诺摩斯。无论是人还是神，都要遵循这个准则，凡是符合这个法则的就是正义，这是现实性法则，不是理想性法则。
修昔底德提出的问题，在年轻一代智者中，得到了进一步的理论阐述，这就是塞拉西马柯和卡利克勒的主张。塞拉西马柯认为：“神不关心人间事务，否则，他们不会忽视关系人们的最大的事情——正义。因为人们并不践守这种美德，正义不过是强者的利益。”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9—90页。他看到了现实和理想、真理和价值、现实生活态度和伦理规范要求之间的矛盾，人的欲望和利益，在现实存在的法则面前，情感和理智始终处于无法调和的对立状态。这种对抗，在卡利克勒那里得到了解决，基于此，在《高尔吉亚篇》中，柏拉图借卡利克勒之口发表了长篇议论：苏格拉底，你自称追求真理，实际上，你却将人引入那些令人生厌的浅薄的谬误之中；我们似乎是追求美好的高尚的东西，其实是约定的，不是自然的。一般说来，在多数情况下，费西斯和诺摩斯是彼此对立的，所以，如果一个人不敢说出自己想说的话，为此感到羞耻，他就会陷入自相矛盾之中。当人们根据诺摩斯发言时，你就狡诈地根据费西斯诘问；当他遵循费西斯原则时，你却又按诺摩斯原则发难。按照费西斯，凡是坏的与不好的，当然是可耻的；按照费西斯，人应是一个强者，有能力不受侵害。现在你被强者侵犯，说明你的费西斯缺失。按照费西斯，被欺者更可耻，而且更不光彩，但是，按照诺摩斯，行不义与欺诈别人才更可耻。在思想对话中，卡利克勒认为，正是大多数的探索者需要制定法律，为了限制强者，所以，要制定诺摩斯，这件事本身，就是不义的和反自然的。卡利克勒说，我的看法是，制定诺摩斯规则，是为了保护作为多数人的弱者，正是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制定了诺摩斯，确定了赞赏和非难的标准，但是，按照以强统弱的原则，费西斯本身，显然是让强者超过弱者，让一些更好的人能够主宰不好的人的利益。人们发明诺摩斯，改造人中的强者和优秀分子，像驯狮子一样驯服他们，诱惑他们就范，成为驯服的奴隶。他还宣称什么是他们必须同意平等的原则，说这是正义和公平，但是有朝一日，这些人由于天赋变得强大了，他们自己就要摆脱这些限制，冲决这些罗网，放纵不羁，践踏和诅咒一切纸上的协议和反自然的诺摩斯。他们行动起来，自己要做主人，虽然他们曾经做过奴隶。从这里可以看出，如果人们都遵循自然法则，弱肉强食，那么，后起的强者必然要摧毁先行的强者法则，成就新的强权法则。从自然性出发，文明的历史就是强者征服的历史，而从文明的习俗出发，则需要尊重法律，约束自然野性，使传统美德与和平理想得以延续，优良习俗与美好传统得以保存。
从美学思想史出发，可以看到，智者运动所开导的“情理之辩模式”，实际上呈现出西方美学的三种选择方式。第一种选择，以理性生活为主导，崇尚理性的价值尊严，顺从理性生活的指导，选择道德美好的生活。当然，理性生活选择，也可能导致极端的生活追求，事实上，在基督教信仰之下，许多人严格遵守清规戒律，绝对服从宗教的信条，按照宗教律法来制裁异教思想与异教生活方式。结果从理性或伪理性出发，生命本有的自由和生命自身的欲望受到限制，这就是理性与神学对生命的压制，也可看作是诺摩斯对人的费西斯的控制，它最终导致了生命的异化。第二种选择，以感性自然生活为主导，强调生命的放纵，特别为人的感性欲望和生理需要辩护。生命欲望的释放导致审美的野性，从个体生命需要出发，肉身生活的价值得到重视，灵魂生活的价值被贬损，人们崇拜生存活动中的强者，蔑视生存活动中的弱者。结果，社会陷入世俗生活的混乱，人的野性与暴力原则主导生活的价值秩序。第三种选择，寻求感性生活与理性生活的平衡。也就是说，感性欲求与理性尊严，都是生命的意义所在，二者之间，仿佛是平行关系，然而，在实际的生活中，不是理性压倒感性，就是感性压倒理性，其实，真正的生命幸福，是感性生活与理性生活的内在和谐。应该说，情理之辩，只有这三种解决方式，它构成了西方美学的三种基本价值选择。
在此，我要说的是，审美问题的理论解决方式，与审美问题的艺术解决方式，并不完全一致，应该说，艺术的解决方式更有意义。从西方艺术史的发展线索来看，有关情理冲突的解决，肉身与灵魂问题的解决，自然与律法问题的解决，实际上，有两种解决方案：一是顺从世俗生活的需要，以世俗的自然要求创造艺术形象，表现生活现实；二是顺从理性生活的要求，提升理性的力量，将生命的自由尊严与生命的感性表达自由地结合在一起。在艺术创作中，完全顺从理性法则，不尊重感性生命自由的作品是不存在的，因为这种纯粹教化的艺术没有市场，不可能具有艺术价值，因为一切艺术，必须从人的生命需要出发，以情为先，追求情理和谐。这一点，在西方经典作品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任何民族的艺术，经典艺术作品与通俗艺术作品，构成艺术发展的两极，但是，从艺术史观出发，只有经典艺术作品，才构成文学艺术审美的主导价值系统。我们可以从西方经典作品中看到艺术的主导价值或核心价值，这个主导价值原则就是：正视生命的矛盾，从生命的矛盾出发，通过生命的自由表现，将人的生活价值向美德生活价值方向提升。也就是说，构成艺术灵魂的是：从矛盾的生命变成正义的生命，从肉身的生命转向道德的生命，从感性的欲求走向理性的尊严。应该说，这就是情理之辩的根本，或者说，这是自然本性与律法要求之间的矛盾的最好艺术解决方式。在这种艺术解决方式中，西方艺术或西方美学的主导价值原则得以呈现，这就是：生命的欲求和生命的意志是合理的，它有自由表达的权利。越是自由地表达生命的本质力量，越能显示生命的美丽，但是，个体生命欲求与自由意志，个人对自由与幸福的追求，不能损害他人的利益，不能损害社会的公共价值，这样，在保全个体生命自由的同时，并没有降低人类公共生活的自由价值标准。正是从这一基本价值立场出发，我们可以从西方美学史上的情理冲突和情理之辩中看到审美的真正目的所在。在费西斯与诺摩斯之争中，维护德性生活的重要地位，就不会偏离内在生活的伟大价值目标。
从思想史意义上说，反诺摩斯的倾向，事实上，在卡利克勒这里有了良好的开端，它显示了一股新的潮流和文化精神。欲望崇拜者，要推倒传统的法律、伦理规范和一切生活的准则，重新制定适合费西斯的诺摩斯，赋予纵欲、强权、追逐权力和财富以合理又合法的形式，可见，反诺摩斯的人，不是全然不要诺摩斯，正如当代尼采的非道德主义并非不要道德规范一样。他们对费西斯和诺摩斯，有比较深刻的认识，需要的是：全新地判断和调节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的规范。反诺摩斯运动，在漫长的中世纪和理性主义时代，并未走向极端，而是与费西斯取得了和谐一致。只是到了19世纪，反诺摩斯运动才走向了真正的思想极端，发生了根本性革命。在中世纪，神学规范是以诺摩斯的面目出现的，人的原欲和自由受到极大束缚。对神学的批判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这种神圣的诺摩斯的反抗，也是对人的本性（费西斯）的再次强调。西方文艺美学，从这种本体论承诺中获得了对审美目的论的深刻说明。自18世纪以来，怀疑主义与否定主义思潮盛行，从生命的本源性出发，从生命的反叛性出发，重估一切价值的生存意志支配着思想界，因此，思想史上出现了一大批叛逆者，他们直接推动了现代思想革命。在这一革命思潮中，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马尔库塞、福柯具有典范性的思想革命意义。
马克思针对异化劳动，对社会异化现象提出了批判，从而确立了工人阶级审美解放的人类学目的；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和人的生命的自由表现，成为追寻自然本性的新的目标。马克思对费西斯和诺摩斯冲突的解决思路，很有启示性，因为他是在批判传统的过时的、落后保守的诺摩斯的前提下，要求生命必须顺应费西斯，尤其是工人阶级的“费西斯”，建构了新的规范、新的理想。共产主义理想，也许是最合乎费西斯规范和目标的文化社会理想，因为在共产主义前提下，人们有了自由时间，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自由时间，进行自由地劳动和审美的创造。在生命表现过程中，可以确定自我的生命本质力量；在对象化过程中，自我生命本质力量，也能得以自由表现。在这里，旧的规则已被打破，人们完全生活在自由状态中，不妨说，这是富有号召力的革命性审美理想。
尼采的生命哲学，可看作是对人的本性自由解放的高度强调。如果说马克思针对阶级间的关系确立了人的审美本质的自由表现意义，那么，尼采则针对个人强调生命解放的意义。尼采力图把个人的生命强力意志，把个人欲望的满足和个人意志强力发挥推到一个思想极端。许多想法虽然可以在古希腊思想家那里找到回声，但他总有新的创造。尼采的思想，对于艺术家来说，具有特别的生命启示意义；在艺术中，艺术家需要酒神精神，需要最大限度地解放自己，表现自我的生命本质力量。但是，也应看到，尼采的思想并不能适应现实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尼采只能导致“精神上的革命”，他不可能像马克思那样导致社会的革命。
弗洛伊德的性欲解放理论和本能升华理论，之所以产生划时代的影响，就是因为他从人的潜意识出发，通过解放人的潜意识，让爱欲得到合法的地位。在他看来，在人的潜在压抑和变异中，只有原欲能够激活人的创造力，特别是性欲的升华，可以极大地调动人的精神想像力、艺术的巨大表现力。这种原始的本能的欲望，具有颠覆性的力量，因为人的缺陷，人的困惑，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人的原欲被压抑，才导致社会的畸变，这显然不是充满希望的社会理想和人文理想。弗洛伊德的理论，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因为在所有的压抑中，性压抑是最根本性的，它比其他生理欲望显得更为关键。这一理论有其片面性，但是，由于它极端强调费西斯的意义，所以，它产生了划时代的革命性影响。
马尔库塞的爱欲理论所具有的现代意义，在《单向度的人》和《爱欲与文明》中，得到了充分表达，显示了古代思想与现代思想的综合论倾向。他试图调和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和存在主义，预示了人性与社会规范之间必然冲突的现代解决方法。他的这种思维方法，是充满强烈的辩证法精神的，即在对立、对抗中寻找关系的平衡，在现实与理想之间，使现实具有理想性，使理想具有现实性，他力图调和马克思与弗洛伊德，这多多少少是对马克思理论的曲解，因为在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人的欲望可以得到自由满足。私有财产被扬弃，人能够在自由的社会中生活，不可能存在过多的压抑。生理欲望可以在共产主义社会自由表现，人们可以在对象化活动中，通过对象化了的本质力量，创造生活与生命的奇迹。
福柯通过解构的立场，力图弘扬新的历史主义观念，他试图恢复那些被压抑了的边缘历史，让那些被放逐了的历史境遇中存在者的生命存在意义，在历史反思中重新得以确认。他揭示了习俗对于人类本性的巨大制约性，而且指明：人类往往因话语权力掩盖了事实的真相，所以，福柯认为：“我们必须写癫狂的另一种形式的历史。出于这种癫狂，人们以纯粹的理性为理由禁闭他们的邻居，用冷酷无情的非癫狂语言互相认识。我们还必须在这种共谋关系中在事实性范畴牢固地建立之前，在它被抗议的激情所振奋之前，确定共谋的时间。我们必须设法在历史上回到癫狂发展过程的起点，那时，癫狂是尚未显示出差别的体验，分裂本身尚未被分裂的体验。我们必须从它的运动轨迹的起点来描写另一种形式。这一形式把理性抛向其运动的一边，把癫狂抛向另一边，使它们此后互不相关，听不到对方的声音，就好像彼此相对的一方已经死亡。”福柯：《癫狂与文明》，孙淑强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页。这些激进的存在论思维方式，事实上，开拓了审美领域的全新方向，也间接说明费西斯与诺摩斯的矛盾，并非轻易可以解决。西方激进主义思想家对此进行的艰巨努力，正构成思想的内在动力，可见，这些思想策略，不仅具有历史主义意义，而且具有现实主义意义。西方美学思维，将费西斯和诺摩斯之争巧妙地纳入美学之中，揭示了西方美学发展的重要理论线索，具有美学本体论意义。西方美学价值形态，一旦超越了观念形式便落实到了这种生命本体论的探究上来，在我看来，只有解决了这一问题，才能真正理解审美目的论的真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