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值得注意的是，支克坚先生在这里所强调的，对时代要求的响应，必须是“以非常‘个性化’的方式”。这本身就是对历史经验、教训的一个总结。在第二代学者成长的年代，是从根本上否认学术个性化的，这些年学界似乎又走到另一个极端，文学与文学研究成为纯粹个人的事情。如何认识学术研究的个人性与社会性的关系，就成为这一代学人首先必须解决的，并会不断面对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支先生在他最后公开发表的论文《论革命文学的理论遗产》（文载《鲁迅研究月刊》2008年第1期）里对此作出了很好的总结：“个人性质的精神活动中，体现着社会的性质”，“须知不赞成以文艺为个人的事业不等于就可用个性化方式响应时代对这一代学者的要求109以否定文艺作为精神活动的个人的性质；反过来，以文艺为个人的事业，不等于你那个精神活动就没有社会性质”，这个原则当然也适合于文学研究。因此，支克坚先生所提出的“以非常‘个性化’的方式，响应时代对这一代学者的要求”
的命题，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学术研究的个人性质与社会性质的辩证统一的认识基础上的，是有着深厚的历史内容的。
我感兴趣，并要追问的是，支克坚先生本人是以怎样的“个性化”方式去回应时代对自己的召唤与要求的，他因此在第二代学者中取得了怎样的特殊地位，作出了怎样独特的贡献。我于是注意到，他的这一命题是在评价樊骏先生的代表作《中国现代文学论集》时提出的，这大概不是偶然的。在我看来，在第二代学人中，樊骏先生和支克坚先生都是以理论素养、兴趣和能力见长的，因此，他们的著述都显示了较高的理论品格和理论含量。而理论性不强，恰恰是我们这个学科的一个重要弱点。虽然近二十年我们学界也不断掀起理论热与方法热，但除个别学者确有理论建树外，读许多学者的理论论述和研究著作常有食洋不化或空泛不实的感觉，像樊骏先生和支克坚先生这样把他们所坚守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研究的实际结合得如此之好的，理论品格与历史品格相统一的，却并不多见。因此，我常常将他们二位的著作放在一起，以为是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独特风景的。
当然，他们之间似乎也有所分工。如支克坚先生所指出的，樊骏先生更注重现代文学的学科建设，在全面、系统总结第一代前辈学者的学术道路、历史经验和对学科发展现状的及时总结上，下了很大工夫，因而对整个学科的发展，具有更大的影响。这除了樊骏先生本人的素质、兴趣以外，也和他所处的学术中心位置直接相关。支克坚先生则始终在西北边陲，默默地产生着他的影响。但他仍是胸有全局的，因此，他对樊骏的许多现代文学研究的战略思想是独有会心，并有自己的创造性发挥的。本文一再引述的《我们的学科需要这样的志士仁人》，是我所看到的迄今为止，对樊骏先生的学术思想的阐述最为到位的一篇力作。这里仅说一点。支克坚先生十分重视与强调樊骏先生关于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两个基本思想：一是要实现“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一个根本性变化，将原本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的学科，变成独立的、真正具有学术性质的学科”，并完成“从单纯的文学批评向综合的历史研究的转化”；同时，又要坚持“和新的时代相结合”。支克坚先生说，这是他们第二代学者的一个“共识”，其实也110中国现代文学史论是他们共同的努力方向和共同贡献。在我看来，这也是支克坚先生的现代文学研究所要坚持的两个基本点：一是坚持科学性和现代文学学科的“历史研究”
性质，一是坚持“和新的时代结合”，为今天的文学和学术发展提供历史和理论资源。
而支克坚先生的关注，是更为具体的：在这样的学科转变过程中，像自己这一代学者究竟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定位：“看起来，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门学科中，打旗子，引领风骚，不是第二代学者的事情”，这一代人应该和可能做的，是“起到某种桥梁的作用”。———这确实有些类似于鲁迅所说的“历史中间物”。支先生并且具体描述说：“它就是一座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上，运用社会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或者说社会的历史的观点和方法，从新民主主义的文学史观，通向现代化文学史观的桥梁。”这一论述，在我看来，可能存在着将所谓“现代化文学史观”理想化之嫌，未必完全符合支先生的认识；但我更看重的是他所提出的问题。我们知道，第二代学者曾深受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社会学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的影响，并一度发展到完全否认所谓“旧民主主义文学”，以及庸俗社会学的极端，对由此造成的研究局限性，支克坚先生曾作过许多深刻、中肯的反思。而现在，支先生所提出的问题是，经过了这样的彻底的批判以后，能不能从中剥离出合理的因素，在他看来，我们不能将孩子和脏水一起泼出，“真正科学的态度，正确的做法，不是简单地否定和抛弃它们，而是恢复它们的本来面目，原有的品格”。我想，他的这一思想，至今还未失去其启示意义。
如果说樊骏先生个人的主要研究领域是老舍小说的研究；那么，支克坚的学术主要贡献，是现代思潮史的研究，而他的主要关注点，又集中于对“革命文学和自由主义文学两种思潮”的研究，他的代表作《周扬论》、《冯雪峰论》，都是这方面研究的主要成果。而他后期发表的论文也依然是《论革命文学的理论遗产》和《中国自由主义文学在昨天和今天》（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1期），可见他的关注是一以贯之的。这是以他的一个基本学术判断为基础的：五四民主主义传统有两条路，一条转向社会主义，一条转向自由主义，它们都继承了五四传统，却有了不同的发展方向，革命文学和自由主义文学两种文学和思潮及其相互补充与冲突，构成了新文学发展的基本内容和根本问题。
因此，在他看来，“弄清革命文学和自由主义文学比较的实质，是我们认识中国用个性化方式响应时代对这一代学者的要求111现代诸多文学和文化现象的钥匙”。
我注意到，支先生对这两大文学与思潮的研究有两个特点。首先有明确的当代指向；因此，他的问题意识是：“革命文学运动，包括社会主义文学运动，究竟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理论遗产？进入新时期，它还有将会继续起作用的东西吗？其意义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中国的自由主义文学在“今天”的发展和命运究竟如何，可能存在哪些陷阱？另一方面，他更重视的，是理论经验的总结。
记得解志熙在充分地肯定了支先生的反思的深刻性及所表现出的“现实主义的历史态度”的同时，又对这样的反思所蕴涵的“理想主义的历史设想”有所担忧。（参看《深刻的历史反思和矛盾的反思思维》，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1、2期）志熙的担心可能有他的道理；不过，在我的理解里，支克坚先生对曾经存在的在诸如“文艺与政治关系”这些问题认识上的局限的反思，并非是要以今天的认识或自己的理想来苛求历史的当事人，而是着眼于理论思维经验的总结，而这样的总括的意义又是指向当代的，因为在他看来，像“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这一系列的理论与实践命题不仅是历史的，也是现实存在，需要继续探讨的。也就是说，像支克坚这样的有着理论兴趣的学者，他们并不满足于作一个历史的叙述者，他们不仅要像解志熙说的那样，讲清楚“历史现象的实际到底是什么样的？”和“为什么历史恰恰是这样的？”（在这两方面，支先生的研究，都是做得很出色的），还要求自己从理论上对历史作出“有深度的总结”，其目的是要“经过自己的途径，用自己的方式，‘提高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和修养’”，以此参与当代思想文化建设。（《我们的学科需要这样的志士仁人》）这样的总结，对他们自身的意义也是不可忽视的。支克坚先生正是因此为自己在现实的思想、文化、文学生活中的立场、态度，找到了历史的依据。因此，他对历史的反思，不仅包含了对自我曾经有过的历史迷误的反省，更有对某些基本文学和研究立场、观点经过反思后的坚守。我从支先生最后几篇文章中，就看到了他的四大坚守：坚守“现代文学和社会变革的密切联系”的文学传统，坚守“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学观、历史观”，坚守“社会的历史的分析”的研究方法，坚守“历史感与现实感相结合”的学术研究传统。在提出这样的坚守的同时，支克坚先生又提醒自己与后人：坚守绝不意味着“再把自己封闭起来，应当科学地吸取人类认识客观世界、包括认识历史和社会的一切成果，人类认识人112中国现代文学史论的精神活动的规律，包括认识文艺的规律的一切成果”（《论革命文学的理论遗产》）；坚守什么，是一种个人的选择，它既是区别于其他选择，又是以尊重不同于己的选择为前提的，因此，“最重要的，就是不再搞‘定于一’，不再指望吃掉别一方，当然也不追求双方融合。它乃是一种思考，一种探索，关于社会、关于历史、关于文艺的思考与探索”（《中国自由主义文学在昨天和今天》）。在我看来，这些都可以视为支克坚这位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坚守到最后的老学者、老战士，留给我们的遗言和一个永远的探索者、思考者的形象。我们将永远怀念他，历史也不会忘记他。
2009年5月8—10日
用个性化方式响应时代对这一代学者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