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217击—回应”的简单模式，以更加复杂的态度来观照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时，所获得的是一个更加广阔，也更加丰富的研究天地。旷新年的获奖论文《现代文学观的发生与形成》，针对“将纯文学的观念未经反思地和非历史地使用，并且因此将其他不同的文学观念轻易地排斥和否定”的倾向，指出“文学是一个历史地生成和不断变化的概念”，并从这一基本视点出发，特别关注“文学”这一概念如何在中国现代被不同的知识不断诠释，并强调“文学并不能仅仅从文学的内部获得理解”，因此，着重分析了“文学与启蒙”的关系，以及“现代的文学独立的复杂动力”，认为“它既是现代性的一种必然推论，同时又是对于现代性的反抗与批判，是现代性复杂的、辩证的展开”。将王风与旷新年的论文对照起来看，或许能更清楚地看到年青一代学者的不同学术风格与追求，这是很有意思的：或以精细见长，或以视野的阔大为追求；或着意历史演变过程与情境的辨析梳理与描述，或着力于历史事实考释基础上的理论概括与深度探讨；或将“问题意识”有意隐蔽于历史叙述之后，或自觉地与当下现实进行对话。这两种风格，各有其长，也各有其“陷阱”：前者应忌“小”，后者要防“空”，因此，是应该互补的；但具体到个人，某种风格的形成，是由各自的学养、气质……决定的，不能也不必轻易变动，只要对可能的危险有所警戒，并作适当的微调就行了。
张桃洲的获奖论文《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论20世纪中国新诗语言问题》，对中国文学语言的现代转换中的最大难点———新诗语言建设问题，进行了探讨。正如解志熙先生在“获奖评语”中所说，这是一个因为“实践上的曲折多岐和理论上的众说纷纭”而成为“极需讨论而又难以言说的问题”，作者并不急于解决这一难题，而是着力于将“问题的症结”揭示与呈现出来，据此而提出了关涉新诗“语言资源”、“语言质地”与“语言风格”的“白话与欧化”、“古典与现代”、“口语与书面语”三大关系问题。问题的廓清与提出，就提供了进一步的深入探讨的一个起点：这既显示了作者提出与发现问题的能力，又表现了对所研究的问题的复杂性的一种清醒：这两个方面都是难能可贵的。记得当年我与黄子平、陈平原共同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问题时，即已意识到现代文学语言（也包括新诗语言）问题的重要性，黄、陈二君还因此产生了研究的冲动，我则一开始就望而却步，但由于种种原因（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受到知识结构的限制）终于未能着手进行。现在，终于在更年青一代这里开始了对这一现代文学研究中的重大难题的攻关，这是可以从中看到学术的进展的。而且我们注意218中国现代文学史论到，有志者还大有人在：王风的《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之关系》在这次评奖中，就得到了很高的评价；高玉的《语言变革与中国现代文学转型》也受到了重视。
以后又读到了郜元宝的有关研究论文，同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都表明，现代文学语言的生成与发展的研究，将是一个具有生长点的研究领域，并且有理由期待，经过艰苦的努力，会有更大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出现。
这一次获奖论文中，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现代作家的精神、文学的起点、原点，受到了特别的重视，好几位研究者都不约而同地关注作家“基本词语概念的梳理”：这同样也是一种溯源的研究。郜元宝的《为天地立心———鲁迅著作所见“心”字通诠》，对鲁迅著作中一以贯之的“心”的概念，进行了细密的考释，并努力揭示其多层面的丰富内涵，使学术界过去所忽略的鲁迅与传统心学的关系得以呈现。梁展的《“自我”观念与科学的本源———鲁迅对19世纪科学观念的思索与批判》，对鲁迅早期著作中的“自我观念”与“科学观念”进行剖析时，拈出了“神思”这一核心概念；强调鲁迅思想的起点与指归，始终是“人性”与“精神”的发展；因此，他所关注的是“科学自身的产生、发展与‘人’的思维特性的关系”，在鲁迅看来，“‘科学’的真正根源应该在‘人’所具有的‘神思’”即“主体能动力、想象力”，而且“语言、艺术（神话）、宗教“也同样是“人类‘神思’的产物”。张先飞的《从普遍的人道理想到个人的求胜意志———论20年代前期周作人“人学”观念的一个重要转变》，在考察周作人的“人学”结构时，别具眼光地抓住了其在1922年发表的《贵族的与平民的》一文中所提出的“求生意志”与“求胜意志”这两个“基本范畴”，并进行了周详的解析，指出周作人正是通过这两个范畴的提出，消解了他早期“人学”观中的自然人性论与人道主义的社会道德理想的内在矛盾，在放弃了社会改造的诉求之后，顺理成章地转向完全建立在自然人性论基础上的个人的精神自由与精神能力的发展，从而完成了新的“人学”观的理论建设。经过这样的梳理，就使得周作人的“人学”观的内在发展理路及其核心内涵得到了一种新的有一定说服力的呈现。在我看来，几位年轻学者对现代作家的基本词语概念的溯源性的研究，是以新的研究理念作为支撑的，即是强调研究对象的独立自主性，自觉地以其自身的独特话语来描述他自己，而不是将其纳入到某一既定的他者的话语体系中。而前述研究成果表明，这种研究方法的新的尝试，确实有助于对研究对象新的发现，看来是具有生命力的。
新一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219关于孙犁与赵树理的两篇论文，在这次评奖中受到了特别关注。这是因为人们在反省80年代以来的现代文学研究时，发现在强调曾经被否定、抹煞的自由主义、现代主义……文学的同时，又产生了对革命文学与工农兵文学的忽略与遮蔽。从表面上看，这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但其内在的思路却没有变：依然是二元对立、你死我活的思维方式，依旧是一方压制一方的等级叙述。正是为了摆脱这样的研究困境，近年来开始有一批年轻的研究者重新观照革命文学、工农兵文学，并力图以一种更为复杂的态度与方式来处理自己的研究对象。这次获奖的杨联芬的《孙犁：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与范家进的《为农民的写作与农民的“拒绝”———赵树理模式的当代境遇》，在这方面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杨联芬的论文从一个特殊的视角进入她的研究对象：“孙犁是主流作家中很少的能同时为艺术论者和政治功利论者接受的作家”；也正因为如此，用艺术论与政治功利论来阐释孙犁都是既有效又无效、既有所揭示又有所遮蔽的，这正是孙犁研究难以深入的症结所在。现在研究者跳出单一的、预设的价值尺度，直面孙犁“这一个”独特的生命的存在、艺术的存在，就有了自己的独特发现：“人道与革命的调和与它们事实上的难以调和，就成为孙犁一生精神焦虑的根源，也使孙犁的精神形式显出一种独特———一种既‘旧’且‘新’、正统与偏至共存、保守与激进兼有的充满矛盾的独特存在。”当然不能说“孙犁之谜”就此解开，但能够给关注孙犁的人们以启发则是确实的。范家进的论文则是从一个独特的、因而不免是“奇怪”的问题进入的：自觉为农民写作的赵树理，他的作品在当代中国真的为农民所接受了吗？而作者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更是出乎意料地揭示了当代文学中的许多重大问题，诸如“独具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对立体制’使作家与农民之间在社会身份、经济地位及生活方式上的隔阂和差距与日俱增，而且作家又承担着前所未有的意识形态的教化责任之际，作家以个人身份体验和表达乡村生活的社会空间至少已在体制上被加以封闭”；意识形态的监控体制所培育的“批评家”以农民“代言人”的身份横亘于作家与他倾心关注的接受对象普通农民之间……这就使得像赵树理这样的真诚地要创造“工农兵文学”的作家陷入了深刻的矛盾与尴尬之中。杨联芬与范家进的研究或许还有不够周全与充分之处，但却显示了新一代的研究者在处理复杂的研究对象，追寻与揭示作家创作与所处时代政治、文化……体制与观念之间的复杂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潜力。而这些方面的深入开掘，将会推进现代文学220中国现代文学史论研究的深度发展，这也是可以期待的。
在总观这次获奖论文时，经常感到许多文章无以归类的困难。这种难以纳入某一“普遍倾向、潮流”的现象，恰恰是显示了研究的多元化与个性化的特点的。因此，在勉为其难地作了前述归纳以后，只能作一些单个的介绍与点评。
郑家建是一位有着研究理论与方法的自觉追求的年轻学者，他以文本细读作为研究的起点，同时又强调要把“文本主体化、生命化”，因而“力图把对‘语言’、‘创作思维’、‘文体’这样的内部研究与对作家心灵的解读结合起来，走一条‘作品文本→作家心灵’的双向对读的研究路线”。他的获奖论文《戏拟———〈故事新编〉的语言问题》，即是这样的追求的研究实践。以他的导师严家炎先生所说的较好的“审美直觉力与感悟力”作为基础，他用“戏拟”概括《故事新编》语言形式的主要特征———在我看来，这是有相当解释力的；并对“戏拟”在文本中的各种形态，作了细致的分析，又于“戏拟”所造成的语言形式的扭曲、躁动中，努力揭示其隐现的晚年鲁迅某种不安、苦涩的情绪及变幻复杂的“内在心象”。王毅的《细读穆旦〈诗八首〉》是对风行一时的脱离文本作不着边际的发挥的疏空学风的一个自觉的反拨，也是回归“文学本体”的努力与尝试；在我看来，“文本细读”应该是文学研究者的一个基本功，是最能见其功力的。而王毅的解读，既注重《诗八首》内在结构的分析，细心地捕捉词语的启承，诗思的运行，又于诗人明写暗点之处，时作点拨，揭示了隐于爱情背后的生命宇宙的追问：这样，作者就对研究界众说纷纭的穆旦这首代表作，作出了属于自己独特而又基本自足的阐释，也可以说是一个研究者的“发现”。而作者通过细读引发出的对穆旦诗与西方基督教文化和东方传统文化的讨论，对学术界很有影响的“穆旦对于古代经典彻底无知”论的质疑，更是显示了文本细读所可能达到的深度。《废名小说的时间与空间》的作者格非在获奖者中间，以他的作家与学者集于一身的特殊身份而引人注目，他之得到同样兼具作家与学者风范的唐文学研究奖，本身就是格外有意义的。而格非也确实充分发挥了自己的长处，如评论者孙郁所说，他“不仅在文本的细读上多有内蕴，思考的方式亦多奇思”，“理论思考与感性分析运用得较为得体，对目前流行的八股化研究文体，郑家建：《被照亮的世界———〈故事新编〉诗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页9。
新一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221可谓是有趣的反动”。倪婷婷的获奖论文《“名士气”：传统文人气度在“五四”的投影》，把研究的触角伸向作家的精神气质，这是一个极难把握、又极有吸引力的领域，作者的研究却显得游刃有余：既“进得去”，以女性学者特有的细腻、敏锐的感悟力，从新文学阵营中的“名士”放达、隐逸的表象，看到背后更为幽深精微之处；又“跳出来”，以研究的距离感与历史感，作冷静的观照，强调“五四作家的名士气，以及他们中国名士风的创作，其可取之处与致命弱点几乎融为一体”。《论钱锺书著作中的话语空间》的作者季进也是敢于给自己压重担的，他选择了一个难题：将钱锺书的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融于一体，作总体格局的研究；他又借助福柯话语权力理论，提炼出“话语空间”的概念来作这样的整合工作：这两个方面都很能显示新一代研究者的特点。在具体的考察中，他于人所注目的钱锺书的学问文章中发现了思想关怀，“既有对人事人情的透彻理解，也有对抽象哲理的形而上考索，还有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光芒”；在钱锺书话语空间的独特性的探索中，他又发现了“中国辩证法”、游戏精神与“和而不同”的对话原则：这都能加深对这位最难处理的中国文学界与学术界的“奇人”
的理解。
（四）
从以上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新一代研究者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眼光，把握问题的学养，辨析问题的能力；一切都在重新思考、探索中，在形形色色的看起来似乎有点混乱的实验中，显示出学术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这都是现代文学研究这门学科“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中的希望所在。但我们在作出“一切都在重新思考、探索”这样的判断的另一面，也是在强调现在还不是大收获的季节。从总体上看，依然缺少有分量的扛鼎之作，这是大家都可以感觉到的。
即就这次得奖论文而言，在具有前述明显的特色与优长之处的同时，大多数论文也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明显的不足。我们为已经展现的可能性而高兴，但可能性变成现实性，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当然，学术的发展与突破，是需要一个积孙郁：《格非〈废名小说的时间与空间〉获奖评语》，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3期。
累的过程的，不可操之过急，更不能拔苗助长。但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不仅是年青一代，而且也包括老年与中年学者的研究，总体水平并不高，而且又确实存在着危机，这都是必须正视，保持一种清醒的。
应该承认，新一代学者今天面临的学术环境，比之我们当年，或许是更为恶劣的。学术的体制化、商业化，权力和利益对学术的渗透，学术的腐败，表面繁荣下的学术泡沫化，整个社会空气、学术空气的浮躁，都对我们的学术产生严重威胁。如何顶住这一切，坚守学术的独立性与科学性，仍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而且应该看到，在恶劣的学术环境下，学术研究有可能走向脱离、回避现实，从而削弱其创造性、批判性的品格。而坚守学术研究的独立性、科学性、批判性和创造性，恰恰是唐等老一辈学者为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因此，今天，我们在这里颁发唐青年文学研究奖，不仅是对已有成绩的一次检阅，更是一个提醒：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与发扬老一辈学者所开创的传统，正是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新一代学者所应肩负的历史重任。
正是出于这样的期待，我还想说几句或许是在这样的场合不应该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