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坦白地说，当初编选这套“大系”，完全是出于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需要，确实没有考虑过它的当下意义。不过，书既然是出版在90年代末，您又提出了这个问题，我想了一下，或许可以说这么一点意思：沦陷区作家所面临的“自己”想写什么与“他者”要求写什么、允许写什么之间的困惑与选择、探索言说方式的艰难，固然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但正如清华大学蓝棣之教授所说，“从过去几千年的历史或过去一百年的历史看，作家很难有理想的写作环境，或者说历史很少为作家提供理想的写作空间”，在这个意义上，沦陷区作家所面临“找回失落的文学世界”245的写作困境又是具有某种普遍意义的，对于后来者自然就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而且，细细想起来，他们当年所遇到的一些具体的创作的困惑，例如如何在“内在精神追求”与“文学市场需求”之间取得平衡，强调“个体生命体验，关注日常生活”与作家主体精神境界、生命（生活）质量的关系，这些问题今天似乎也同样存在，我不敢说这是不是历史的循环，但过去的历史总是能给后人提供某种借鉴，这倒是不争的事实。就说到这里吧，感谢您及贵刊给我这样一个谈自己主编的书的机会。
1999年6月13日整理于燕北园246中国现代文学史论文学本体与本性的召唤———《诗化小说研究书系》序这是开拓现代文学研究的新领域的一次艰难的尝试，是我和年轻朋友做了多年的梦。
“梦”开始于在韩国外国语大学任教的1994—1995年。在异国他乡，我苦苦地寻思：如何为“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的中国现代文学（这是1994年现代文学研究会西安年会上的结论）提供一个新的设想和思路。于是写了一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大纲》，选择了“两个突破口”。其一是探讨现代教育、现代出版、现代政治与现代文学的关系；其二就是本书系的最初设想，目标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经典作品进行精细的文本分析，抓住‘有意味的形式’这一中心环节，总结现代作家的艺术创造经验，进行理论升华，逐步建立‘中国现代诗学’”，具体计划则有：“编选《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出版《20世纪文学经典研究丛书》”、“在大学开设‘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研究’课程”等项。而且还有具体的“研究工作的组织方式”的设计：一方面“争取前辈与同辈学者的支持，同时也尽量吸收年轻学者（包括部分在校研究生）参加，组成老、中、青三结合的作者队伍，为培育学术新生力量探索道路，‘出书’与‘出人’应是同时产生的两个结果”；一方面“与出版社充分合作，发挥出版社的中介与组织作用，把学术著作的写作与出版纳入统一的计划中，从而实现学术研究生产与流通过程的结合。这就有可能为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如何进行学术研究的组织工作探索一条新路”。———显而易见，这是一个有着多重目标的雄心勃勃的研究计划。
因此，1996年在石家庄召开的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会上，我当众宣布这一《大文学本体与本性的召唤247纲》时，许多朋友都认为理想主义色彩过重，难以实现。我却信心十足，兴致很高。开始进行得也确实顺利。1996年12月，即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我与谢冕先生编选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之所以将筛选出“经典”（名著）作为工作的起点，是因为我们认为，现代文学的“大厦”主要是由文学“经典”（名著）所支撑，研究的重心应转移到对文学经典（名著）的研究上，而不能只是一窝蜂地去挖掘“冷门”。在“序言”里，我重申了对经典作品创造的艺术经验进行理论概括的目标：“我们想为正在进行的对本世纪的文学进行反思，包括文学史的写作与教材编写，提供一些基础性的事实材料。比如，对‘文学现代性’的讨论，是不是可以从这些已经形成的现代经典作品（小说，诗歌，戏剧，散文）出发，从对既成形态的考察与艺术经验的总结中，引出必要的理论概括呢？至少这是可以一试的。”当然，我们也强调，经典的删选工作将是不断进行的，既不可能由一二人说了算，也不可能“一锤定音”，所谓“经典”也只具有相对的意义。
下一步，是从哪里入手，去进行百年文学经典的研究？我们决定先进行一次实验。大概就在1995—1996年间，我在北大开设了一门“四十年代小说研读”课，主要是对一批处于边缘地位的小说进行文本的细读。在一次课堂讨论中，我作了这样一番发言———“记得在一次闲谈里，我与吴晓东聊出了一个‘发现’：在现代文学作品里，艺术水准最高的作品往往是（当然不是‘全部是’）带有抒情性的，或者说是具有某种诗性特征的：抒情诗的成就远远高于叙事诗自不待说；戏剧中的精品，无论是曹禺的《原野》、《北京人》、《家》，夏衍的《上海屋檐下》，以至郭沫若的《屈原》，无不具有浓郁的诗意，《家》里的‘新婚之夜’那场戏，更是按诗剧的写法来创作的，《屈原》里的‘雷电颂’，径直就是一首长诗；散文中的名篇，从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到何其芳的《画梦录》，沈从文的《湘行散记》，也全都是‘诗化’的，而中国现代散文的经典之作鲁迅的《野草》，研究者就干脆称之为‘散文诗’了。现在来看小说。从鲁迅的《故乡》、《社戏》、《在酒楼上》、《伤逝》，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迟桂花》，到沈从文的《边城》，废名的《桥》，以至40年代的萧红的《呼兰河传》，冯至的《武子胥》、孙犁的《荷花淀》，等等，显然构成了一个‘现代抒情小说’（或称‘诗化小说’）的谱系，并且达到了现代小说的最高水平：这些，恐怕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了。把以上的文体分别考察综合起来，248中国现代文学史论我们是否可以作这样的‘提升’，或者说提出这样的‘假设’（说‘假设’是因为还需作更深入的论证，甚至提出各种颠覆性的‘反证’：抒情性（诗性）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基本特征。对这一命题自然是可以（而且是必须）从各个方面来展开论述与论证的。人们很容易就联想起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诗国’的传统的巨大影响，人们也会注意到西方象征主义诗学的影响。我与吴晓东在讨论中据此而设想，或许正是这样的传统的与外来的文化精粹的汇合，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诗性特征能够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的资源性的原因。”（参看：《对话与漫游：四十年代小说研读》，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正是基于以上认识，我们确定了第一个选题：“诗化小说研究”。初选的作品有：鲁迅的《伤逝》、《在酒楼上》、《孤独者》、《故乡》等小说，沈从文的《边城》，废名的《桥》，冯至的《武子胥》，萧红的《呼兰河传》，芦焚的《果园城记》，骆宾基的《幼年》，汪曾祺40年代的部分小说。我们设想，首先对入选的每一部作品进行文本的细读，作出详尽的点评，并写出长篇的美学分析的论文；然后，在此基础上，提炼出若干诗学范畴与“中国现代小说诗学”的一些命题，写出一本探讨性的论文集。
我们的设想，得到了广西教育出版社领导的充分理解与支持。1997年盛夏，丛书的主编、作者，与出版社总编辑李人凡先生和有关编辑聚集桂林，作了长达十天的集中研讨。应约而来的作者都是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在校与刚毕业的博士、硕士研究生。遗憾的是，王晓明先生临时有事，未能赴会。对于我，我相信对于每一个参与者，这都是一次终生难忘的学术漫游，真正的精神盛宴：我们黎明即起，在桂林山水的掩映下，大声地朗读作品，流连于语言文字的声光色影之中，时而争执不休，时而沉湎于遐想而不语……当夜色笼罩，小城的一切都变得模糊，我们一边散步，一边继续讨论，更多的是沉默中的回味，淡然而又安适。一切都是美的：美的风景，美的人，美的语言，美的心灵；身处其间，精神特别的放松，洒脱而从容，心境也分外的柔和，明亮。最难忘的，是那一刻（仿佛是一位朋友正在朗读《果园城记》）没来由的突然感动，泪水满盈，一句话也说不出：但或许就在这一瞬间，我懂得了什么是文学与文学研究。当年跟着王瑶先生研究《故事新编》，曾有过这样的感悟，现在它又悄然而至，真是美妙极了。———就是在我一生的研究中，这样的时刻也实在不多。
而且，我们的整个研究也几乎难以为继。当大家离开桂林，回到各自居住的城市，就立刻从梦境落入现实。原定一年后交稿，却遥遥无期；倒是这次讨论的副产品《20世纪中国文学名作中学生导读本》在广西教育出版社朋友的再三催促下于第二年问世。不能交稿自然是因为忙，有新的任务压身。但也许还有更为内在的原因：径直说，约定的作者中的大部分人在世纪末的中国思想文化与文学的变化、动荡中，又有了自己的新的兴奋点，在观念、心态上，都有了一些变化，这样的文学形式的审美的课题似乎已经失去原有的吸引力，变成一个虽并未忘怀、一时却难以接近的越来越遥远的梦了。这一点，我是能够理解的：我自己在世纪末的最后几年里，也是因为更注重于面对现实中国的问题而身不由己地卷入了时代的旋涡之中。
当然，也有几位朋友，如晓东、洪涛，仍然坚守文学本体的研究，于一片世纪末的喧嚣中，继续不无孤寂的默默耕耘。但他们也遇到了自己的困境：尽管我们设置的目标相当吸引人，但真正实施起来，却有很大的难度。如他们在各自的研究专著的“后记”中所说，对废名与沈从文的小说进行美学的提升，都是几度踌躇，费尽周折的。在这个领域任何一点新的推进，都要付出特别的努力。
我理解他们的难处，珍惜他们的劳动，同时也在焦急地寻找新的同道者。因此，1999年我应邀参加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博士论文答辩，读到了张箭飞的《鲁迅诗化小说研究》，所感到的惊喜，是可以想见的。特别是张著对鲁迅小说音乐式的解读，更是实现了我多年的一个梦想：我很早就凭着直觉感到音乐是走进鲁迅艺术世界的一个通径，却苦于自己缺乏起码的音乐修养而只能望门兴叹；记得我的一个研究生在我的蛊惑下曾经一度想进音乐学院，以打通音乐与文学的研究。现在，箭飞开始了这样的尝试，我真是为之兴奋不已，并且坚信这是一个很有研究前景的领域，我期待着箭飞在这方面作出新的成绩。
我自己则在事实上越来越远离了文学的同时，内心深处却越来越迷恋于文学。因为我发现，我们的整个文学研究与文学教学都越来越远离文学了。我曾在课堂上公开表示我对北大中文系的本科生与研究生（其实也包括我自己）的两大不满：一是习惯于不着边际的宏观“神侃”和繁琐的所谓科学分析，而不注重文本的细读，特别是对文学语言的品味，失去了起码的艺术感悟、敏感与直觉力；二是将对中国的现代作品的研究，变成西方的或中国传统的某个理论、概念250中国现代文学史论的正确性或可行性的一个实证，成了自己得心应手地构筑模式、摆弄材料的智力游戏。在我看来，这两种倾向都有可能导致文学本性的丧失。另一方面，这些年，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人都把注意力放在文学的外部关系的研究，从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的角度切入，在这方面已经或将要取得的成绩都是无可非议的；但从现代文学研究学科发展的全局来看，对文学形式与审美研究的忽略，则有可能导致文学本体的丧失。正是基于这样的忧虑，这些年我以相当大的精力从事文学教育：先后在北大开设理科“大一语文”，中文系本科学生的“现代文学经典文本细读”，以及研究生的“《野草》研读”，主要引导学生逐字逐句地品尝作品的精微、美妙之处，培育学生对语言的感觉、体悟。我对中小学语文教育的关注，其中心点之一也是倡导真正的文学的阅读：在我看来，在小学、中学、大学的文学教育与文学研究生的培养中，对文学本性和文学本体的强调，都是一个“基本功”的训练：不仅是文学研究的基本功，更是基本的人文精神的熏陶，人的（国民的）基本素质的培育。
对于我自己来说，这更是一种精神欠缺的补偿。1999年，我在一位年轻的学者所著《鲁迅小说的形式意义》序言里，曾写过这样一段话：“我无法回避自己内心深处对文学形式，特别是对文学语言的迷恋。它们对于我是一种近乎神秘的诱惑。我知道自己的精神气质与文学艺术有着本能的亲和，而我所受的教育与在扭曲了的时代里所形成的多少被扭曲了的积习，又使我与文学的审美之间，横隔着某种障碍”，“明明本性上具有审美的欲求，面对鲁迅已经达到的艺术高峰，要对之进行描述与阐述却显得力不从心。我从这里感到了一种命运的残酷。而有这样的隐痛的又似乎不只是我一个人。”
今天，当吴、刘、张三君的书稿终于汇集到我这里，该由我来为这套“姗姗来迟”的《诗化小说研究书系》作序时，我又想起了上述这番话。我要感谢这几位作者，是他们的努力使我的（自然也是他们自己的）以“建立中国现代诗学”为目的的“文学本体研究”的计划迈出了实施的第一步。我自己无力实现的梦由年青一代部分地变为现实，这是令人高兴的。但我也似乎从他们的艰难跋涉中，感到了某种力不从心，进而担心残酷的命运还会继续下去。或许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外部条件总是不利于这样的研究，它的被忽略，孤寂，边缘化，至少还会延续相当一段时间。但也正因为如此，它的意义与价值却文学本体与本性的召唤251又是不可否认与抹煞的。这就要求选定了这样的研究道路的年轻的学者，能够有一种精神的定力：不为外界的轻视或诱惑所动摇，同时又注意不断地充实、完善与发展自己，坚守文学的本性与本体。我坚信，泡沫终要消散，沉潜者终会浮出历史的地表：我向他们表示最大的敬意与最美好的祝愿。
最后，还要向广西教育出版社的领导与有关编辑表示敬意：他们的耐心等待与始终一贯的支持，表现了他们对学者与学术工作的深刻理解，同时也表现了出版家的远见卓识。
2000年3月21日写于燕北园252中国现代文学史论作为左翼作家的端木蕻良———《端木蕻良评论集》序言“作为左翼作家的端木蕻良”，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我们正可以以端木蕻良先生作为个案，展开左翼文学研究中的许多重要问题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