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三个方面在80年代的思想、文化、学术界，以及具体到现当代（20世纪）文学史研究中，或许有一定的代表性，在90年代就自然受到了冲击。首先是现实生活的无情事实粉碎了80年代关于现代化，关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种种神话。与此相联系的是“西方中心论”的破产。这都迫使我们回过头来，正视现代化的后果，并从根本上进行前提的追问：什么是现代性？如何看待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模式？什么是我们中国，东方国家所需要、追求的现代化道路、模式？这些问题对于我们这些现代文学的研究者，同时也是专业的追问：如何理解“现代文学”这一概念中的“现代”两个字？它是一个时间的概念，还是包含了某种性质的理解？那么，文学的现代性指的是什么？而这些问题都涉及到我们这门学科的性质，研究范围，它的内在矛盾等等关系到自身存在的根本问题。同时被追问的是，现代文学历史的起端：它究竟应按我们所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从上一世纪末晚清开始，还是从五四开始？———王瑶先生当年就不同意我们的晚清起端论，这一时期就有更多的朋友就这一点提出了质疑。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提出了这样的追问：该如何看待五四时期新、旧文学的斗争，由此开始的“新文化、新文学叙事”，这种叙事肯定、突现了什么，又否定、淹没了什么？以及在这种叙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历史观与文学史观？等366中国现代文学史论等。除了这些前提的追问之外，有关现代性问题的广泛思考，还引发出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系列问题，诸如（1）如何从中国文学、学术自身的发展，特别是晚清、民国（还有的朋友上溯到明代）以来文学、学术的发展，来揭示五四文学变革、现代文学的诞生的内在理路与线索；（2）如何将现代文学置于与现代国家、政党政治、现代出版，现代文学市场，现代教育，现代学术……的广泛联系中，来理解文学的现代性问题；（3）如何从更广阔的视野来考察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不仅是英美文学的影响，同时要关注英美之外的西方国家，俄国与东方国家文学的影响；（4）在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中如何认识与处理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实现中国文学、文化的现代化的过程，同时又是反抗殖民主义的侵略与控制，争取民族独立与统一的过程这二者的关系；（5）如何认识与处理本世纪文学发展的总格局中，新、旧文学，雅、俗文学及其关系，新文学内部的不同组成部分，自由主义文学、革命文学及其关系；（6）如何认识与处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城市与乡村、沿海与内地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及其在文学上的反映，由此形成的海派文学与京派文学的对峙与互渗；（7）如何评价反思现代化后果的文学作品及作家，等等。所有这些反思都为现代文学的研究打开了思路，开拓了领域，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困惑。人们似乎十分容易地就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例如反思五四，就把五四新文化运动视为“断裂传统”的罪恶的渊薮，并连及对五四启蒙主义、激进主义，以及以后的革命文学的全盘否定，对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作家及其文学的理想化；强调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内在联系，就不敢肯定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与发展的巨大影响，在民族主义情绪膨胀的时候，连是否需要继续向西方学习似乎都成了问题；在重新评价旧体文学与通俗文学时，出现了对新文学（例如新诗）的全盘否定，在一些朋友看来，新文学不过是外来文学的移植，唯有通俗文学才是真正的“本土文学”。在注重于对现代文学与现代出版、教育、学术……等外部关系的研究时，却又忽略了对文学形式、文学语言的变革，现代审美观念、趣味的建立……这样一些更加关乎文学现代性的内部关系的研究，等等。而在指出上述倾向时，又很容易地跳到、回到另一个极端。
面对这一切，我感到了极大的困惑。如果说80年代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时，思想比较单纯，也充满了自信心，看准了某一点，就毫无顾忌地、旗帜鲜明地大加鼓吹，那么到了90年代，思想就变得复杂了，脑子里充满了问矛盾与困惑中的写作367题与疑惑。借用我的《丰富的痛苦》的说法，似乎是从堂吉诃德转向了哈姆雷特———尽管骨子的堂吉诃德气仍要时时显露。我发现，对大至国家、民族、社会的现代化道路，具体到自己专业范围的文学的现代性，我都只能说“不”———我拒绝、否定什么，例如我无法认同我们曾经有过的现代化模式，及其相应的文学模式，我也不愿全盘照搬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及其相应的文学模式；但我却无法说出我到底“要”什么，我追求、肯定什么。径直说，我没有属于自己的哲学，历史观，也没有自己的文学观，文学史观。因此，我无法形成，至少是在短期内无法形成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属于我自己的，稳定的，具有解释力的总体把握与判断，我自己的价值理想就是一片混乱。我不过是在矛盾与困惑中，勉力写作而已。这并不只是因为年龄的增长，而实在是因为90年代中国与世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变化太大了，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太复杂了，而且我们对这一切太缺乏思想准备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在为自己80年代的单纯付出代价。
在我看来，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人又经历了一次大绝望，其深刻程度并不亚于文化大革命那一次。绝望也是一种清醒：我终于明白像自己这样的知识分子、学者，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因为我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者之一，很多朋友都期待我能够写出一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这样的期待对我的压力是不难想见的；但我今天却要公开坦白承认：在可以见到的日子里，我大概是无力完成这样的使命。但我并非无事可做：我所要做与能够做的，是在“文学现代化”这个大题目下的一个一个的具体课题的研究———单是我们在前文所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是要花大力气才能做出一些差强人意的回答的。这或许是一种低调的策略选择：只说自己想说、又能够说的话，对虽然想说、却一时说不了的话，不妨暂时悬置起来———因此，我对当年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倡导并不后悔，那是迟早要解决的课题，只是现在我不愿也无力多谈罢了。这也是我这次参与修订《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基本指导思想：我们删去了原来包含有许多总体概括的长篇“绪论”，而代之以现在这个偏于提出问题的简短的“前言”，在具体的文学史叙述中，也偏于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以及对文体发展中的各种文学现象的梳理，这都是文学史研究中的基础工作。这也是一种文学史的重写———从基础重新开始。
1998年10月21日写于燕北园368中国现代文学史论如何回顾那段革命历史———在《回顾一次写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我和《回顾一次写作》的几位作者，可以说是同代人：都属于“30年代后”。
单是看书的题目就悚然一惊：我们真的老了，自己所经历的事情，已经成为历史（文学史，诗歌研究史）的研究对象了。于是，就有了我的问题：如何“回顾”我们经历过的那段“革命历史”？
我在写《我的精神自传》时，曾和贺桂梅讨论过“历史和个人发生关联的方式”问题。她有一段话，对我很有启示：“对于钱老师及那一代和几代人而言，历史是和个人血肉相连的。也就是说，历史变动的后果直接作用于个人的身体、情感和心灵。‘小’的个人很难和‘大’的历史剥离开来。”———这是最能显示“革命年代”的特点的，它把最普通的人、最边缘的人，都卷入历史的潮流之中，而毫不顾及个人的意愿和选择。贺桂梅因此敏锐地感受到这一代人在回顾历史时，那样一份“被历史困缚、彼此纠缠不清的紧张”：“历史与个人是完全一体的，个人被历史所左右，而历史呈现为个人的喜怒哀乐。”在贺桂梅看来，“这里的困惑不在于个人能否进入历史，相反在于个人能否从历史中挣脱出来”。
其实，不同的个体是有着不同的困惑的：有的因为“不能进入历史”（在“革命年代”革命也是一种权利），甚至成为革命的对象而困惑，有的因为只能被动地奉命参与革命，或者对革命本身产生了怀疑，感到不能作为“时代弄潮儿”对历史发挥主动作用而困惑，当然，也有人因为感受到革命对私人空间的挤压，不能从历史中“挣脱”出来而困惑。但不管有着怎样不同的困惑，几乎所有的这一代人都不能避免个人和历史（革命）互为血肉的命运。
但这样的命运，在不同的生命个体那里，又是留下了不同的印记、不同的记如何回顾那段革命历史369忆的。这也就决定了人们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会有不同的立场和态度。这里，我不想也无力作一个全面的分析，只能谈谈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当我自觉到自己个人和历史（主要是革命历史）存在着这样的血肉关联时，在回顾历史、革命时，就产生了一种承担意识：无论是革命历史的正面传统，还是革命历史的失误（这样的二分其实是不准确的，实际是纠缠为一体的），都和我有关，或者说是内在于我的生命的。或许正因为如此，对于我来说，无论是将革命历史无限美化，还是将其妖魔化，都是我所不能接受的，因为它违背了我的基本人生经验和生命体验，也违背了我在历史运动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基本信念。在我的感觉中，无论是简单的肯定，还是简单的否定，对我所应该承担的沉重而丰富的革命历史，都是过于轻浮的。我以为以一种更为复杂的态度，也是更加负责任的态度，来回顾这段不能回避的革命历史，揭示其内在的丰富性，既怀有理解的同情，又能正视历史的当事人（包括我自己）所难以预料的后果，对于我所要进行的回顾和反思，是更合适的。
这里，我谈到了“反思”。其实，反思本身也是存在着陷阱的。我在《我的精神自传》里特别提到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2期上发表的解志熙先生的《深刻的历史反思和矛盾的反思思维》一文，以为它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反思容易站在一个理想主义的立场上，追求一个毫无弊端的选择，而所有的选择都必然是有偏差的；同时也容易以“事后诸葛亮”的姿态，把所存在的偏差夸大，这不仅容易缺乏历史感，而且也容易使自己走向另一种偏差。因此，在我看来，反思的关键，就是一定要回到原历史的脉络和情境中去，注意揭示历史的具体性，这样才有可能使我们的理解和判断更加复杂化。———顺便说一点，在我看来，《回顾一次写作》这本书的最大价值，就是它对《新诗发展概况》的前前后后，提供了大量的历史细节，呈现出了历史的具体性，这就为这段历史的研究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我本来想就这本书所提供的材料，对那段“重写文学史”的历史，作一点描述；但这将是一篇长篇论文，只有留待以后再作了。
这里还是谈“如何回顾（反思）”。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不能忽视的：所谓回顾与反思，都是历史已经成为过去式，而我们又是在现在式的时空下进行历史的记忆。这就会遇到许多问题。一个是当下的时代思潮下所形成的集体记忆模式（这个模式常常是轨范化与简单化的）的压力与影响。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说过，“一个知识分子要在时代思潮面前完全坚持自己的独立性，是很难的；370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除了某些人性和知识分子自身的弱点（例如从众心理等）之外，也还因为时代思潮的形成本身总是有自己的某种合理性与必要性的”。另一个方面，人们又总是带着现实的问题（现实生活的问题，现实自我选择的问题，等等）去回顾、反思历史，而这样的问题意识会对其记忆形成某种筛选：在强化某一侧面的同时，也必然地掩盖另一些方面：这都是反思所不可避免的局限。（参看《关于“文革”记忆的通信》，收《追寻生存之根———我的退思录》）这样说也许有些抽象，就具体地谈谈我对革命历史的回顾、记忆、反思，所曾经有过的重心的转移和其中的困惑与问题。在80年代，我和时代所面对的问题，是如何走出革命的极端形态———文化大革命的阴影。我不能回避的是自己和同代人的一个刻骨铭心的问题：为什么怀着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的理想，向往革命，却走入了专制之门，形成了个人精神的奴化与毒化？理想主义怎样转化为专制主义？而我追问的中心，依然是在这一革命和自我的异化中自己应负的责任。我这样写道：“在我的苦难记忆中，最不堪回首的一页页，全是关于在外在压力下，内心的动摇、屈服，以至叛变，自我人性的扭曲、丑恶，以至变态———这样一些惨不忍睹的记录。我无法抹去这一切，它梦魇般地压在心上，像一座座的‘坟’。”我就是在这样的反省中与鲁迅相遇的。鲁迅《狂人日记》里的那段话：“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引起我的强烈共鸣，成为我对革命与自我的异化的反思的基本出发点。我因此提出了“将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的命题：首先是正视苦难，而不是“在血泊中寻出美来”；其次是正视自己在历史失误中所扮演的真实角色，进行无情的自剖，而不是在有意无意的遗忘中抹杀旧账；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要超越个人的苦难，一己的经验局限，进行理性的反思，历史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达到更为普遍性的认识，使苦难真正转化为精神资源，而不是停留于义愤与控诉，更不能沉醉于咀嚼苦难，有意无意地将痛苦美化。而反思所能够达到的丰富程度，又“取决于是否具有反思的精神、内在要求，以及是否具有足够的思想力。而尤其重要的是，是否具有强大的批判精神与力量”（参看《苦难怎样才能转化为精神资源》，收《压在心上的坟》）。———我至今也依然坚持这样的反思、批判的立场，而且十分珍惜这样的批判性反思所取得的思想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