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瑶先生是在讨论“文学史”与“文学理论”这两门相近学科的区分时，提出他的“典型现象”论的。他在引述了列宁《哲学笔记》的观点：“现象比规律更略谈“典型现象”的理论与运用丰富”，“任何规律都是狭隘的、不完全的、近似的”，要“反对把规律、概念绝对化、简单化、偶象化”以后，指出，在文学理论的研究中，理论原则一旦被抽象出来，具体现象就自然失去了意义；但对于文学史的研究，“不讲文学现象，就不能构成文学史。因为某一现象除了它和其他现象所共有的同一本质以外，还包含有不同于其他现象而为其所独有的纯粹个别的因素”，这不仅是体现了历史更注意特殊的事例的特点，而且也是由“文学必须以个性的独创性为生命”的特点所决定的。但另一方面，文学史事实上又不可能包罗一切文学现象，而必须有所选择，选择本身就包含了或一程度的抽象与概括；文学史研究还必须理清历史发展线索，建立一系列文学现象之间的联系，这就更需要理论的抽象———尽管我们可以承认文学史的抽象是一个较低程度的抽象。任何抽象、概括必须要以不同程度上损伤文学现象原生形态的丰富性为代价。既要保留作为现象特征的丰富性、具体性、个别性，从而使文学史图景呈现某种模糊状态，同时又要进行或一程度的概括、抽象，以揭示文学现象的内在联系与共同特征，从而使文学史图景具有一定的清晰度：如何同时满足显然相互矛盾的这两方面的要求，就成为文学史研究的特殊困难所在。王瑶先生的理论贡献，正是在于他找到了“现象”与“规律（内在发展线索）”、“特殊”与“一般”之间的中介：“典型现象”，从而为解决上述文学史研究的两难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与途径。他指出，“文学史要求通过对大量文学现象的研究，抓住那些最能体现这一时期的文学特征的典型现象”。“典型现象”的特点正是在于，它既是从现象中抽象出来，概括了特定时期文学的共同特征，或是作家创作中的不断出现的稳定性特征，同时，又不失去现象本身所特具的具体性、生动性与丰富性。
“典型现象”是王瑶先生文学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很多文章中都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式作过精彩的阐发。例如，在一篇题为“希望看到这样一本书”的文章里，他又提出了“从一个人看一个世界”的主张；对于“一个人”（一个作家）可以有两种考察方式：“如果只把他们的主张和行为单独地作为孤立现象来考察，那么这些只是个别历史人物的贡献和成就”；如果把“一个王瑶：《关于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断想》，《王瑶文集》第5卷，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页6、7。
王瑶：《关于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断想》，《王瑶文集》第5卷，页6、7。
人”看作是在他的身上体现了特定时代的某些特征的“一个人”与一个“时代”
的统一体，那么，这个“人”就成为一个“典型现象”：当选定从这“一个人”看“一个世界”时，对这个“人”就已经进行了某一程度的抽象，但这种抽象又不离开其个别特征的丰富性。王瑶先生认为，这种“通过某一审视点来总揽全局”
的方法，也即是“通过典型的历史现象的角度来综述这一时期文学史的全貌”，“可能是既具体有征又能体现发展的轨迹”，是最能满足文学史的要求的。值得注意的是，王瑶先生还多次指出，他的典型现象理论是直接受到鲁迅的启示，并且是以鲁迅的文学史研究为楷模的。他非常重视由许寿棠公布的鲁迅未完成的中国文学史写作计划，并作了这样的阐述：“（鲁迅）把六朝文学的一章定名为‘酒·药·女·佛’，关于酒和药同文学的关系，我们已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得知梗概，女和佛当然是指弥漫于齐梁的宫体诗和崇尚佛教以及佛教翻译文学的影响，这四个字指的都是文学现象，但它既和时代背景和社会思潮有联系，又和文人的生活与作品有联系，是可以反映和概括中古文学史的特征的。他把讲唐代文学的一章取名为‘廊庙与山林’，那是根据作家在朝或在野而对现实采取不同的态度和倾向加以概括的，其意盖略近于他的一篇讲演的题目《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目的是由作家的不同的社会地位来分析作品的不同倾向的。他善于捕捉普遍性的能够反映本质意义的典型现象来论述，其中就体现了规律性的认识。”从王瑶先生对鲁迅文学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的上述总结，再结合王瑶先生自己的研究实践（这主要体现在他的《中古文学史论》一书中，如《玄学与清谈》、《小说与方术》、《文人与酒》、《论希企隐逸之风》等章），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鲁迅，还是王瑶先生，对历史上的文学现象的把握都有三个侧重点：一是文学自身的发展，二是作为文学创作的主体的作家（生活方式，情感方式，思维方式，心态，等等），三是文学发展的文化背景（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民情风俗对文学的影响，文化各领域各学科与文学的关系等等）。这里，显然抓住了两个中介环节：一是“文化”作为最终决定文学发展的“社会经济状况”与“文学”之间的中介，一是作家的“主体精神结构（情感，思维，心态，等等）”作为影响、制约作家创作的“文化背景”与王瑶：《希望看到这样一本书》，《王瑶文集》第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页48。
王瑶：《关于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断想》，《王瑶文集》第5卷，页6、7。
略谈“典型现象”的理论与运用397作品“文本结构”之间的中介。而在把握这些环节时，鲁迅与受他影响的王瑶先生又总是从具体可征的现象形态的基本元素入手，如“酒”、“药”、“佛”、“女”之类；所选择的这些基本元素都具有典型性的特征，或能体现特定时期的文学特征（如“女”所象征的宫体诗的繁荣），或文人、作家精神的特殊风貌（如“酒”所象征的颓废、隐逸之风），或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影响文学发展的诸文化因素中起着决定作用的环节，有人称之为“文化焦点”（如“佛”所象征的佛教与佛经翻译的影响）。这些典型现象（元素）自然是从大量的文学现象的比较、分析中提炼出来的，以此作为切入口，进行深入的、多层次、多侧面的开掘，就能做到“抓住一点，而总揽全局”，以“小（具体而精微）”见“大（时代文学风貌）”：这正是文学史的写法。
（二）
以上，是对王瑶先生的“典型现象”的方法论及其来源（对鲁迅研究经验的总结），所作的简单介绍。应该说，他的这一方法论对大陆的现代文学研究是有影响的；作为王瑶先生的学生，我自己多年来也一直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试验。
下面，将结合我自己的研究实践，谈谈我的一些体会与思考。
首先要说的是，在具体操作实践中，典型现象的功能与把握方式、途径又是多样的，并无固定的法式，在这方面有相当广阔的创造余地。这些年我主要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尝试：
一、十数年来，我作了三位现代作家的研究，也可以说是解剖了三只“麻雀”：鲁迅、周作人与曹禺。在研究方法上我考虑得最多的，即是如何最充分地显示这三位作家不可重复的个性，同时又揭示出其内在的典型性、代表性，做到王瑶先生所要求的“从一个人看一个世界”。这里，似乎有一个认识过程：在最初的个案研究中，我已经隐隐地感觉到，周氏兄弟几乎是领导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两大主要潮流，抓住他们两个“审视点”，是可以“总揽（现代文学的）全参看王依民：《文化焦点·心态·文学史》，收《先驱者的足迹》，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页66—68。
局”的；随着研究的深入，我的这一思路愈加明晰，在最近所写的一篇文章里，提出了这样的看法：周氏兄弟的不同的文化选择与生命形态，不仅代表了20世纪中国人的生存危机，以及向这危机挑战的两种不同的范本，而且也体现了人类天性中的两个根本对立的特性———在后一点上，可以把周氏兄弟看作是类似“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那样的超越国家、民族与时代的人性的典型。我想，按照这样的思路去研究周氏兄弟，即把他们当作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以至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典型现象”，既揭示各自现象形态的具体性、个人性，又将其典型化、符号化，揭示其内在的象征意义：这或许是可以打开周氏兄弟研究的一个新的途径吧。
但任何典型都有其局限性，存在某些涵盖不了的盲点。周氏兄弟也是如此：他们都是历史的强者，也必然是历史的孤独者，他们的许多历史选择与行为几乎是无可也无人效仿的。因此，在研究了周氏兄弟之后，我还必须再寻找一个历史的弱者的典型，在“他”身上显现了大多数人、知识分子难免的人性的、知识分子的弱点，他的历史选择与生存状态、生存困境也就具有更大的普遍性与典型性。曹禺就是在这样的理论与方法的设想、要求下，进入我的研究视野的，于是有了《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一书的写作。
以上对三位作家的研究都是将对象从复杂的历史过程中抽取出来作抽样的、解剖麻雀式的标本分析；在达到了对历史与文学发展中的典型现象的具体把握之后，还必须再把这些典型现象还原到复杂的历史程序与联系中去总揽全局。于是又提出了进一步研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探讨其与世界知识分子的内在精神联系的课题。这显然是在追求时间与空间的更大跨度，更广泛的历史概括性、抽象性，以至某种形而上的哲学意味。但同时也就面临着一个陷阱：弄不好，会坠入理性的抽象王国，成为脱离现实的单纯的精神思辨；或者成为材料的拼凑，浮泛的空论。这时，仍是王瑶先生的典型现象理论提示了我：必须找到“具体可征”的“审视点”。经过反复的研究，我终于选择了“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这两个文学典型。———他们正是我所需要的具体与抽象、个别性与概括性、一般性的统一：作为文学形象，自然是具体，个别，有血有肉的；但他们却概括了人（知识分子）本性的两个不同侧面，具有显然的象征钱理群：《有意味的参照———读孙郁〈鲁迅与周作人〉（手稿）》。
略谈“典型现象”的理论与运用399性，自然有助于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的把握；这两个形象从西向东的移动、传播过程中，不同国家、民族（由诞生地的英国、西班牙，到作为中介的德国、俄国，直到中国），不同时代（从17世纪到20世纪）的知识分子（从狄更斯到哥德、海涅，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到鲁迅、周作人，等等）对这两个文学形象的评价、阐释，都是具体的，并且可以作实证考察、研究，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的，而同时又可以从中提炼、概括出人类知识分子的精神共性与内在的精神联系。这样，“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在我的研究课题里，就成了一个文学典型现象，人性的、哲学的普遍抽象的生命命题（如本书所讨论的理想与现实、信仰与怀疑、个体与群体、思想与行动等等）获得了可感的生命载体，抽象的精神现象的研究与具体的实证的研究获得了有机的统一。———这正是我在《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一书中所追求的。以后，在《1948：天地玄黄》一书的写作中，这样的“从一个人看一个世界”的思路又进一步发展为“从一个年代看一个时代”。我原先给自己选择的课题是“四十年代文学史”这样一个断代史的题目，而且是一个多卷本的计划：打算分成“文学思潮、文化背景”、“作家的生活与精神研究”、“文学本体发展研究”、“主要作家、作品点评”、“年表”等五卷来写。这样一个文学史的写作构想尽管规模很大，面面俱到，却因此而失去特色：仍然摆脱不了“文学背景＋作家、作品”的框架。
我为此而苦恼不已，迟迟不能动笔。当谢冕先生向我提出选择有代表性的十个年头，写多卷本《百年文学史》的计划时，我立刻意识到：这是对王瑶先生典型现象研究的一个发展，正是我所要追求的。———不是面面俱到，平铺直叙，而是突入“一个审视点”而“揽全局”。关注一个年代，就更集中，更具有历史的具体性与可操作性，可以把容易为大文学史所忽略或省略的人与事，历史细节纳入视野，如一本书（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出版经过，一份杂志（如《大众文艺丛刊》）创刊的里里外外，一位作家（如朱自清）逝世的前前后后，以至这个年代普通人、一般知识分子读什么书，喜欢听什么音乐，看什么电影，街头巷尾流传什么笑话……这样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细节，都具体入微而生动形象地进入了我们的文学史叙述。这正是意味着历史观念的悄悄变化：人们更加关注的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人（包括知识分子，作家）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存在。从另一方面说，对特定历史年代的选择本身，就已经经过了或一程度的概括，例如，选择“1948年”作为历史叙述的切入口，就是因为这一年正是20世纪历史（也包括400中国现代文学史论文学史）上的两个时代，一个将亡未亡，一个将生未生，进行最后的生死搏斗的一年，抓住这一年，不仅可以展示中国文学从40年代以来，特别是1945年以来发展的趋向，而且决定以后（1949年，以及1949年以后）中国文学发展方向的一些基本因素已经孕育于这一年文学的发展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1948年文学”本身就已经构成了一种典型的文学现象，人们确实可以从这一个年代看到整个时代的文学。
二、在进行《心灵的探寻》一书写作的研究方法的设计时，我在王瑶先生的典型现象理论的指导启示下，提出了“单位观念”、“单位意象”的概念与操作设想：“每一个有独创性的思想家与文学家，总是有自己惯用的、几乎已成为不自觉的心理习惯的、反复出现的观念（包括范畴）、意象；正是在这些观念、意象里，凝聚着作家对于生活独特的观察、感受与认识，表现着作家独特的精神世界与艺术世界，它打上了如此鲜明的作家个性的印记，以至于可以在其上直接冠以‘×××的意象’、‘×××的观念’，从而构成了我们所要紧紧抓住的最能体现作者个性本质的‘典型现象’。而作家作为一个语言艺术家，他的独特观念、意象总是通过独特的语言（词语）表现出来的。由此而产生了如下研究路线：从作家在作品中惯用的、反复出现的词语入手，找出作家独特的单位意象、单位观念（包括范畴）；然后，对单位意象、单位观念进行深入的多层次的开掘，揭示其内在的哲学、心理学、伦理学、历史学、美学等丰富内涵，并挖掘出其中所积淀的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的多种因子，以达到对作家与古今中外广大世界息息相通的独特的精神世界与艺术世界的具体把握。”———以后这成为我的现代文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所谓作家的单位意象、单位观念因其功能、意义的不同，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