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0月27—28日，30日—11月1日上午写毕44中国现代文学史论有承担的一代学人，有承担的学术———纪念田仲济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缅怀田仲济先生对现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研究这门学科的贡献。我以为，先生的贡献主要在三个方面。
（一）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杂文家田仲济先生首先是现代文学史，特别是抗战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杂文家。
我注意到，先生在其所著《中国抗战文艺史》中，论及抗战时期的杂文创作时，以史家之笔这样写道：其代表作家，“有唐、徐懋庸、聂绀弩、宋云彬、田仲济、丁易、秦似等”。这一判断，经过历史的检验，已基本上成为学术界的一个共识，田先生杂文创作的历史地位也由此而确立，无须再多作论证了。我想补充的是，田仲济先生同时还是一位重要的杂文理论家。他在1942年的专著《杂文的艺术和修养》（收《田仲济文集》第3卷）里，就特地提到：“杂文这一名词，已渐渐由为人轻蔑而转为被人注意了”，“但关于这一部门的理论却几乎还‘绝无仅有’”，可见他是有着从事杂文理论建设的高度自觉的。今天重读田先生这部开创之作，仍很受启发。我以为田先生的杂文观有三点很值得注意，并有助于我们对田先生自己的杂文创作的理解。
首先是他强调杂文“正面短兵相接的战斗性”，特别是他提出，杂文是杂文家（他以高尔基为例）“‘用一个公民的资格’来对社会所说的话，也是为他自己的理想而战斗的战绩”（《高尔基的社会论文》，收《文集》第3卷）。田先生这里有承担的一代学人，有承担的学术45强调的是杂文所具有的现代“公民”言说的特质，我理解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言说，借用鲁迅的概念，也就是“精神界之战士”的言说。田先生之所以首先选择杂文创作，所看重的正是杂文这样的言说特质。可以说，这是他终于找到的对社会发言的最好形式。从另一个角度说，田先生的杂文的内在魅力也正源于他的“现代公民”、“公共知识分子”、“精神界之战士”
的精神魅力。我在14年前写《真的人和真的杂文———读〈田仲济杂文集〉所引起的思考》（文收《压在心上的坟》，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时，就为其从“奴隶状态”中挣扎而出的独立人格，“博大而仁爱的胸襟”，“没有半点道学家气”
的“对人性的矛盾，包括人性弱点的深切理解”所震撼；现在，我终于明白：这样的人与文的魅力是由田仲济先生及他那一代人，作为“一个勇猛的社会的战士而存在”（《唐及其〈投影集〉》，收《文集》第3卷）的生命存在方式所决定的；他和他们的杂文，就是这样的生命存在的一种外在的文学表现。
其次，田先生也非常重视杂文形式本身的特点，他反复强调的是“杂文思维”，以为这是杂文的特质所在：杂文家总是“以如炬的目光，把每个问题都看到内层，不为表皮的形象所欺骗；每件事情，在别人不注意的时候，杂文的作者却注意到”：杂文家的“独到的见解”，“不是奇异而是从平常事物中看出来的，大家都忽略了的真理。一说出便使人人觉着是至情至理。在未经指出前，却大家习于平日的看法，拘于传统的观念，都忽略了，谁也不注意，谁也不详察”
（《略论杂文的特质》，收《文集》第3卷）。在我看来，田先生的杂文之所以在抗战时期脱颖而出，也正有赖于他在“杂文思维”上的自觉追求。在前述文章里，我也是在几篇杂文的细读中发现了先生作为“杂文家”所“特有的思想穿透力”，因而“能够探微发隐，从表面看到内底，从正面看出反面（即田先生所说从‘美丽的传统’背后看见‘血淋淋的故事’），揭示出被有意无意遮蔽着的事物的真相或另一面”。这都是为“僵硬的、绝对的直线思维”所束缚的作者所难以达到的真正的“杂文境界”。
田仲济先生对杂文形式也有很高的要求。他说：“杂文形式上的特质是隽冷和挺峭，这是配合了它的内容而产生的形式。这种隽冷的字句，挺峭的风格的形式，是那末自然，丝毫没有刻画的痕迹，格式又是那么多样的，且灵活而自如。”（《略论杂文的特质》）这也是我读田先生的杂文最为倾心之处：在这“自然”、“自如”、“灵活”、“多样”里，正充盈着一种自由感：思想的自由，精神的自46中国现代文学史论由与文体的自由。
这正是田仲济先生的杂文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这是“真的杂文”，因为它是由“真的人”所创造的。但我由此而想到的问题却是：“为什么田仲济先生那一代有杂文，而我们这一代则无？”这其实是我的那篇文章的原题，也是我在座谈会上讲话的题目，是我最想讲的话：我们这一代人已经被彻底改造了，“我们的内心世界变得如此地狭窄，猥琐，麻木和僵化”，没有了“真的人”，哪里来“真的杂文”？这也是我读田先生的杂文受到心灵震撼的原因所在。
这次重读，我又有了新的震撼：田先生晚年在为自己的杂文集写的“后序”
（收《文集》第2卷）里，回顾一生和杂文的关系，竟然用了“纠缠”一词。先生谈到，40年代杂文写得最多，却不想“惹起了不少的麻烦”，“有的说揭了他隐私，更有的说诬陷了他，还有的说损害了他的名誉了。有的骂街，有的到处告状”，等等。50年代以后，是所谓“明朗的天”了，却没有想到一篇《雅量》却引来弥天大罪：“为反党的彭德怀鸣不平，攻击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如一把剑高悬头顶，直到“文革”结束。杂文写作就这样和田先生的生命和人生命运发生了如此的纠缠，这确有惊心动魄之处，但我们也因此懂得了田仲济先生对杂文的情有独钟，或者说，杂文对于田先生的人生与学术的意义。
这就说到了田先生与杂文的另一层关系：他不仅如前所说，是杂文的写作者，杂文理论的创建者之一，而且还是现代杂文史研究的开创者之一。这样，田先生在中国现代杂文史上，就占据了一个特殊的地位：他既直接参与了中国现代杂文的创造，现代杂文运动的推动，同时又是杂文史的研究者。而如樊骏先生所说，这恰恰是“现代中国相当普遍的文化现象”。我们很容易就由田仲济先生而联想起唐先生、陈瘦竹先生、贾植芳先生等我们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前辈，他们都曾主要是作家（杂文家，散文家，小说家，剧作家），以后才走上研究之路。“兼作家与学者于一身，综合理论探讨和历史考察于一体，美学分析和社会透视并重”，就成为他们的“显著特点和突出优势”（樊骏：《陈瘦竹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贡献》）。———应该说，这样的特点与优势在田仲济先生这里也是表现得十分充分的。
我们实际上已经讨论到了田先生的学术贡献———有承担的一代学人，有承担的学术47（二）现代文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田仲济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开创性贡献，在我看来，主要在两个方面。
人们首先想到的，自然是田先生写于1946年，并以“蓝海”的笔名发表、出版的《中国抗战文艺史》。这已经成为现代文学研究史上的经典著作，特别是研究抗战文学史必读的入门书。我在90年代中期开始进入四十年代文学研究时，也是从研读这本书开始的。这本书写在抗战后的第二年，也就是说，这是对刚刚结束的历史的一个历史的叙述与总结，这是“当代人写当代史”。这是需要胆识的。或许因为缺少历史的距离而造成某些局限，但其价值也恰恰在这里：因此保留了历史原汁原味的新鲜感、生命感，历史具体形态的精微之处的特殊感悟与把握，这都是后来者单凭历史典籍的阅读所难以达到的；或许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研究，是必然从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历史经验事实出发的，它的历史总结、概括，以至它的历史叙述的结构、方式，都建立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之上，而不是从书本、概念、理论、意识形态出发，把历史事实强纳入某一既定理论框架、意识形态之内，而后者正是许多从书本到书本的研究者极容易落入的陷阱。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有些看起来既有完备的理论体系、严整的结构，也不缺乏历史材料的著作，反而有“失真”之感的原因所在。田先生在《中国抗战文艺史》的“后记”中把避免“失真”作为他的努力目标，说明他是自觉地从历史事实出发，忠实于自己的真实感受，力图保存历史的真实面貌的。我们今天读田先生的这本写在历史当时的文学史著作，感受最深的，最有兴趣的，也是这一点。
刚才杨义先生在发言中谈到，本书的历史叙述，是从“通俗文艺与新型文艺”、“报告文学”谈起，再说“小说”、“戏剧”、“诗歌”的，这和通常的以雅文学为主，至多顺便谈及通俗文学的叙述是很不一样的，和“先小说、诗歌，后散文、戏剧”
的叙述次序也很不一样，原因就在于田先生关注的，是抗战文艺的“事实是怎样的”，而无雅俗之分的偏见，更不为文学教科书通常有的文体等级观念所支配。
今天已经看得很清楚，田先生对通俗文学的强调，对报告文学这样的新型文艺形式的重视，都是抓住了抗战文艺的特点的。
直到晚年，田先生谈及抗战文学时，也还是这样提出问题：“抗战给了文学些什么”（《关于抗战文学的思考》，收《文集》第3卷），这可以说是田先生研究抗战文学的着力点，也是最能给今天的研究者以启发的。他首先强调，战争大大加强了现代文学的“时代性”，即文学与时代的血肉联系，使得抗战文学具有“时代的纪念碑”的特性，并且由此而加深了对新文艺的认识：它“确确实实是生长在我们中国自己土壤中的，而不是如一些人所说的，是从外国庭苑里移植来的花草”。其次，田先生特别重视抗战文学“促进民族内部改造”的作用与功能，强调“只有通过这个内部的改造过程，人民大众底觉醒和成长过程，才能够得到对外抗战的民族力量的成长”。其三，在田先生看来，抗战文艺对新文艺发展的最大贡献，是“战争把文艺由亭子间，由文化中心的都市中带到了广阔而自由的天地中”，不但促进了地方文艺的发展，形成了文化发展的多中心，而且大大加强了新文艺与中国普通民众的联系，开始出现了民众对文艺的参与，并由此形成了中国文艺理论的特殊命题，如“提高与普及”、“中国化与民族形式”
等。其四，田先生还反复强调了“民主与文艺”的关系问题，在他看来，这是抗战文艺发展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民主，一切文艺都会枯萎而死。”因此，他专门立题讨论1944年以后大后方“民主运动的高扬”（这恰恰是今天的许多抗战文艺叙述所忽略的），把“民主与文艺”列为抗战“文艺理论的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并且强调“在中国近代史上，像今天这样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强烈地，一致地要求政治上的民主和自由，是空前的”———田仲济先生以此语结束他的《中国抗战文艺史》的历史叙述，自是意味深长：既是对历史经验的基本总结，也是对现实中国问题的一个回应，同时更是他对未来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期待。尽管以后的历史走了一条田先生和他的同代人都没有预计到的远为曲折的路，但当年的呼唤已经经过了历史的检验而永远给后来者以启迪。这也是他的这部历史著作的生命力所在。
这里，我还要单独提出讨论的，是田仲济先生对抗战文艺的观照，有一个特殊的侧重点，即抗战文学适应战争动员的需要所创造的新文体。据田先生晚年的回忆，他在准备《中国抗战文艺史》的写作，收集资料时，最初接触到的，是“迎面而来的许许多多短小活泼的反映抗战新生活的文章，有的是早已有的形式，如报告、速写、剪影、素描———也有罕见的新的形式，如活报剧、演讲稿等，数量都很多，反映了抗战开始后，丰富、紧张而又热气腾腾的生活”。他因此而改有承担的一代学人，有承担的学术49变写作计划，“先着手收集文艺的新的样式”，并经整理分析，写出了《新型文艺教程》一书（1940年出版，收《文集》第4卷）。对文体新样式新创造的这种敏感与热情，在我看来，这是最能显示田仲济先生作为文艺理论家与文学史家的眼光与素质的，而且，如前文所说，是表现了他没有任何文体等级意识的胸襟的。
正是这一点，构成了他的《中国抗战文艺史》的最大特色，不仅以文体叙述为全书的主要内容，并以“通俗文艺与新型文艺”作为叙述的开端，而且单独列章讨论“长足进展的报告文学”，在“戏剧的高潮”一章里，也是将话剧创作与“平剧的改编与重写”、“新歌剧的萌芽”一起进行讨论。这样的文学史研究中的文体意识，而且是开放的文体意识，对今天的研究也许是特别有启示意义的。
对文体发展的持续关注，这实际上构成了田仲济先生的现代文学研究的最大特色与亮点。因此，就有了田先生的第二个方面的贡献：他不仅是抗战文艺史研究的开拓者，而且是现代杂文史与报告文学史研究的开创者之一。田先生对杂文史的关注与研究，我们在前面已有讨论。这里要说的是，田先生对报告文学史的研究，前后延续了大半个世纪：40年代，他在《中国抗战文艺史》中对报告文学的专章讨论，奠定了研究基础；60年代，他主持编选《特写报告选集》，所写的长篇序言《特写报告发展的一个轮廓》（收《文集》第3卷），可以视为对报告文学发展史的一次完整叙述与总结；80年代，他作为《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一辑第一分册的主编，写了长篇序言《我国报告文学历史发展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收《文集》第3卷，第2卷）；90年代，他又主持《〈中国新文艺大系·1937—1949散文、杂文集〉》的编选，并写“序言”和“后记”（收《文集》第2卷），对报告文学史的史实作了更精细的考释，对中国报告文学的特质，作了更深入的阐释。这样的几十年如一日的关注，不仅令人感动，更引人深思。这样的关注显然是以他的独特的“报告文学观”为支撑的。他在有关论述中反复强调两点：一是“迅速而比较直接地反映社会和政治问题”，是“特写报告突出的特点”，它的“实际力量在于全面地拒绝（对）现实的逃避”；二是报告文学“是一种新的文学，年轻的文学”，它是“从其他文学形式蜕变成功的：是新闻通讯渗入了形象化的表现方法；是散文渗入了新闻性和战斗性；是小说限制在了真人真事上”（《特写报告发展的一个轮廓》，收《文集》第3卷）。这里，对现实的关怀和参与，以及文学形式的创新，如前所说，都是田先生的文学观念、学术思想的核心理念；和对杂文的关注一样，田先生对报告文学的巨大热情，同样是出于对50中国现代文学史论自己的基本理念的坚守。